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夏天，我把自己的全部家当装进两个大行李箱，与在北京的朋友一一告别。我的下一站是比利时鲁汶，从那里出发，我将开始一段为期两年、跨越四个欧洲国家的游学之旅。
我在欧洲就读的专业叫作体育伦理和诚信（Sports Ethics and Integrity），它的名字很长，也很少有人听说过。很多人问过我，这个专业究竟在研究些什么，以及为什么我决定离开还算有趣的体育记者的工作；也有人好奇，这三年除了上课、写论文之外，我究竟还经历了什么。
回头看，这三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或许并不是一门课、一篇文献、一场看过的比赛，而是那些让我重新理解体育的时刻。
为什么出发？
我下定决心申请去欧洲读书，还是在2022年。当时我的身边也有不同行业的朋友计划出国深造、开拓眼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自然也是我的心声，但却并不是我选择去欧洲读书的唯一原因。
那时我刚刚结束北京冬奥会的工作，而北京冬奥会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我依旧有条件来到现场报道的比赛之一。在闭环环境里工作的两周虽然与以往的赛事体验完全不同，但回到现场观察、聆听、交流与创作带来的充盈却一如既往。我发现自己依旧想去更多的比赛，去感受更多不同的现场。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女性体育发展的女性媒体人，我也曾经创作过许多与体育中的性别议题有关的内容。但我疲于向读者乃至是一部分同行解释体育界同工同酬的意义，也疲于证明一个与女性体育或女运动员有关的选题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也对在中文世界中讨论不多的议题，如跨性别运动员的准入规则、残奥运动等充满继续探索的好奇心。
我选择就读的项目，伊拉斯谟体育伦理和诚信硕士（MAiSI）探索的则是体育与哲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的交叉议题。用更接地气一点的实例来解释，则是我们会关注现行反兴奋剂系统的弊端和可信度，会讨论近期因凡蒂诺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反映出的国际足协存在的管理和治理问题，会研究美国体操拉里·纳萨尔案反映出的现行竞技体育体系对运动员权益的忽视。
2018年1月，前美国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因性侵156名年轻女性，被判监禁40至175年。
我一直感兴趣的性别话题，同样是MAiSI项目关注的重点。
冲击，从第一次讨论开始
来到鲁汶后，我见到的第一位同学是来自英国的Emma。她曾经是职业泰拳选手，在泰国居住了十余年。作为一名女性泰拳选手和性暴力事件的幸存者，Emma也一直积极通过写作和演讲的方式讲述泰拳运动中厌女文化与系统性的不平等，为这项运动中的女性争取更好的生存和训练环境。
Emma的个人网站起名为“Under the Ropes”，缘起女性泰拳拳手只能从最低处的围绳下方钻进或钻出擂台的陈旧传统。
相似的学术兴趣让我和Emma一见如故，我也曾经以为未来会遇到的同学与教授也是如此。但在第一周的导论课上，就有人抛出了“男性天生比女性更擅长国际象棋”“跨性别和间性别运动员拥有男性的身体优势”的观点。在“利用规则故意输球以获取下一轮次的优势”这样有些灰色的议题上，大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无论是以往的写作还是日常讨论，我向来会尽量规避观点交锋与冲突，我总是会更多地试着去理解与我不同的观点。但在读书期间，我学到的重要一课是：体育世界中的许多议题大多也不是非黑即白，去理解不同的观点很重要，探讨不同的观点也很重要。观点的交锋与彼此不认同，不管是学界还是公共或私人场域的表达，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无需事事都力争说服对方，也无需每个议题都只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我的毕业论文导师Jim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英国老教授，他坚信电子竞技不属于体育，在跨性别运动员议题上也坚持着非常保守的观点，甚至一直用“生理性别男性”来指代塞门娅等间性别选手。但与此同时，Jim也总是会提供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学者的文献，建议我们也要了解其他观点。
我和Jim有过很多次关于女性体育、跨性别运动员的讨论，在他的课程的结课展示上，我和Emma以及另外两位同学选择的主题正是跨性别女性运动员不应被排斥在女子组之外。虽然我和Jim都无法被彼此说服，但我们一直都有讨论的空间，也可以在有不同观点的情况下合作，而或许一切本就应该如此。
回到现场的另一种方式
在就读MASI期间，我的同学们都很热衷于在不同的赛事中做志愿者。或许是在国内已经以媒体人的身份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志愿者活动最初没有太多兴趣。但在捷克布拉格的第二学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当地的身心障碍游泳赛事服务，我才发现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赛事中，是与媒体完全不同的体验。
作为志愿者，我可以不带任何包袱地与出现在赛事现场的每一个人交流，同样可以发现好故事甚至可以捕捉到更多细节。与此同时，我还可以更了解在欧洲体育模式下，不同层级的比赛是如何运营的。
欧洲体育模式的结构类似金字塔，顶部为竞技体育，底部则是以俱乐部为主体的大众体育。在我居住过的比利时、捷克和德国，大家都有至少一项从小时候玩起的运动，身心障碍者同样也有机会尝试不同的运动。像是樊振东新赛季将效力的杜塞尔多夫并不只是一支乒乓球德甲男子球队，而是一个有完备梯队建设的大型体育俱乐部，杜塞尔多夫的身障乒乓球项目也有六支队伍，队员们也会参与俱乐部的其他体育项目。
我曾经参与过几次志愿服务的布拉格身心障碍游泳俱乐部便是专门面向身心障碍群体的运动俱乐部，这里有既有专业的适应性体育指导员，也有很多在空闲时间来帮忙的志愿者。
