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赓
2026 年 11 月 12 日上午,英伟达官方发布公告: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与董事职务,即刻生效。
公告既没有写明黄仁勋的离职原因,更没有黄仁勋本人的发声,提到他的唯一一段话是 “感谢黄仁勋对公司和行业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英伟达官方公告发布之前三天,美国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上线了 “英伟达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的盘口,当时克雷斯的隐含赔率高达 45%。
截至发稿,这个盘口累计交易已经超过 400 万美元,选项总计 25 个人,所有人对应的赔率都低于 20%。此刻出任英伟达临时 CEO 的克雷斯,赔率已经下跌到 9%,甚至比黄仁勋重返 CEO 的赔率更低。
混乱的盘口,反映了当下黄仁勋离职留下的英伟达权力迷局:黄仁勋和英伟达所面临的各种指控还没有进入更具体的调查、审查流程;英伟达内部长期以来也没有对应的二把手;英伟达恰好还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没有之一。
Stephen Witt 和 Tae Kim 在 2024 年前后脚发布了The Thinking Machine 和 The Nvidia Way。两本书写的都是黄仁勋和英伟达,只不过前者更偏重写黄仁勋本人视角的时间轴,而后者更关注的是英伟达的经营和商业特色。
Witt 当时在书里,曾写下了一句现在看起来意味深长的观点:英伟达的经营状况,就是把一个巨大的、国家 GDP 规模级别的赌注,单押在当时 61 岁的黄仁勋身上。
这个潜在的危机在之后的 2 年多时间里没有爆,与之相反,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浪潮从大模型训练持续向 AI 应用落地、AI 工厂及基础设施建设延伸,英伟达凭借其在 GPU 算力硬件、软件平台与生态上的绝对统治力,业绩与利润大幅增长。英伟达的市值一度从 2024 年底的 3.5 万亿美元左右,飙升至 2026 年 10 月 6 日的 5.26 万亿美元峰值,直到黄仁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出局。
失去黄仁勋,英伟达和 AI 产业会损失什么?事件彻底结束之前,这笔账谁也算不清。
但过去 33 年,他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拿到并守住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这个关系曾经有多牢靠,如今解除就会有多痛苦。
不靠股权统治的英伟达
硅谷的头部科技公司,一直流行用 “小经济持股、大投票权” 的结构放大创始人的控制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 B 类股只占流通股本的 6.9%,却握有 58.9% 的投票权。佩奇与布林的投票权合计 52.7%,两人早已不参与日常经营,依然是决定性力量;最大外部股东贝莱德的投票权只有 2.5%。Anthropic 10 月 26 日递交的 S-1 显示,阿莫迪姐弟等七位联合创始人经济持股合计约 10%,却通过一家 “创始人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唯一一股 Class F 股,直接拿走 50.1% 的投票权。
与之相比,黄仁勋离职时在英伟达持股 3.58%,没有多层股权,也没有任何放大投票权的机制,黄仁勋的投票比例就只有 3.58%。
他的低持股比由来已久:1993 年公司注册时,三位创始人黄仁勋、普里姆、马拉考斯基每人掏 200 美元现金买自己的股份,各拿三分之一。到 1999 年 IPO,黄仁勋的持股已经摊薄到 7.9%。英伟达上市 27 年期间不断扩股,进一步把黄仁勋的股份摊薄到 3.58%。后来黄仁勋套现的股票,都是董事会历年奖励的新股份,总套现金额不过 29 亿美元,还不到他持股总价值的零头。
英伟达其他的股东中,前两大外部股东都是被动指数基金,先锋领航和贝莱德分别持股 7.31% 和 7.43%,他们按指数权重持股,平时不干预公司决策。但全体董事加上高管,合计持股也有 3.94%,已经超越黄仁勋的 3.58%。
英伟达的董事会也没有设置常见的 “防御机制”,例如限定每年董事会可更换的人数,又或者是对董事会分组分级。所有董事均在每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集体接受选举,每届任期为一年。制度上没有创始人绝对否决权。股东完全可以一次性换掉整个董事会,董事会可以一次性表决换掉 CEO,这些流程短时间内就可以合法完成。
也正是在如此松动的 “基座” 上,黄仁勋当了 33 年的唯一掌舵者。
2025 年 10 月英伟达内部管理名单首次被媒体曝光,黄仁勋的直接下属总计 36 名,分属战略、硬件、软件、AI、公关、网络七个职能板块,外加一名执行助理:硬件 9 人占四分之一,AI 与自动驾驶 7 人,公关有 3 人。这些人的头衔,主要是执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和副总裁,CFO、CTO、CIO 也都挂着执行副总裁的头衔。核心全部归拢到黄仁勋身上。
今年 1 月的播客里,黄仁勋顺嘴更新了 “直接汇报” 的人数,也顺便谈到了他对于自己、对公司未来 CEO 的想法。
彭博社:那这家公司的下一任 CEO 会是谁?
