近日，吴先生（化名）在健身房锻炼时，一名女子突然举着手机走到他面前，当众警告他“不要再去偷拍她”，说完转身离开。吴先生觉得莫名其妙，随即报警处理。他表示，警方根据健身记录、行程信息等核查后发现，女方所指的部分偷拍日期与他的行程并不相符。整件事最终以对方在电话里的一句口头道歉收场。
吴先生向记者提供的报警回执单
“我当时戴着耳机，脑子比较空白，甚至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吴先生告诉记者，摘下耳机后他才听清，对方称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偷拍过她好几次。当时哑铃区周围有十几个人，他反应过来后当场想把手机递给对方查看，“她甚至直接不看，转身就走。”
事情发生后，吴先生先找店长调取监控，健身房配合固定了录像证据，但表示无法处理纠纷本身，他随即报警。“警方告知我，双方纠纷涉及名誉权问题，通常需要通过民事途径解决，公安机关无法直接处理民事赔偿责任。”吴先生说，他向警方提供手机内容供核查，未发现相关偷拍视频或照片；女方在通话中提出的一个偷拍日期是4月份的某天，“我那天根本连馆都没进。”在警方牵头下，他提出道歉、删除录像、消除影响三点诉求，最终对方只在电话里做了口头道歉并称当天没按到录制键，并未实际拍摄，但通话中仍坚持此前吴先生偷拍的说法。记者注意到，报警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这名女子使用的健身卡并非本人所有，警方最终通过现场信息核实了涉事女子的身份。
眼下吴先生并不打算立即起诉，他有自己的顾虑，“进一步维权反而是把事情扩大化。”他也提到，这几年被指偷拍、被指后陷入长期诉讼的案例并不少，周期和代价都摆在那里，“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人力成本都得自己付，也不一定有个好结果。”
真正让他难以接受的，是维权的成本。“她凭一张嘴就能说我偷拍，我要澄清，就得找店长调监控、报警、把行程记录翻出来，一样一样去证明。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吴先生说，自己当天就把事情处理完了，影响还算小，“但对方这种连证据都没有的凭空指控，最后却没有对应的惩罚手段，这太不合理了。”
女子离开后，吴先生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样一起没有上网发酵、只发生在健身房内的当众指控，算不算侵权？漫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郑刚告诉记者，“没造成实际影响”并不是不侵权的挡箭牌。名誉权保护的核心是社会评价，而社会评价降低并不以大规模传播或实际损失为前提。“在健身房这样人来人往的场合当众指人偷拍，即便没上网，也足以让在场的人对当事人的品行产生怀疑，可能构成侵权。”郑刚说，影响范围小，更多影响的是赔偿数额，而不改变侵权的定性。
吴先生被卷入偷拍指控后，为证明不存在相关行为而配合调查。对此郑刚指出，名誉权纠纷原则上是“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本应由提出指控的一方承担，在调查阶段先向被指控方核查材料，是出于查清事实和效率的考虑，并不等于举证责任由他承担。他建议吴先生保存好出警记录、监控录像和行程材料，这些都是起诉其名誉侵权的有力证据。
至于吴先生所说的“没有对应的惩罚手段”，郑刚认为并非全无出口：女子在有数十人在场的场合公然指控，符合公然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的特征，可能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当事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书面提出行政处罚的请求。但能否认定情节较重进而处罚，仍取决于公安机关裁量。“如果不打算走诉讼，单靠治安处罚这条路，性价比并不高。”
见习记者 何子尧
延伸阅读
“男子地铁被疑偷拍案”当事人申请再审被驳回，称后续会起诉造黄谣网友
6月10日，此前备受社会关注的成都男子地铁被怀疑偷拍案有了最新消息。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从该案当事男子何先生处获悉，他此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
何先生表示，他收到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裁定书显示，何先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驳回何先生的再审申请。
何先生称，至此该案在法律层面已经彻底结束，距离事发那天刚好满三年。“后续我还会起诉有些网友利用AI造我黄谣的事情。”
图为当事人何先生
据本报此前报道，2023年6月，何先生乘坐地铁被怀疑用鞋面偷拍女性乘客，并被要求当众脱鞋、脱袜自证清白，后被架出车厢，单脚站立在人来人往的扶梯处等候警察。虽然后来警方经过调查，证实他并未偷拍，但当初指认他的两名女生并未对其诚恳道歉。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何先生将涉事女生和成都地铁诉至法院。
2023年12月，该案一审宣判，对何某某要求罗某某、曾某某、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刊登道歉声明、连续十天在案涉地铁站宣读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5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何先生不满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被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二审判决结果出来后，何先生曾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他无法理解、难以接受，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寻求法律途径，“可能会向更高一级法院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