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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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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地缘政治冲突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使得全球传统多边治理机制面临碎片化、协调效率下滑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强调非约束原则、灵活性以及在AI产业链、监管便利性上均具备独特优势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分量反而正在显著上升,有望成为新时期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作为2026年APEC深圳会议的东道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若要发挥更具引领性的作用,既需要保持在关键先进产业和技术迭代中的领先优势,也迫切需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重塑外部经贸环境。

全球治理机制处于持续演变之中

全球治理机制是各国为应对跨国经济、金融、贸易、安全和环境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调平台形成的制度安排。二战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发展为WTO)等国际组织构成了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础;G7以及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以定期与不定期会晤为主要组织形式国际协调机制也是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表达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协调机制经历了一条从西方主导向多元共治演变的清晰轨迹。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全球化黄金期,以G7(七国集团)为核心的西方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G7机制在代表性和危机应对上的局限性,全球治理机制迅速向G20(二十国集团)过渡。G20将主要新兴经济体纳入其中,南北协同成为了全球宏观经济协调的重要原则。

但在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单边主义抬头乃至监管理念的分歧,G20内部在重大政经议题的共识遭遇撕裂,协调效率出现边际递减——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2025年公开抵制南非举行的G20峰会。正是在这种传统全球治理架构陷入胶着的背景下,像APEC这样成员国经济联系紧密,并且强调自愿性、灵活性,通过协商一致和渐进推进来发挥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独特的桥梁与缓冲作用重新凸显。

APEC会议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新标杆

APEC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扮演着“孵化器”和“先行者”的角色。例如,APEC在历史上率先推动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通过简化海关程序、统一技术标准、促进无纸贸易和商务人员跨境流动等务实措施,大幅降低了亚太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常常被忽视的是,在管理大国战略竞争方面,APEC也发挥了独特作用。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的国际关系演变为例,尽管中美双边博弈一度出现螺旋式恶化,历经新冠疫情、气球事件引发外交风波、对台军售等一系列冲击,但在最困难的关头,两国元首在APEC旧金山会议和利马会议的会面依然实现了大国高层会晤和战略沟通,对中美关系守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天,地缘政治竞争和人工智能正在冲击全球政经格局的背景下,APEC的一些优势可能进一步凸显。与其他全球治理机制相比,APEC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一方面,APEC的非约束性原则和灵活性,有利于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降低协调成本,增加立场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机会。由于成员经济体不必在所有议题上达成一致,领导人可以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利用峰会期间的双边或多边会谈,就彼此关切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即将举行的中美俄三国元首会晤,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另一方面,APEC成员涵盖了较为完整的AI上下游产业链,在监管方面也更加开放,有利于推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协调。例如,美国在先进芯片设计、基础模型和云计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则是PCB、光模块、储能、部分网络设备全球的最主要的供应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则在先进半导体制造、存储芯片、材料和设备等环节占据重要位置,东南亚也正在成为全球电子制造和数据中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同时,在监管理念方面,与监管过于严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活力的欧盟不同(参见笔者文章《从“福利陷阱”看欧洲长期困局》),APEC成员经济体大多对AI技术创新与商业化持开放包容态度。

实际上,2026年深圳APEC会议已经将“共建开放普惠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作为核心研讨议题之一。各方不仅深入探讨AI技术在农业、能源、医疗和先进制造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落地场景,还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基础设施跨境融资、劳动力技能重塑以及全球/区域AI治理框架展开高水平对话。会议的成果也同样值得期待。

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为本届会议的东道主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治理中已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中国既需要保持在关键先进产业和技术迭代中的领先优势,也迫切需要下决心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

近些年,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以及在极限施压下不断突破的半导体制造和数字基础设施)取得了显著进展。即使在关键的人工智能领域,如笔者在TCFA年会上所指出的,虽然美国在前沿模型和芯片方面具备优势,中国仍在应用成本和电力供给方面拥有有利条件,中美互为主要竞争对手。科技产业的突破不仅有效巩固了国家经济安全,也在中美博弈中为中国赢得了战略筹码。事实上,过去几年,中美一番竞争对抗下来,至少在短期内美国打压中国也没有进展,反而损耗了自身资源。美方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特朗普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上以G2指代中美关系。(参见笔者FT中文网文章《中美G2时代呼之欲出?》)

中国的成功对于全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顶住外部极限施压的实践,客观上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对高端技术供应链和规则制定的垄断,迫使数字经济、AI伦理、绿色低碳等国际标准的制定必须纳入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与平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制度性权力和战略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光伏、风电和动力电池的大规模量产与技术迭代,中国以强大的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完整性,使相关绿色产品的成本在过去十年间大幅下降,实质性地降低了广大“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推进低碳转型的门槛。

然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挑战并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多支持、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下决心应对。

从全球宏观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供强需弱”特征依然明显。近年来,受到房地产部门深度调整压制内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盈余占全球GDP的比例接近1%。庞大的贸易顺差在客观上对部分贸易伙伴国的本土产业和就业形成了结构性冲击,进而引发反弹。

笔者以为,中国需要推动财政支出更多转向居民和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同时,减少低效投资和不合理产业补贴,推动过剩产能出清,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商品市场开放。这不仅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而且,当中国真正把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培育成为源源不断吸收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大市场”时,还能从根本上缓解外部贸易伙伴的批评与戒备,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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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共生   APEC“全”观察:“深圳之约”,给世界留下什么?