黄仁勋:“不会存在跟我一模一样的人。1993 年创办英伟达时,我对怎么当 CEO、怎么做战略、怎么造产品、怎么开创一个行业一无所知,所有这些是三十三年里我自己边学边练出来的。而且英伟达是我的孩子之一,我像对待孩子一样在乎它,别人无法直接拥有这样的感情。但我觉得公司内部并不缺乏人才,我现在有差不多 60 名直接汇报下属,他们中很多人都够格去别的公司当世界级的 CEO。我也在持续给他们分享我的决策,包括推理、成功、挫折、挑战、逆境。在我看来,英伟达目前也可以说有 61 个 CEO。”
上面黄仁勋所提到的 “61 个 CEO”,指的并不是马上可以上岗接替他的人。相反,这更多是一种候选的资格。在另一个问答中,他将下一个 CEO 的上位条件,限定为了 “自己挣”。
彭博社:你的儿子女儿都在英伟达,女婿管机器人业务,有说法称你女儿在继任序列上,是真的吗?
黄仁勋:“首先,我不会把这个职位塞给我的儿子女儿,一切都得他们自己去挣,那是一份很辛苦的、需要很多牺牲的工作。我现在真正希望的,是公司的下一任 CEO 已经在公司里。但愿 20 年后我还健康,还能让英伟达保持现在的地位。当然下一任 CEO 也必须靠自己争取。”
黄仁勋的意思是,接班的前提是有人能替代他、甚至超越他,而不是让他选择一个人把接力棒交下去。但这件事的难度,宛如登天。
Kim 在 The Nvidia Way 黄仁勋曾分享了他对于公司治理的底层逻辑:传统公司的金字塔,顶层高管、中间多层管理、底部一线员工,在他看来恰恰与孕育卓越相反。他把英伟达改成一台计算机的样子:金字塔被压平,成了一根短圆柱。公司按计算栈搭建,谁最擅长运行哪一层,谁就负责哪一层,头衔和位置无关。
用黄仁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mission is the boss,使命即老板”。
逻辑是先想清楚使命是什么,再把最好的技能、团队和资源接上去。顺着这个逻辑,英伟达没有事业部。销售、工程、运营按职能集中,人才是一个公共池,项目来了临时组队;每个项目指定一名 “队长”,直接向黄仁勋汇报。
一对一会议他也几乎不开,一是要单独排会,会拖慢所有人的节奏;其次,关起门来讲,等于剥夺初级员工旁听的机会。其他公司很难看到的画面,经常出现在英伟达总部之中。
2024 年 10 月的一次播客采访里,黄仁勋顺口提到自己几小时前开完的一个机器人例会:应届生、三位副总裁、两位高管班子成员同场,这些人当场一起做出选择。
到了每个季度的复盘,黄仁勋还要召集几百名业务负责人开大会,不用 PPT,用白板把业务讲清楚。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站出来挑战业务的底层逻辑,一直到战略决策。黄仁勋也会在现场,向站在白板前的那个人细细发问,提问常常要再画第二块白板才答得清。
英伟达的总部大楼里,几十间会议室的墙上都挂着白板。其中最重要的一间,是黄仁勋专用的会议室,门口没有名牌,没有特殊装饰,只是白板油性笔写下的东西比其他会议室更多更密。
白板主要沟通的是业务战略,内部的汇报沟通则通过另外一种特殊方式:每位员工定期发一封 Top 5 邮件,写明手头最重要的五件事,直送团队和高管,黄仁勋每天读约 100 封。
市场上的很多变化,一线员工能看见,黄仁勋和高管层还没看见;用黄仁勋自己的话来说:“明显的趋势谁都能抓到,我要在它还不明显的时候就抓住它。”
这套邮件制度是英伟达快速扩张的结果。公司小的时候,几十个人,黄仁勋跟所有层级的员工都能直接对谈;2010 年员工涨到 5,700 人,办公室铺开到北美、欧洲和亚洲,黄仁勋发现再没法稳定地照应到每个人,于是开始推行邮件制度。
这种穿透层级的直接过问,一路延伸到了大洋彼岸的新业务一线。
