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地缘政治冲突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使得全球传统多边治理机制面临碎片化、协调效率下滑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强调非约束原则、灵活性以及在AI产业链、监管便利性上均具备独特优势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分量反而正在显著上升,有望成为新时期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作为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东道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若要发挥更具引领性的作用,既需要保持在关键先进产业和技术迭代中的领先优势,也迫切需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重塑外部经贸环境。
全球治理机制处于持续演变之中
全球治理机制是各国为应对跨国经济、金融、贸易、安全和环境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调平台形成的制度安排。二战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发展为WTO)等国际组织构成了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础;G7以及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以定期与不定期会晤为主要组织形式国际协调机制也是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表达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协调机制经历了一条从西方主导向多元共治演变的清晰轨迹。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全球化黄金期,以G7(七国集团)为核心的西方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G7机制在代表性和危机应对上的局限性,全球治理机制迅速向G20(二十国集团)过渡。G20将主要新兴经济体纳入其中,南北协同成为了全球宏观经济协调的重要原则。
但在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单边主义抬头乃至监管理念的分歧,G20内部在重大政经议题的共识遭遇撕裂,协调效率出现边际递减——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2025年公开抵制南非举行的G20峰会。正是在这种传统全球治理架构陷入胶着的背景下,像APEC这样成员国经济联系紧密,并且强调自愿性、灵活性,通过协商一致和渐进推进来发挥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独特的桥梁与缓冲作用重新凸显。
APEC会议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
APEC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扮演着“孵化器”和“先行者”的角色。例如,APEC在历史上率先推动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通过简化海关程序、统一技术标准、促进无纸贸易和商务人员跨境流动等务实措施,大幅降低了亚太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常常被忽视的是,在管理大国战略竞争方面,APEC也发挥了独特作用。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的国际关系演变为例,尽管中美双边博弈一度出现螺旋式恶化,历经新冠疫情、气球事件引发外交风波、对台军售等一系列冲击,但在最困难的关头,两国元首在APEC旧金山会议和利马会议的会面依然实现了大国高层会晤和战略沟通,对中美关系守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天,地缘政治竞争和人工智能正在冲击全球政经格局的背景下,APEC的一些优势可能进一步凸显。与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相比,APEC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一方面,APEC的非约束性原则和灵活性,有利于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降低协调成本,增加立场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机会。由于成员经济体不必在所有议题上达成一致,领导人可以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利用峰会期间的双边或多边会谈,就彼此关切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即将举行的中美俄三国元首会晤,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另一方面,APEC成员涵盖了较为完整的AI上下游产业链,在监管方面也更加开放,有利于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协调。例如,美国在先进芯片设计、基础模型和云计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则是PCB、光模块、储能、部分网络设备全球的最主要的供应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则在先进半导体制造、存储芯片、材料和设备等环节占据重要位置,东南亚也正在成为全球电子制造和数据中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同时,在监管理念方面,与监管过于严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活力的欧盟不同(参见笔者文章《从“福利陷阱”看欧洲长期困局》),APEC成员经济体大多对AI技术创新与商业化持开放包容态度。
实际上,2026年深圳APEC会议已经将“共建开放普惠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作为核心研讨议题之一。各方不仅深入探讨AI技术在农业、能源、医疗和先进制造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落地场景,还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基础设施跨境融资、劳动力技能重塑以及全球/区域AI治理框架展开高水平对话。会议的成果也同样值得期待。
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为本届会议的东道主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已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中国既需要保持在关键先进产业和技术迭代中的领先优势,也迫切需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
近些年,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以及在极限施压下不断突破的半导体制造和数字基础设施)取得了显著进展。即使在关键的人工智能领域,如笔者在TCFA年会上所指出的,虽然美国在前沿模型和芯片方面具备优势,中国仍在应用成本和电力供给方面拥有有利条件,中美互为主要竞争对手。科技产业的突破不仅有效巩固了国家经济安全,也在中美博弈中为中国赢得了战略筹码。事实上,过去几年,中美一番竞争对抗下来,至少在短期内美国打压中国也没有进展,反而损耗了自身资源。美方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特朗普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上以G2指代中美关系。(参见笔者FT中文网文章《中美G2时代呼之欲出?》)
中国的成功对于全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顶住外部极限施压的实践,客观上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对高端技术供应链和规则制定的垄断,迫使数字经济、AI伦理、绿色低碳等国际标准的制定必须纳入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与平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制度性权力和战略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光伏、风电和动力电池的大规模量产与技术迭代,中国以强大的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完整性,使相关绿色产品的成本在过去十年间大幅下降,实质性地降低了广大“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推进低碳转型的门槛。
然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挑战并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多支持、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下决心应对。
从全球宏观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供强需弱”特征依然明显。近年来,受到房地产部门深度调整压制内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盈余占全球GDP的比例接近1%。庞大的贸易顺差在客观上对部分贸易伙伴国的本土产业和就业形成了结构性冲击,进而引发反弹。
笔者以为,中国需要推动财政支出更多转向居民和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同时,减少低效投资和不合理产业补贴,推动过剩产能出清,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商品市场开放。这不仅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而且,当中国真正把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培育成为源源不断吸收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大市场”时,还能从根本上缓解外部贸易伙伴的批评与戒备,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