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逝世：台湾记住“搞台独没好下场” 香港感念金融风暴“挺港功臣”

徐瑾：如何重新审视1990年代的改革？外部环境没有打开，内部改革亟待完成，这是改革最难的骨头，也正是朱镕基执掌中国经济的时刻。

朱镕基总理走了。

消息传出的那天，没有暴雨如注，也没有天地落雪。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在北京的医院里安静地合上眼。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波澜。这个曾被视为中国经济圈最为举足轻重的人，在离开权力中心二十多年后离去，连告别都像他执政时的风格——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但历史不会这么轻巧地翻过这一页。我们应该如何纪念朱镕基以及他所代表的改革开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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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脉络，总是隐匿在新闻大事件背后。

当我们谈到中国奇迹，要么追溯到1978年的政治转向，一切似乎从此自动走上正轨，市场经济自然打败了计划经济；要么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腾飞，GDP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连年飙升，入世红利如潮水般涌来，基建狂魔的轰鸣声响彻大地。对比之下，1990年代的改革似乎往往不经意间被一笔带过，但其实，那也许才是中国经济最为艰难、也最为关键的时刻，外部环境没有打开，内部改革亟待完成，这是改革最难的骨头，也正是朱镕基执掌中国经济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享受的繁荣地基，不少来自朱时代的浇灌。

朱镕基领衔的改革，发挥了什么作用？

首先，分税制改革集中了中央财权。1993年中央财政仅仅占全国财政的22%左右，创下改革开放之后下的最低点。这成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直接动因。1994年分税制正式实行，中央财政收入大幅攀升，占比从2成飙升至5成左右。中央财政收拢集中事权财权，导致地方另寻财源，间接导致了土地财政，对此迄今学界依旧有争论。

很多人将分税制归因于朱镕基，但据笔者了解，中央财政当时已经难以为继。朱镕基及其政策班底，更多是不得不顺势而为。坦白说，没有这笔集中起来的财力，后来很多事无从谈及，无论是社保体系铺展、基础设施建设，都难以成行。与此同时，彻底改革与重构了以新央行为核心的金融银行体系。

其次，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策略是保留大型国企，放掉中小型国企，外媒甚至报道朱辞退了五千万工人，他在2003年总理报告说的是2700多万。不可否认，数千万职工下岗的代价至今仍是几代人的隐痛，不少东北人的童年终结于这一刻，外媒用“休克疗法”来形容这一改革方式。

确实，这可以说是一次断腕求生，或者刮骨疗伤。有多少人能预料，曾经坏账连连的国有银行可以重组上市成为排名全球前列，央企体系在随后十年里成为经济运转的骨架。更重要的是，这一改革迫使中国人或多或少变为市场主义者，大家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天下没有铁饭碗，即使体制内也是如此。

最后，推动入世。2001年入世，但工作却完成于90年代。我们谈改革开放，往往将改革放在开放之前，其实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意义也许超过改革。入世，将十亿人接入全球化的链条——此后每一年的出口飙升、每一个世界工厂的崛起，都根源于这一步。

这三件事，构成了后来一切繁荣的前提。事后来看，决定中国经济的事件，如国企改革、中央收拢财权、入世谈判等等，都是顺理成章甚至顺水推舟的事，但是这都是后见之明。在历史之中，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及落地实现，并不容易，不少决策在当时却是逆水行舟，那也许是中国经济最为迷茫的探索时刻。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进入一段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三峡”。在这段转型期内，中国从帝制走向现代，惊涛骇浪，险滩密布，约2040年前后方能略见松动。

这一判断成为不少中国人的隐秘期待，时刻忍不住叩问，我们到底在历史那一段，能否顺利过关？朱镕基的改革发生在三峡最窄、最急处。19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站在岔路口。往前走是入世、是市场化、是接入全球体系；往后退是保守、是封闭、是另一个平行宇宙。朱镕基被推到了这条激流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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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执掌中国经济金融有年，外媒曾经称呼他“经济沙皇”，他对此公开表示过不喜。1998年，他就任总理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留下自己的承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00年的记者会上，谈到对卸任的设想，他一如既往地平实，“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因为这一表态，正在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的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3点。

对于朱镕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评价耐人寻味，他说，“他对这类问题的洞察程度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在世界领导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不仅是客套，毕竟格林斯潘一直被认为美国的经济沙皇，见过不少领导人，更重要的，他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者。