2015 年至 2020 年任职于英伟达、曾是中国智驾团队首个员工的贾鹏此前向晚点回忆,当时每人每周都要写 Top 5 邮件,黄仁勋每周都会抽一些亲自回复。贾鹏的邮件也被抽到过,聊起中国智驾业务时,黄仁勋态度很严厉,会直接追问:“为什么还没有量产?为什么还在 demo?” 并且会具体过问到底是芯片、硬件还是软件设计出了问题。
Kim 的书里记下了英伟达全球现场运营负责人普里的回忆。这位全球现场运营负责人进了英伟达内部才发现,“晚间会议” 在这里是常态而非例外。他开始在周末工作,圣诞夜还被迫参加一通电话会,议题是一次销售缺口,以及怎么把业务挽回。“没有哪段个人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不过这套要求对谁都一样,从底层员工一路向上直到黄仁勋本人,牺牲因此变得容易;用普里的话说,敬业和奋斗的氛围在整个组织里 “共振”。
黄仁勋自己就是最好的样本。贾鹏记得,黄仁勋的精力极其旺盛,在公司内部说过自己每天四五点起床就开始读邮件或看论文;有一次黄仁勋他突发奇想去测自己和太太脑门的温度,发现自己比太太高出一度,以此说明大脑正在高速运转。
到了周日,他还会把读 Top 5 邮件的时段拉得格外长,通常伴着一杯他最爱的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 Highland Park。用黄仁勋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给自己找的 “乐子”。
黄仁勋自己不止一次说过:英伟达的成功和聪明、天才关系不大,靠的是苦干和韧性。Kim 后来又做了一次总结:这份工作对每个人的要求只有一件事,黄仁勋自己也不例外,那就是 “纯粹的意志”。
英伟达的技术方向是怎么决定的
过人意志给了黄仁勋投入的勇气,让勇气价值更上一层楼的,是黄仁勋对于公司发展关键技术、关键产品、关键节点的把握。
2002 年开始,越来越多科学家用 GPU 来做科学计算。从模拟流体运动、大气云这类复杂自然现象,到理解蛋白质折叠、给股票期权定价、再到拼核磁共振的影像,原因很直接:GPU 计算速度比 CPU 快得多。但最大的困扰是,是科学家的程序必须 “翻译” 成复杂的图形函数、伪装成某个游戏才跑得起来。
当时英伟达首席科学家煽动黄仁勋:固定功能图形的领先早晚会被英特尔吞进 CPU,一块独立的显卡将不再必要;而让 GPU 跑通通用计算,总有一天会打开游戏之外的市场。
方向定下,新架构约从 2004 年起秘密开发,2006 年 11 月落地,而且是以 CUDA 能力在全线 GPU 产品嵌入的方式落地。硬件架构上的被迫复杂化,让英伟达的产品成本高过了竞争对手 AMD。黄仁勋自己后来承认:“CUDA 给我们的芯片增加了一大堆成本,让我们的毛利率从很差,变得更差。”
亏钱并没有阻挡英伟达的继续投入,相反英伟达持续探索硬件结合的思路,不断迭代每一代的 GPU 微架构,同时提升 CUDA 的软件能力。直到 2016 年深度学习的爆发真正撑起英伟达,CUDA 已经更新到了 8.0,软硬件上的累计投入据传突破数十亿美元。
因为 CUDA 这只早期吞金兽,英伟达和黄仁勋遭受过大股东的直接质疑:对冲基金 Starboard Value 曾直接发信,认为 “黄仁勋正把公司带向绝路。与其把钱投进 CUDA,不如直接给股东发股息,带动股价上涨”。
转眼 20 年过去,CUDA 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软件生态体系,即便如今英伟达的硬件复杂度高出了数个数量级,CUDA 仍是其中关键的软件实力。几乎英伟达的每一分收入中都有 CUDA 的成分。
黄仁勋不喜欢将 CUDA 比作护城河,在他看来 “那是围着城堡修东西”,他更喜欢的是 “网络”,让更多人分享最终市场的成功。
