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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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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地缘政治冲突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使得全球传统多边治理机制面临碎片化、协调效率下滑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强调非约束原则、灵活性以及在AI产业链、监管便利性上均具备独特优势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分量反而正在显著上升,有望成为新时期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作为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东道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若要发挥更具引领性的作用,既需要保持在关键先进产业和技术迭代中的领先优势,也迫切需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重塑外部经贸环境。

全球治理机制处于持续演变之中

全球治理机制是各国为应对跨国经济、金融、贸易、安全和环境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调平台形成的制度安排。二战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发展为WTO)等国际组织构成了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础;G7以及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以定期与不定期会晤为主要组织形式国际协调机制也是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表达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协调机制经历了一条从西方主导向多元共治演变的清晰轨迹。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全球化黄金期,以G7(七国集团)为核心的西方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G7机制在代表性和危机应对上的局限性,全球治理机制迅速向G20(二十国集团)过渡。G20将主要新兴经济体纳入其中,南北协同成为了全球宏观经济协调的重要原则。

但在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单边主义抬头乃至监管理念的分歧,G20内部在重大政经议题的共识遭遇撕裂,协调效率出现边际递减——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2025年公开抵制南非举行的G20峰会。正是在这种传统全球治理架构陷入胶着的背景下,像APEC这样成员国经济联系紧密,并且强调自愿性、灵活性,通过协商一致和渐进推进来发挥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独特的桥梁与缓冲作用重新凸显。

APEC会议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

APEC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扮演着“孵化器”和“先行者”的角色。例如,APEC在历史上率先推动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通过简化海关程序、统一技术标准、促进无纸贸易和商务人员跨境流动等务实措施,大幅降低了亚太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常常被忽视的是,在管理大国战略竞争方面,APEC也发挥了独特作用。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的国际关系演变为例,尽管中美双边博弈一度出现螺旋式恶化,历经新冠疫情、气球事件引发外交风波、对台军售等一系列冲击,但在最困难的关头,两国元首在APEC旧金山会议和利马会议的会面依然实现了大国高层会晤和战略沟通,对中美关系守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天,地缘政治竞争和人工智能正在冲击全球政经格局的背景下,APEC的一些优势可能进一步凸显。与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相比,APEC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一方面,APEC的非约束性原则和灵活性,有利于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降低协调成本,增加立场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机会。由于成员经济体不必在所有议题上达成一致,领导人可以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利用峰会期间的双边或多边会谈,就彼此关切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即将举行的中美俄三国元首会晤,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另一方面,APEC成员涵盖了较为完整的AI上下游产业链,在监管方面也更加开放,有利于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协调。例如,美国在先进芯片设计、基础模型和云计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则是PCB、光模块、储能、部分网络设备全球的最主要的供应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则在先进半导体制造、存储芯片、材料和设备等环节占据重要位置,东南亚也正在成为全球电子制造和数据中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同时,在监管理念方面,与监管过于严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活力的欧盟不同(参见笔者文章《从“福利陷阱”看欧洲长期困局》),APEC成员经济体大多对AI技术创新与商业化持开放包容态度。

实际上,2026年深圳APEC会议已经将“共建开放普惠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作为核心研讨议题之一。各方不仅深入探讨AI技术在农业、能源、医疗和先进制造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落地场景,还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基础设施跨境融资、劳动力技能重塑以及全球/区域AI治理框架展开高水平对话。会议的成果也同样值得期待。

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为本届会议的东道主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已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中国既需要保持在关键先进产业和技术迭代中的领先优势,也迫切需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

近些年,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以及在极限施压下不断突破的半导体制造和数字基础设施)取得了显著进展。即使在关键的人工智能领域,如笔者在TCFA年会上所指出的,虽然美国在前沿模型和芯片方面具备优势,中国仍在应用成本和电力供给方面拥有有利条件,中美互为主要竞争对手。科技产业的突破不仅有效巩固了国家经济安全,也在中美博弈中为中国赢得了战略筹码。事实上,过去几年,中美一番竞争对抗下来,至少在短期内美国打压中国也没有进展,反而损耗了自身资源。美方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特朗普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上以G2指代中美关系。(参见笔者FT中文网文章《中美G2时代呼之欲出?》)

中国的成功对于全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顶住外部极限施压的实践,客观上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对高端技术供应链和规则制定的垄断,迫使数字经济、AI伦理、绿色低碳等国际标准的制定必须纳入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与平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制度性权力和战略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光伏、风电和动力电池的大规模量产与技术迭代,中国以强大的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完整性,使相关绿色产品的成本在过去十年间大幅下降,实质性地降低了广大“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推进低碳转型的门槛。

然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挑战并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多支持、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下决心应对。

从全球宏观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供强需弱”特征依然明显。近年来,受到房地产部门深度调整压制内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盈余占全球GDP的比例接近1%。庞大的贸易顺差在客观上对部分贸易伙伴国的本土产业和就业形成了结构性冲击,进而引发反弹。

笔者以为,中国需要推动财政支出更多转向居民和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同时,减少低效投资和不合理产业补贴,推动过剩产能出清,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商品市场开放。这不仅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而且,当中国真正把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培育成为源源不断吸收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大市场”时,还能从根本上缓解外部贸易伙伴的批评与戒备,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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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数据高墙,APEC框架下的亚太AI合作如何落地生根?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在11月18日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激发创新增长动力。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伙伴关系,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合作,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将创新优势转化为增长动能,为亚太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此次APEC峰会倡导普惠AI、弥合数字鸿沟。但亚太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如何防范相应风险?宏大的数字治理蓝图,将如何转化为普通民众与中小企业的切身红利?红星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谈数字治理:

亚太合作不能搞排他性“小圈子”

不人为筑起数据高墙

红星新闻:AI和数字治理,为什么是建设亚太共同体至关重要的一环?