当然，朱镕基的朴实作风，或许与他作为孤儿的家庭背景有关，也和他作为湖南人的坦率直白不无关系。

对于不少改革派官员，他们多数成长于80年代，历练于90年代，可以说是亲自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见证人，多年之后谈到他，还是会用“朱老板”这个带有亲昵色彩的称呼。美国《新闻周刊》称他为“中国最厉害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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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从哪里来？

湖南棠坡朱氏，据说源自明朝皇室，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一脉。据说，朱元璋为这一支定下二十字字辈：“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咨访，宽镕喜贲从”。朱镕基名字中的“镕”字，正是排辈而来，他的祖上曾经在晚清的商海中，成为清代湖南首富。

但到了朱镕基这一代，家族的商业荣光早已远去，但血脉记忆或许以某种方式存在。1987年至1991年，朱镕基主政上海。这块曾经最商业最接近西方的城市，渴望一场真正的解放。这里是吴越文明的明珠，却也难免在浩劫中蒙尘，沦为一个有着完整工业体系却又急需转型的庞大经济体，它几乎忘记自己曾经拥有中国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接近现代治理逻辑。

朱镕基在这里做了三件事：启动浦东开发，推动工业结构调整，铁腕治吏。他甚至喊出“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这段岁月对于他，感觉自己“坐在火山上”。

上海给了朱镕基什么？一个技术官僚在地方主政的完整经验，一个可以检验改革思路的试验场，一个与最高决策层建立直接信任的通道。他带着这些走向北京，他的个性在那些年的讲话中已经显露无遗，他说自己是孤儿，脾气很坏，“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1996年岁末，北京首都剧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商鞅最后结局是车裂而死，据说看到这一刻，朱镕基禁不住凄然泪下。这种共鸣，我想不是对于国家主义者的共鸣，也不是对于秦政的认可，而是对于商鞅作为改革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于自己使命的清醒，在舞台上理想化的商鞅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或者说，作为改革者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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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15日，总理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面对中外记者。被问及财政赤字与“赤字总理”的称号时，他说“问心无愧！”。

确实，朱镕基以及改革的系列走向，不是他的个人成就，他从来也不会自认为完人。分税制埋下了土地财政的种子，国企改革的代价由千万家庭承受，入世后农业和部分产业受到冲击，朱镕基离职前都说“房地产业弊端大得不得了”。

某种程度，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无论再完美的改革计划，都会面临官僚体制以及制度的反弹，而任何计划，都会引发二阶甚至三阶反应。

但即使如此，朱镕基多数政策选择，依旧代表了我们历史无数分叉中比较好的一种可能性——不是说他做的一切都对，而是说在当时的体制约束、信息条件、利益格局下，一个技术官僚能做到的改革极限就是这个了。他承认代价，承担代价，而不是回避代价，也用一往无前的个性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为《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作序，他认为“朱镕基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终是一名实干家，渴望不断推进下一阶段可行的改革步骤，又总是深谋远虑。”

我认为，“可行的改革步骤”——这个定语很关键。不是理想的改革，不是彻底的改革，而是“可行的”。某种程度，中国奇迹的成功，恰恰在于这种务实主义，无论邓小平还是江泽民，其实都是务实主义的代表，而朱镕基为他们所倚重，正是体现了共识。

这正体现了朱以及他象征的改革开放，无论存在多少现实弊端，依旧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政策选择中“最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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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经济人专栏写长者讣文，结尾说“历史在他身后已经不同”。对朱镕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但含义更复杂：某种意义上，他也改变了中国，但历史也在此后偏离了他铺设的轨道。分税制的框架还在，但事权划分的欠账三十年没有补上。国企改革的骨架还在，但央企的膨胀已远超他当年的设想。入世打开的门还在，但门外的风向已经变了。

谈到朱镕基，我总是忍不住想到一个细节。他一生很少题字，但是他却为三所国家会计学院题字，都是“不做假账”。这令人深思，表面上，这是会计的基本要求，但是在现实中，这又成为不少财务的理想，显然，这个问题显然超越简单的职业素养范畴。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灰度，恰恰体现了中国问题的复杂以及困难，改革派的朱镕基们拼尽力气，交出了时代的答卷，剩下的，也许只能留待后人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