红杉资本与萨特希尔创投作为首批投资英伟达的资本,两家的项目负责人曾对 Witt 说过这样一段话:“一般 CEO 需要倾听客户的意见,但在电脑这个领域,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因为客户根本不知道科技能做到什么地步。打从一开始,黄仁勋就是一位能够洞察各种可能性的世界级工程师。”
像 CUDA 这样的事情,黄仁勋在英伟达干过不止一次,另一个典型的是收购 Mellanox。
Mellanox 是一家以色列公司,1999 年创立,靠 InfiniBand 标准做成数据中心和超算高速网络的行业领导者;研发投入太重,利润率一直很薄。2018 年 9 月,Mellanox 被推上货架,潜在买家扩大到七家。黄仁勋起初没在想这件事,10 月才加入竞购。
战局最后缩到剩三家:英伟达、英特尔、赛灵思,对手封顶约 122.50 美元一股,他出到 125 美元,2019 年 3 月 7 日以 69 亿美元全现金胜出。2020 年交割,英伟达多了三千名以色列员工,公司改名 “英伟达以色列”。
为什么买?黄仁勋在 Acquired 播客上给过两层理由。其一,未来的计算机是数据中心,而各家数据中心用的 CPU、GPU 都差不多,把它区别开来的,是网络,是基础设施,是计算如何分布。其二,云计算是把许多用户叠到一台机器上,AI 正好相反,一个训练任务摊开在几百万颗处理器上,“这几乎是超大规模的倒置”,需要的网络不走以太网那一路,超算的网络方式刚好理想。
得益多少有数字为证。2024 年 5 月英伟达披露,原 Mellanox 业务单季营收 32 亿美元,是它作为独立公司退市前最后一季的七倍多;到 2026 财年,英伟达的网络业务年收入超过 310 亿美元。
这笔交易让英伟达不再只是卖芯片的大脑,而是有了神经系统:GPU 负责算,网络负责让成千上万颗芯片协同成一台计算机。至于瓶颈,运算速度和传输速度之后,剩下的越来越是数据中心能拿到多少电力。
2023 年 5 月,前一夜英伟达发布财报,给出的下季营收指引是 110 亿美元,比华尔街预期高出五成。纳斯达克开盘,股价单日涨约 24%,市值一天增加约 2000 亿美元,创下当时美股上市公司的纪录,收盘市值超过沃尔玛与埃克森美孚之和。一位华尔街分析师的评语流传最广:“AI 领域的战争开打,而英伟达是唯一的军火商。”
当然,黄仁勋不是 100% 成功的 “穿越者”。Tegra 手机芯片没能成功,错失了智能手机时代。事后看,一家 GPU 厂商本来就没什么胜出的可能:手机芯片要和基带通信绑在一起,那是高通的主场。Arm 的 400 亿美元收购被监管拦下,FTC 给出的理由是,英伟达自己就在用 Arm 架构做产品,收下这个中立平台,等于握住了授权客户们的竞争敏感信息,的确有垄断的风险。
Kim 对黄仁勋这种找对关键的内容有过一个总结:黄仁勋并不拥有预测 AI 何时起飞的特殊视力,只是在看到显著的信号之前,公司不乱下注,看到之后,就以对手无法匹敌的速度和彻底性扑了上去。最难的,恰恰就在这一个 “扑” 字上。
黄仁勋在 2024 年 3 月的斯坦福商学院访谈中公开阐述了一个英伟达内部的经营指标 EIOFS(全称是 Early Indicators of Future Success,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这套指标的逻辑也不复杂,在从 0 到 1 开拓未知市场、眼下算不出营收和利润的时候,改看三个信号:解决的问题是否足够重要,关键技术是否取得突破,早期开发者是否认可。如果别人也能做,那就让别人做;要去挑那些没有英伟达就不会发生、又难又重要的事。
黄仁勋的怒火
关于英伟达内部的日常管理,Witt 和 Kim 在自己书中都重点提到了黄仁勋的另一面:The Huang Rage(黄仁勋的怒火)。
出现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黄仁勋第一次解释观点时和颜悦色,从前提讲到结论,你一旦开口反驳,就当众骂得狗血淋头。