王义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在世界第一,这说明我们必须把自身的创新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的动力。AI竞争是大势所趋,但中美两国的路径截然不同:美国走的是技术垄断路线,而中国走的是开源路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如果我们的模型只在14亿人内部循环,很难形成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这就需要依托亚太这个平台,持续分享普惠包容的AI发展理念,搭建更开放的数字协作网络。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串联亚太经济体、支撑亚太共同体创新增长的重要纽带。

红星新闻:APEC平台本身是发起倡议,没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眼下AI领域竞争加剧,各经济体治理思路差异明显,推动亚太AI合作的难点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义桅:难点在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外部干扰多,如果一开始就追求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在当前环境下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对此,中国采取的是务实、灵活、循序渐进的策略。比如这次推进的是“深圳倡议”,而非需要漫长国内立法批准的文件。

这其实延续了中国改革开放先试点再推广的特区智慧。不搞“一刀切”,也不强求所有国家“齐步走”。先通过灵活机制把合作做起来,等大家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自然会逐步积累共识,水到渠成地上升到制度和法律层面。

红星新闻:亚太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如何防范相应风险?

王义桅:第一,要坚持人本主义,也就是“AI for All”,AI必须造福全人类。正是因为中国坚持开源,乌干达等发展中国家才能直接基于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快速开发出本国语言版本的AI应用。如果是闭源垄断,基础薄弱的国家将永远被边缘化。

第二,要推行并联式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不能等传统电网、基建全部建好再搞AI,那样永远也追不上。必须“并联”推进,依托5G、6G等新型数字基建实现跨越,在发展中同步解决安全与基建难题。

第三,倡导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亚太合作不能搞排他性的“小圈子”,避免陷入意大利面碗效应(注: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大量重叠,导致贸易规则碎片化与复杂化的现象)。APEC应与CPTPP、RCEP等机制对接,打通跨境数据流动与确权壁垒,不借国家安全的名义人为筑起数字高墙。

红星新闻:本届APEC峰会上,中方宣布提供2000万美元资助开展APEC务实合作、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这些安排落地,会为亚太AI与数字合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助力?

王义桅:深圳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象征。在深圳设立研究中心并投入资金,意味着中国正在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深圳前海已经在数字政务、区块链、跨境金融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试点经验。通过研究中心先行探索、形成方案,能确保APEC不是“放完烟花就散场”,而是将成果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的具体行动。

▲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AI展区内,参观者观看智能机器人展示 图据视觉中国

谈区域合作:

中国走的是开源路线

数据不流动,一切创新都是空谈

红星新闻:中国和东盟把2027年定为人工智能合作年,您怎么理解设立这个合作年的核心用意?

王义桅:当前人工智能是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且全球AI格局正加速分化为中美两套体系。东盟国家要搭上数字化快车,与具备全产业链和开源优势的中国合作是必然选择。

更深层的用意,在于产业链的“梯度转移”与优势互补。中国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但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而东盟国家人口结构年轻,正处于工业化与数字化升级期,但基础研发能力偏弱。现在广西等地就在探索“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模式——就像中央厨房一样,把技术加工成熟后再端到东盟市场去应用。双方形成互补,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合作样板。

红星新闻:东盟各国AI发展基础差距明显,您认为合作年优先该抓哪些务实方向,避免停留在概念层面?

王义桅:最核心、最迫切的方向是跨境数据流动的便利化。过去我们谈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今天在AI时代,数据不流动,一切创新都是空谈。无论是跨境电商服务,还是东盟国家最关心的农产品出口,都需要全流程的数字化追踪与跨境数据互认。只有把数据流动的堵点打通,合作才能真正落地。

红星新闻:当前AI领域大国博弈持续,东盟不少国家同时和多方开展AI合作,比如新加坡。外部竞争会给这个合作年带来哪些干扰?我们该如何守住合作的自主性?

王义桅:中国走的是开源路线,本身就不怕竞争,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部分国家完全可以成为连接美式安全标准与中式创新模式的“粘合剂”和对接平台,而不是被外部打入的“楔子”。我们只要守住开源、普惠、本土化这条主线,就能守住合作自主性。

红星新闻:如果中国-东盟这套AI合作模式跑通,未来有没有机会复制、推广到整个亚太?

王义桅:会非常大,且水到渠成。东盟连续多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且大多构建了不同层面的“命运共同体”,数据、安全合作的基础更好。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完整经历了工业1.0到4.0及数字革命,无论APEC成员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能在中国找到契合的产业链合作点。东盟先行示范后,其他亚太经济体自然会逐步对接。

谈未来红利:

未来三到五年

AI将真正惠及百姓衣食住行

红星新闻:以这次深圳APEC为起点,展望未来三到五年,亚太AI合作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方向是什么?

王义桅:未来三到五年,AI将从单纯的软件算法与办公辅助,加速向物理世界和实体产业链深度渗透。我们的理念是“AI for All”,AI服务所有产业、所有国家、所有人。制造业、交通运输、供应链管理等实体领域,将率先迎来大规模的智能化改造与跨国协同。

红星新闻:对普通民众、中小商家来说,APEC、东盟AI合作这些高层议题,最终会转化成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

王义桅:这次深圳APEC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智APEC”,它重塑的是数字生态,直接惠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对于中小商家和创业者而言,数字化降低了出海门槛。中国软件服务、短剧文创及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将迎来更广阔的亚太市场。

归根结底,推动亚太数字合作是为了构建普惠、包容的科技生态。国家搭好了台,普通人和中小企业才能从中共享发展红利。

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实习记者 姚赟

编辑 何先锋

审核 何先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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