欧洲体育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则是以志愿者为俱乐部和赛事工作力量的核心。上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下到俱乐部级别的比赛，都需要志愿者来维持日常运营。志愿者们的学业和本职工作或许与体育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他们却非常乐意抽出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些活动中。
对我来说，在不同赛事、俱乐部做志愿者的每一段经历都很独特。但去年夏天在莱茵-鲁尔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经历或许最为丰富。
赛事只为志愿者提供简易的体育馆住宿，我们需要自带睡袋或充气床垫在体育馆打地铺，但即使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也吸引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志愿者来到德国，大家也会相约排班结束后在体育馆的公共休息区聊天、出门探索城市喝一杯或是参加赛事为志愿者组织的音乐会等活动。
大运会期间我在网球赛事做混采区速记志愿者，这里的志愿者团队不大，但是大家彼此间关系都不错，我们一起庆祝过生日，也在照片墙上留下了很多回忆。
我也在自己住宿的体育馆和服务的场馆里遇到了很多背景各不相同的朋友，像是从墨西哥远道而来、已经在巴黎奥运会做过志愿者的Yahir，热爱拉美音乐并长期参与特奥志愿服务的德国人Andreas，学业和工作都与体育无关但热爱网球的Chenyi和Heming。还有我在混采区的两位工作搭档Martin和Jette——Martin是正在休带薪长假的企业高管，而Jette则是一位职业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哪怕他们并不了解赛事的混采区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却都对这份新“工作”充满好奇与学习的动力。
在MAiSI的体育管理课程上我第一次学习到赛事遗产（legacy）的概念，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来的最重要的无形遗产（intangible legacy）之一，则是志愿者文化。在这些俱乐部与赛事的志愿活动中，我也看到了志愿者文化落地生根后的样子；成为志愿者，同样也是这里很多人参与体育最自然的一种方式。
大陆另一端的体育媒体
借助在欧洲的“地缘优势”，在读书和结束学业之后，我也有机会以自由媒体人的身份来到一些赛事的现场。过去几年，我知道国内同行时常讨论的话题是深度报道与文字内容的式微，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我也能感受到相同的变化。
在自由媒体掌控之下的F1，或许是在这样的变化浪潮中走得最快的运动之一。在比赛周末的围场漫步，我总能遇到不少手持口袋相机或者手机一路录视频或是直播的人，这其中有VIP观众、有车队的社交媒体工作人员、有自媒体和内容创作者，当然也有努力尝试转型的传统赛车媒体人。在赞德沃特赛道的新闻中心，还有两个空置的房间变成了专门的播客与短视频录制间，但依旧留在那里的吧台和啤酒酒头暴露了出房间原本的用途。
在去年的F1荷兰大奖赛，我也与Formula Vision的茅为安老师一起录制了赛后视频小结。茅为安老师是文字记者出身的资深赛车媒体人，如今也在尝试一些新的内容形式与新的工作方式。
尽管在欧美新闻与内容创作领域，电子报（newsletter）和网站依然在主要媒介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对体育媒体人而言，仅仅靠写作和为一家媒体提供内容早已不足以糊口，他们也在不断拓展业务的边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人也想要让自己的深度内容触达更多受众，因此开始尝试更新颖的社交媒体短视频与播客等形式。
但有趣的是，在今年六月份WTA巴特洪堡草地赛中，我反而成为了整个媒体工作间为数不多的“新媒体记者”。我在赛期熟识起来的澳大利亚媒体人Vanessa是一位资深文字记者，最初她听闻我为一家体育流媒体平台做视频采访时，也曾经觉得非常新奇。赛事期间，Vanessa除了会去训练场拍照之外，其他时间依旧坚持用文字记录赛况。而除了我和两位专门拍摄伊埃拉的驻德国菲律宾记者之外，大部分来到巴特洪堡的媒体则是莱茵-美因地区的纸媒记者或体育摄影记者。甚至有时，我还能在工作间瞥见纸媒记者为报纸做版的电脑界面。
当我向赛事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样供职于报社的记者Alex说起自己的观察时，Alex却告诉我，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乐观，在这里，大家也对纸媒的未来有同样的担心，也对自己的创作出的文字内容是否还在被阅读抱有疑虑。而体育新闻也只是Alex日常工作的很小一部分，除此之外更多的时间，他要为自己工作的报纸写很多政治与社会议题。
在男足世界杯前后，我也曾经与工作伙伴们探讨过何为好的体育内容，以及在娱乐性短视频愈发受欢迎的当下，我们花费更多时间去做的深度报道是否还有受众、是否还有意义。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身在其中的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而过去三年里，从课堂到赛事现场，我也愈发相信，体育媒体关注的不应只是冠军、纪录、情绪与高光时刻，那些聚光灯之外的人和故事同样值得被记录，那些与体育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议题也不应被回避。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或许总会有人试图拆解体育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也总会有人愿意花时间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