Witt 在书里详细记录了,运营主管萧奎斯特 2007 年遭遇到黄仁勋怒火的全过程。
萧奎斯特当时掌管英伟达的全球供应商网络。入职头一年,黄仁勋要她缩短台积电下游一间台湾封装厂交货的前置时间。她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台湾以效率著称,她不信流程里还能再压出时间。两人就前置时间和生产周期的区别吵了起来。
争执发生在会议室,高级主管们打开笔记本电脑坐在会议桌旁。她直接顶回去:你根本就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的收件箱随即收到同事的消息:“别讲了!别再说下去了,听他说吧。” 为时已晚,黄仁勋气炸,当众飙骂,说她不知道怎么做好工作:“我以为你是营运人员,你根本不是,你不懂营运!”
萧奎斯特也火冒三丈,一气之下宣布要飞台湾,直接从供应商那里拿数据,证明自己没有错。她用一周时间摸清了这个后端供应商的单位经济,从接到订单到完成出货的前置时间是三周;把芯片封装起来所需的总工时,也就是生产周期,只有三十六个小时。理论上前置时间可以压到配合生产周期,只是单颗封装成本会从 8 美元涨到 1000 美元。
萧奎斯特带着结果回到英伟达,已经准备好被黄仁勋怒火吞噬,结果后者完全没发火,只说了一句:“这才是正确答案。”
后来萧奎斯特为英伟达供应链上的数百家厂商制定类似的成本明细表,把的生产周期从几个月压到几周。她成了公司里的运营魔法师,2024 年时手头的英伟达股票市值就超过了两亿美元。
局内人给这股怒气做过另一种解读。首席科学家柯克认为,它甚至是一种激励工具:“你可能觉得他只是在发脾气,但我认为这是有预谋的,而且确实有效。他不会无缘无故在走廊上对某个人发火……这一课他们肯定永远忘不了。”
回归到现实中,许多英伟达工程师已经家财万贯,还是每天坚持解决各种困难的技术问题。他们的动机中,很大一部分是对黄仁勋的仰望和服从。Witt 甚至在书本开篇直接表示:“如果黄仁勋从摩天大楼的玻璃窗看到商机,就此一跃而下,我相信英伟达员工也会跟着跳下去。”
2025 年 7 月的硅谷投资人节目 All-In 上,黄仁勋透露 “全公司每个人的薪酬建议都会送到他手里。
主持人随即提到英伟达的一个江湖传闻,说黄仁勋随身带着一小袋期权、看谁表现出色就随手发。黄仁勋说:“对啊,我现在口袋里就装着呢。”
Kim 在书里描述了一套 “顶级贡献者”(TC)机制:经理提名,黄仁勋亲自审名单,发一次性的特别股票奖励。获批的员工会收到一封高管邮件,抄送黄仁勋本人,主题栏写着 “特别授予”,正文授权发放股票、“以表彰你的非凡贡献”,并把奖励的理由写清楚。
2000 年入职,帮英伟达谈下微软 Xbox 生意的销售高管克里斯·迪斯金入职没几个月,股票授予就被翻了一倍。他道了谢,又顶了一句:“你要是真觉得我行,就该不止翻倍。” 等再看到自己的授予,果然不止翻倍。
意志力、思考的融合,最后再加上霸道的惩罚与奖励,最终创造了一只听黄仁勋指向的大军,也多次创造了行业级别的职场数据。
2025 年全年,英伟达的员工流失率不到 2.5%,其中中国大陆区员工的流失率仅为 0.9%,而科技半导体行业的平均流失率为 16.4%。2026 年 8 月,Glassdoor 重启 “最佳 CEO” 评选,黄仁勋获得员工支持率 99%,位列 50 位上榜 CEO 之首;2025 年的全美 “最佳管理公司” 榜单,他同样第一,支持率 98%。WIRED 在 11 月 12 日报道,英伟达内网意见箱里一条敦促董事会在行动前倾听员工意见的帖子当时已收到 1600 多条评论,一条获得高赞的评论写着:“如果你相信这个使命,就把老板带回来。”
11 月 16 日上午,写给董事会的公开信请愿网站 “Stand with Jensen” 签名超过 10 万,其中自报的现任英伟达员工 5248 人,约占全员的 12%,要求在独立调查出结果之前先恢复他的职务,并公开调查的范围、独立性与时间线。