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

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深圳APEC欢迎宴会上引用的一句古诗,道出了亚太各经济体跨越山海、相聚深圳的共同期待。

19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幕,就亚太合作达成新共识。

同日,中美同意制定落实关系新定位的行动计划,中俄美首次举行元首三方会晤并发表和平宣言。

从亚太合作到大国关系,从中国发展到世界机遇,这场“深圳之约”给世界留下什么?

山海相连,共绘亚太发展新图景

19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领导人宣言,就亚太共同体建设提出“深圳展望”,并形成贸易、联通、创新领域三项成果文件。

习近平主席在当天的讲话中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衷共济、开放融通、开拓创新、包容发展的亚太共同体,以及携手搭建亚太共同体“四梁八柱”,提出强化经贸、升级联通、打造创新、夯实发展的四大支柱。

前一天,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深圳倡议》。

这是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创办30年来首次以倡议形式发布成果文件,为后续亚太工商合作搭建可落地、可跟进的共同行动框架,推动亚太工商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从2014年北京APEC推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到2026年深圳APEC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内涵不断丰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副院长、北京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傅梦孜表示,本次APEC会议取得丰硕成果,是APEC成立以来一次重要的发展跨越,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进入全新阶段。

首先,区域合作方向进一步明确。

从亚太大家庭到亚太共同体,从启动和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到此次提出“深圳展望”,亚太合作的路径日益清晰。

其次,发展转型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

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绿色低碳等成为此次APEC会议的热门话题,反映出亚太地区发展模式正在发生转型。

“这些新技术、新产业既是各经济体未来发展的希望和机遇,也是各方需要共同研究和治理、应对潜在风险的新领域。”

与此同时,APEC的务实色彩也在不断增强。

此次会议以及整个APEC“中国年”期间提出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包括全年达成近50项经贸务实成果、贸易部长会“绘制”服务业十年路线图等,进一步推动亚太合作从愿景走向行动。

行动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深入各经济体内部的价值链产业链调整、政策协调和营商环境建设等领域。

傅梦孜指出,当前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传统治理机制效能有所下降,深圳会议也展现了APEC机制的生命力和独特价值。

作为一个相对灵活、包容、非约束性的合作平台,APEC能够在各方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保持沟通、凝聚共识,发挥独特的治理和协调作用。

大国相聚,探索相处之道

“深圳之约”不仅是亚太合作的重要舞台,也是大国外交的重要窗口。

18日,习近平主席在深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19日,中美元首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制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动计划”。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指出,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会晤,中美确立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景,敲定了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此次深圳会晤,双方进一步同意制定行动计划。下一步关键是将元首共识落到实处,推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

“从北京到华盛顿再到深圳,今年每一次元首会晤都在推动中美关系往前走、走深走实。”吴心伯说。

同一天,中俄美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并发表和平宣言,留下2026年国际政治舞台上最受瞩目的画面之一。

三国元首就当前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致力于维护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

根据和平宣言,三国元首就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能源稳定流动、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等达成四项共识。

三方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就大国如何正确相处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对话协商四点看法,强调“修昔底德陷阱”绝不是宿命。

吴心伯认为,四点看法中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当前中美、俄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主要在于美国未能充分尊重中国和俄罗斯的相关关切。只有做到这点,三国之间的关系才能朝着积极、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中俄美元首首次会晤具有开创性意义。”傅梦孜说,当前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俄美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三方举行会晤,不仅向世界释放了大国竞争中仍可以开展对话沟通的积极信号,减轻中小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也为探索大国相处新范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三国能够在一些问题上形成共识、出现一定程度的同频共振,也将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创造积极条件。

“鹏城”为窗,见证中国与世界同行

“APEC需要中国。”这是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与会嘉宾发出的共同呼声。

今年是中国加入APEC35周年,也是第三次担任东道主。

35年来,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到2026年深圳,中国三次主办APEC,深度参与APEC各领域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也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

此次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接连发表两篇重要演讲,提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多项建议、高质量推进亚太合作的三点主张,并提出支持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等举措。

中国不仅提出合作理念,也拿出实际行动:宣布提供2000万美元支持APEC务实合作,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并以“十五五”规划向世界发出共享发展机遇的邀约。

傅梦孜指出,与APEC同行35年,中国在这一机制中的角色已发生明显变化。

“中国已从参与者逐步成为国际规则的建设者、完善者,如今在亚太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而这一角色转变是中国数十年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自然结果,也体现了中国愿意为地区和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

吴心伯认为,中国外交提倡多边主义、合作共赢,这种外交“召集力”是一股“正能量”,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傅梦孜还补充道,此次中俄美三方互动中,中国作为东道主,为各方沟通提供重要平台,也体现出中国在大国关系协调中的独特作用。

“这种作用与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关。中国不搞拉帮结派,能够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

山海虽远,未来可期。

“深圳之约”留下的不只是成果文件与外交共识,还有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利益、在变局中携手发展的努力。

(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原标题:《和合共生 APEC“全”观察:“深圳之约”,给世界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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