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9月8日，董建华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董建华先生遗像

近日，曾在董建华任内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追忆了与董建华共事的岁月。他说，董建华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恩师。大家公认董建华是个好人，但他更是一位始终坚守“以德服人”、行德政的领导者。

梁锦松说，董建华在任时，周围充满了各种批评和质疑之声。但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人越来越认识到，他所做的很多事都是对的。他主导的教育改革、CEPA、自由行等政策都富有远见卓识，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落实“一国两制”，实现平稳过渡。“这个是不能低估的，因为当时的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困难外人很难想象。这是历史上要浓浓记他一笔的。”

董建华（右）与梁锦松（资料图） 图/中新

“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与董建华是因何结缘的？

梁锦松：董家对我有恩。1971年秋董建华先生的父亲董浩云给了我一个奖学金，我得以登上他的“宇宙学府”邮轮环游世界。这次游学把我的眼界开了，把我的英语口语练好了，还把我的爱国情怀巩固了。因为当时正值新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船到南非时，本来南非是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但餐厅把我当作“荣誉白人”接待了。我深受震撼，就觉得国家一定要强，不然的话华人在哪里都没有地位。

这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后来，董建华说他决定参选特首，希望我支持他，我一口答应；他要我参加行政会议，做“非官守成员”（即非官方成员），我一口答应；再后来他要提名我当财政司司长，问我要不要回去想一想，我说“不用想”，一口答应。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他当选特首以后，跟你谈起香港怎么样才叫成功，你说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令全世界的资金都来香港投资，一个是令各地的人才都愿意到香港来工作。

梁锦松：我一向都这么说。香港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聚才和聚财，而且“才”比“财”更重要，因为人才在的地方钱都会跟着来。

我1993年到1998年担任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主席。这个机构的职责是协助政府分配给公立大学的拨款，在监管资金的同时也是在监管大学的运作。1997年我加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工作重点也在教育领域。因此一直以来我都对教育很关注，一说就兴奋。董建华很重视教育，他担任特首之初就强调：“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

1997年香港推行母语教学，约七成公立中学逐步实行中文授课。我向董建华建议，大学除了中文科之外，其他科还是继续用英文教学。因为当时我们参考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立国之后大学改用了马来语教学，在国际上的排名就跌了好多。毕竟，英语是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香港既然实行“一国两制”，我们就应该因地制宜，大学还是用英语教学。董先生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就延续了下来，到今天香港的大学还是用英语教学的。

1998年，董先生要我担任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支持下，我们开始设计“千禧教改”方案。主要方向是强调通识教育，将原来的英式学制3（初中）—2（高中）—2（预科）—3（本科），改为3（初中）—3（高中）—4（本科），跟内地一致，也能对接美加等主要国家的四年制本科。并且鼓励高校从全球招聘师资，扩大非本地生学额，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我们还建议设立“高等教育配对基金”，由大学自行争取筹款，每获一元社会捐款，政府加增一元补贴。如此一来就可改变过去平均分配资金的模式，表现优秀的院校和学科可获得更多资源，以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董先生听了马上表示支持。这个基金对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生态影响很大。

这些后来逐步落地的教改方案，可以说奠定了香港现在的教育框架以及香港高等院校的国际地位。你也知道，香港一个小小的城市，我们有5所大学在全球QS排名100名之内，这在全球其他城市都是没有的。香港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国际高教中心，我觉得董先生功不可没。

董建华资料图

“既然是我做出来的，我就在我任内解决掉”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与董建华的接触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梁锦松：我2001年5月接手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当年的财政预算已经宣读了，新财年的预计财政赤字是30亿港元。但后来我们“埋单”的时候，实际是600多亿，差了20倍。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并与本地经济增长率相适应。而从1997年到2001年，政府开支占名义GDP的比例从13%左右增加到17%，增长了4个点，与经济增长率是不相匹配的。

当然有人会说，财政赤字每个政府都有，香港用得着这样紧张吗？但是香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我们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因为如果汇率不稳定，就很难成为金融中心。为了不让投机者来冲击我们的联系汇率，我们一定要把财政赤字控制住。

我跟董建华说，这个赤字是我们这四年做出来的，我就问你一句，你希望是在你任内解决，还是留给下一任解决。他说，既然是我做出来的，我就在我任内把它解决掉。我说行，其他让我来做。

我们首先是砍公务员薪水，提出公务员整体减薪4.75%，后来改为不同级别按不同比例减。之后我又跟董先生说，其实每个部门都有很多fat可以瘦身，所以2003年初又提出，到2006年把公务员编制减10%。但是我不去决定砍什么，每个部门就给它一个overall的信封。后来就通过自然流失、自动退休等方式，减少了冗员。

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的楼价就掉了65%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缩编、减公务员薪酬，可想而知反对之声是很大的，但是至少把港元稳定下来了。只是没有预料到，2003年3月SARS就暴发了。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把董先生的名望影响了。我当时无知者无畏，还是对他心存愧疚的。

中国新闻周刊：SARS之后，就出台了自由行和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举措？

梁锦松：对。SARS出来后，我们要怎么样来救经济？第一招，我们就到北京去寻求支持，去跟有关部门谈，希望争取更多的内地人来香港旅游。当时还没有“自由行”这个词，就是放宽了内地到香港旅游的限制。

2003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商务部共同签署了CEPA。董先生也在场见证了。CEPA跟自由行把内地跟香港的经济拉近了，这可以说也是董先生任内的主要政绩之一。

“都顶过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董建华工作起来是“711”，是这样吗？

梁锦松：是的，他确实是工作狂。后来夫人要他早点睡觉，他就没有工作到那么晚了，而是改成早晨4点起床，喝了咖啡后就开始看文件，看得很细，然后开始打电话。他第一次打给我的时候才7点，我在睡梦中抓起电话说“Hello”，他说：“对不起，阿松，你是不是还没起床？”以后才改为8点以后打。

中国新闻周刊：也有人认为他过于亲力亲为了，你怎么看？

梁锦松：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是经过巨大挫折的，家族企业曾濒临破产，所以他责任心特别强。我跟他说，有些很细节的东西你交给我们吧，你看得比我还细！你该出去抱小孩，跟老人家握手，多在电视上出现，多争取民意。可他不习惯做这些事情，他说他要做实事。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各界对董建华的评价更积极了，有这样一种趋势吗？

梁锦松：是的。历史总是这样的。当时处于过渡期，内地的经济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很多从港英时期过来的人对内地抱有疑虑。现在回头看，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错了。但当时对很多问题都还没有看清楚，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董先生领导的新政府，不了解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内因有外因。

当时整个班子是港英时期原来的公务员班子，后来再加上我们几个空降来的新丁。我们都很有理想，但是理想不一定能落地。董先生经常说要“以德服人”，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很多人愿意跟着他。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光以德服人是不够的，要恩威并济。

很多人把董先生看作“老好人”。他为什么给人家这种感觉？因为他广东话不够好，有时说得结结巴巴的，而且他出言谨慎，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反应慢，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凡事深思熟虑的人，而且高瞻远瞩。他的国际视野很好，对长期趋势可能比我们都看得准。他有很多idea是很好的，包括要发展芯片产业等等。

当然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平稳过渡。很困难的内外部环境，还有金融风暴、港元受冲击、SARS……他都顶过来了。所以国家不是给他颁发了“‘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吗，这个奖是实至名归的。

记者：黄卫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