黄仁勋和英伟达的 “关键时刻”
一位知名投资人给晚点分享了他的判断:如果黄仁勋真的下台,对英伟达中长期的影响会非常大。现在是这家公司过去十年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需要创始人 CEO 的时候。
另一位长期关注美国科技产业的投资人给晚点分享的看法则更偏趋势一些:黄仁勋眼下的危机之所以危险,并不只是因为私人生活引发的争议,而是英伟达已经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它过于强大,赚取了过多利润,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外部力量产生了制衡它的动力。
从 2025 年到 2026 年第三季度,英伟达累计营收 4330 亿美元,会计标准下的净利润高达 2602 亿美元。在 AI 加速器市场中,英伟达当前的占比仍高达 80% 上下。比单一环节的绝对领先更惊人的,是扩展到整个行业之后,英伟达抽走的利润比例。
Bernstein 按照数据中心的总造价拆分估算,假设全部使用英伟达的 GPU,整个数据中心的预算有 39% 会被英伟达拿走,总体的毛利中会有 30% 被英伟达拿走。半导体分析师 Robert Castellano 用了另一种估算方式:2026 年全球 AI 相关利润预估将超 6000 亿美元;以英伟达 2026 年前三季度实际净利润 1610 亿美元推算,其全年净利润将达到 2270 亿美元左右,全行业利润占比接近 38%。
为英伟达贡献海量利润的科技巨头们,正持续加速摆脱对单一算力底座的依赖。
2026 年以来,AMD 推出新一代 Helios 机架系统,迅速拿到微软、Meta、OpenAI 和甲骨文的订单;谷歌在今年 4 月同时发布两颗分别针对训练与推理的自研芯片,不仅将 Anthropic 的 TPU 协议扩充为多年期大规模供货,还吸引了 Meta 和苹果采用;亚马逊也在推进新一代自研芯片商用,拿下了 Anthropic 未来十年超千亿美元的投入承诺。OpenAI、Anthropic、Meta 现在每个季度都在 AMD、谷歌、亚马逊三家之间轮换下单。
知名产业调研机构 SemiAnalysis 在 11 月 13 日发布的最新行业报告中输出了一个最新的结论:接下来下游客户只会优先采购能耗比占有的算力平台。英伟达因为主要坚持走 GPU 路线,能效表现不如几家云厂商定制的 ASIC 芯片,可能会成为承压最重的存在。
比订单分流更棘手的,是英伟达在外部生态的话语权上,遭遇了更强势的对手。
Anthropic 的部分算力来自英伟达 GPU,即将到来的融资中英伟达也很可能认购 100 亿美元,但即便有这两层利益关系,创始人 Dario 仍与黄仁勋在 “AI 安全”“是否将芯片卖给中国” 等关键问题上冲突不断。Anthropic 在许多报道中,被认为是 “阻断 GPU 流向中国” 的最大获利方。
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产业环节与控制逻辑的截然不同:英伟达最终输出的是硬件与生态网络,希望将一份技术做成的产品卖出尽可能多的数量,不仅可以赚取利润、摊薄研发成本,也能削弱潜在竞争生态长成的可能;Anthropic 是大模型厂商,算力是其能力继续增长的核心推动力,想办法增加自身算力的同时减少别人能获得的算力,是提升胜率的关键。
底层逻辑的对撞,在 2026 年 4 月知名博主 Dwarkesh Patel 对黄仁勋的一次采访中彻底公开化。当时主持人在提问中拿核武器和 GPU 作比:“我们的核武器比谁都多,但我们从不把浓缩铀卖到任何地方去。(暗指 GPU 也应该当做核武器对待)”
