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支联会被指煽动颠覆政权的案件，历经5年，三名核心人物的判刑结果尘埃落定。

前主席李卓人被判囚7年，邹幸彤的刑期最高，达7年3个月；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

散庭时，李卓人作出罗马天主教“划十字”的手势，并向公众席鞠躬。邹幸彤向公众席飞吻，亦有向律师挥手示意，带着笑容捧着文件；何俊仁转身离去。

在这段日子陪伴同行的李卓人妻子邓燕娥面对罪成结果，她说是预料之内，“但还是觉得不公平，是荒谬的。”就判处的刑期，邓燕娥说判得太重，“不过我知道李卓人心安理得，我们也无可奈何”。

她说，曾有数以百万计香港巿民曾进入维园，支持烛光，“判刑是对很多人的一个刑罚”，又向李卓人说，“撑住，撑到底”。

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说，李邹二人将就定罪及刑期上诉，向曾经点起烛光的人们道谢，“我们会等待他们每一位‘毕业’（刑满出狱），一齐等他们平安回家。”

1989年的北京之行

这几年间，69岁的邓燕娥试过不同路线，慢慢摸索出最佳方案：在上班人潮过后，从新界的家出发，转乘三种交通工具，大约1小时45分钟就可以抵达位于港岛南端的赤柱监狱探望丈夫。

丈夫李卓人是前支联会主席，在他还押期间，邓燕娥每星期都会走四趟这段路。

二人年轻时一同在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作，主力劳工权益，总是“寓拍拖于工作之中”，1985年结婚，至今同行超过40年，是香港工会圈子中知名的“工运夫妻”。

1989年的北京之行，成为李卓人一生的转捩点。

当时，北京爆发民运，香港持续关注事态发展，5月有百万人走上街头声援，“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月底，李卓人以支联会代表团团长身份，连同100万港元捐款与香港学联成员一同赴京声援运动。

李卓人在返港途中被中国公安带走并扣押三天，签署悔过书、捐款遭没收后，方得获释回港。

邓燕娥其时在英国读书，只透过亲友得悉他被带走的消息，她随即决定返港。下机之时，发现候机大堂有大批群众，才知道李卓人即将抵港，“一出来我们就抱头痛哭”。

邓燕娥覆述，李卓人多年来仍然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领袖见面的情景，以及看到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帐幕及工运领袖韩东方所带来的感动，“中国终于有独立工会”；镇压之前他被人们劝说催促离场，返回饭店，整晚也听到枪声。

自此，六四成为李卓人一生的承担。

“他看过这些人真的站出来，真心真诚想要有民主、反贪腐。不断有人站出来，不怕被捕、坐监，要求中国改革，”邓燕娥说，“令他觉得在港生活自由，这样有机会，为何不做些事支持他们、与他们一起呢？”

在邓燕娥看来，亲历六四的李卓人，眼见参与者遭镇压和灭声，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事件平反。

她说，支联会的工作与“危险”沾不上边，因活动希望广泛巿民参与，往往会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确保合法。

八九民运同时催生香港职工联合会（职工盟）。

工自联很快被定性为“非法组织”，邓燕娥说，“我们即刻想到，在中共政权底下，不可能有独立工会。”距离1997年政权移交的日子还远，职工盟于1990年创立，夫妻二人也转职至此，组织高峰期有逾80个属会，涵盖不同行业。

李卓人曾参与多场大型工潮，在罢工现场与工友分析事态、确定策略，一起吃饭、静坐，“几日也不会见到他”。邓燕娥形容他是香港独立工会发展的栋梁及摩打。

李卓人担任多届立法会议员，至2011年与张超雄等人成立工党。

几头马车并行，生活过于忙碌，李卓人身体接连出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三高”、胃酸倒流等问题，邓燕娥曾劝说他放弃支联会的工作，但李卓人只回说不可以。

“一生人遇过最差的情况”

2019年，香港爆发大模规社会运动，李卓人卷入多宗案件，包括反修例示威及其后的六四集会。

他们卖掉旧居，改为租住单位。

邓燕娥记得，李卓人当时仍能保释，白天应讯，晚上回家布置新居，没有刻意准备可预期的监狱生活。他曾说，“当然不用预备啦，我真的没那么傻，要坐的时候就要坐，为什么还没坐的时候，你就先苦定？”

新居最终只住了两星期，2021年4月，李卓人被判囚，多宗案件控罪的总刑期达20个月，后来因上诉得直获减刑6个月。

他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服刑期间，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撇开监狱探望的舟车劳顿，邓燕娥要重新适应生活，她说多年来只曾因为外出公干及读书而短暂分开。

对于她来说，更大的转折在于巨大的社会改迁。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一手创立的职工盟亦紧随多个公民组织的步伐，宣告解散。