黄仁勋当场顶了回去:“我们(AI 芯片)不是浓缩铀,它是一块芯片,一块他们(中国)自己就能造出来的芯片。”
主持人继续追问,向中国出售芯片是否会削弱美国在大模型与网络安全防护上的领先优势。
黄仁勋随即给出了他维护全球生态统一性的底层逻辑:“美国是应该永远拥有最好的技术、永远第一个拿到新东西,但同时也必须在全世界竞争并且取胜,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需要的是掌握平衡。将 GPU 全部 “留” 在美国在他看来同样有代价:任由 AI 技术栈里最重要的芯片层离开全球第二大市场,中国的生态会沿着一条与美国完全不同的路径长出来。他们的模型是开源的,等到 AI 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的标准会反超。”
过去几年,黄仁勋凭借个人声望与强硬意志,一直在商业生态扩张与政策管制之间充当关键的制衡力量。而随着他的突然离职,这种平衡迅速松动。
当地时间 2026 年 11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一项临时最终规则(IFR)《限制远程获取先进半导体》,核心内容包括三条:第一、将海外数据中心纳入许可证管制,全面收紧算力的最终趋向;第二、部分高风险算力中介层国家购买芯片需要单独许可;第三,进一步收紧先进制程的许可。
嗅觉敏感的供应链已经抢先行动。浪潮的一位供应链人士告诉晚点,上周开始内部已经在全速加快英伟达硬件的采购进度,团队情绪可以概括为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放弃幻想”,预估后续针对中国公司的管控还将进一步升级。
黄仁勋的离开,不仅让英伟达的内部群龙无首,同时也打乱了英伟达接下来和一众生态链、合作伙伴的深度沟通。
作为最了解英伟达内部运作的人之二,两位传记作者 Witt 和 Kim 在事情发生之后也明确表达,不看好有人能替代黄仁勋。
Witt 的判断是,几乎需要 3 个 CEO,才能完成黄仁勋一个人所做的工作;Kim 的理想化方案与 Polymarket 的投票逻辑比较接近:让 Arm 现任 CEO、前英伟达高管雷内·哈斯负责经营与对外,亲手参与缔造 CUDA 的伊恩·巴克负责数据中心客户与技术战略,GPU 工程负责人约拿·阿尔本掌管 GPU 工程。
市场中不乏给外界做 “心理按摩” 的投资机构。高盛 CEO 索罗门说:“我不认为这个生态系统围绕着某一个人运转。” 巴克莱 CEO 文卡特的版本最缓和:“交接会经历过渡,但技术本身还在,这些事情并不真正依赖一个人。” 纽约大学教授加洛韦拿历史作比:乔布斯离开时人们说苹果完了,盖茨退休时人们说微软完了,“这些人是耶稣般的形象” 从来都是伪命题。
可熟悉苹果和微软公司历史的人都知道:乔布斯离去那次没有崩,是因为 2004 年、2009 年、2011 年 1 月,乔布斯三次病休期间都是库克代管公司,接棒本就没有悬念;微软后来的复兴全靠熬,鲍尔默任职的 14 年间,微软直接错失了移动时代,直到 2014 年才等来了 “救世主” 纳德拉。
过去 33 年,黄仁勋在仅 3.58% 投票权的脆弱制度地基上,靠极度扁平的组织架构、反共识的技术豪赌与极具压迫感的个人威权,把英伟达打造成了一套完全围绕他个人运转的控制系统。
北京时间 11 月 16 日,有外媒报道黄仁勋本人正在努力,希望重返英伟达 CEO 岗位。他究竟能否保全自己、最终回到 CEO 任上,目前判断还为时尚早。
但如果他真的就此离开,眼下的英伟达并没有一个提前演练好的库克,而在极速迭代的 AI 竞争中,市场也不可能留给它 14 年时间,去等待下一个纳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