“周围的事物不断崩坏，身边的人个个也处于差不多的状态，我想这是我一生人遇过最差的情况，”她感到沮丧。

面对丈夫被起诉的罪名，她觉得难以接受。“我又觉得很嬲（愤怒），又不可以做些什么，又不可以出来抗议。我们以前做的事都不能做，所以是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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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邓燕娥听从丈夫建议，前往英国探望已移居的女儿，因疫情延至2023年3月返港。当时李卓人已刑满，但因支联会案而被继续还押候审，被转送赤柱监狱。

在一次探访后，邓燕娥于监狱外被警方国安处以“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其后获准保释，相关罪名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严重过阿人”。

对于案件，她一度感到恐惧，定下来后只有愤怒，又指多年工作与劳工相关，想不到为何要调查。超过一年后，她才获归还护照。

与此同时，邓燕娥胞妹、邓燕梨被指取走与案相关的证物，她承认“妨碍司法公正”罪，判囚六个月。裁判官当时指出，没证据显示邓获取干扰证物，亦无影响胞姊的控罪。

“我们都是互相撑着”

来到支联会案审讯，李卓人不时在庭上哽咽流泪。

现年69岁的他，讲述自己70年代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被“认识中国、关心社会”，或称“认中关社”的思潮影响，令他投身基层运动，也关心中国民主。

控方曾问及，李卓人是否对中共领国家有极大敌意，他回应称，“我心中无敌意，只有爱”，基于对人民的爱，希望国家有改革。

李卓人在香港工会圈子中素有“喊包”（爱哭的人）的别号，邓燕娥说，没想到他去到法庭也一样，“我觉得，真是永远的李卓人。”

邓燕娥则相对理性，没怎样哭过。“就是想到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这样坐牢呢？自己会很不开心，会觉得心是沉下去了。”

丈夫被关押初期，邓燕娥曾试过在列明不准探访的日子走到监狱，回头看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焦虑与绷紧。过了一阵子，她慢慢认清事实——“李卓人不会很快出来”。

“我们自己都要‘掂’，都要硬净才行。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不会支援到对方的。”

在沮丧之中，她逐渐找到积极生活的方法，“我会做一些我可以做到的事”。在频频探监之际，她会安排时间游泳、健身，多阅读写作，也跟有类似经历的同路人互相支持。

她觉得，李卓人也明白这种心态，并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把“荒谬”变成“搞笑”，“每件事他总找到正面的一面去说。”

各被告早于2021年被捕，案件定于2025年5月开审；李卓人说天气炎热，可以到法庭“叹冷气”；后来延至11月，他则改称天气转凉了，晚上睡得较好，白天出庭会较精神。

邓燕娥说，“他都知道，他都不可以令我担心，我们都是互相撑着。”

“我想人们记得阿人”

在囚五年多，李卓人经历母亲逝世，缺席女儿的婚礼；曾在狱中跌倒，手腕轻微骨折，去年还做了胆切除手术。

邓燕娥说，他很大程度上已适应狱中生活，平日会看NBA、阅读，学法文，为囚友担任翻译。“他说，现在每天就是思考如何好好度过今日，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热爱美食的他，闲时会收看烹饪节目，不时抄下食谱，叫邓燕娥跟着烹调，也会建议女儿尝试各地的著名餐馆。有一次，李卓人特意抄录《红楼梦》与蟹相关的诗句，邓燕娥忆述，“叫我跟朋友吃蟹时，拿这封信去读那些诗给他们听，令到蟹宴更有雅兴。”

今年是农历马年，李卓人寄来一张手绘的“马上平天下”挥春，引述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说“我最成功就是齐家。”

5月是两人的结婚周年纪念，他秘密委托女儿，为妻子挑选礼物。邓燕娥说，李卓人是90分的丈夫和爸爸，“剩下那10分就要努力了，始终他都给家庭的时间比较少。回看不是有很大问题，我们三人的关系很好。”

邓燕娥近日连番接受不同采访，“我想人们记得阿人，他已经（在监狱）五年多了，我不想他就这样消失，”她说，“他是一个好好的人。”

邹幸彤的选择

刘家仪感冒发烧，访问三度延期。

她匆匆赶来，甫坐下便说，“我成日跟邹幸彤说，你快点出来，你欠我这样多餐‘打边炉’（吃火锅），我惊我猝死，来不及食。”

二人相识十数载，战友情谊始于支联会。

50多岁的刘家仪是前支联会常委，也是“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邹幸彤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港，2010年曾在支联会短暂任职，后又担任义工，再当选副主席。

在刘家仪眼中，邹幸彤像“吸水海绵”般吸收知识，不时问及中港民主运动历史。

邹幸彤曾在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成为其转投法律的契机，另一方面目睹维权人士不断“坐监、释放，再坐监”，让她相信“民主运动必然要这样走”。

刘家仪说，“必然要有人去走（这段路），而她不介意做走的那个。”

年纪相差虽逾十年，但两人的价值观相近，不时深宵打边炉、喝酒聊天，早已谈及坐监的心理准备。

至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

已取得大律师资格的邹幸彤与刘家仪讨论，应以什么身份参与。刘家仪劝说，当时被捕者众多，需要法律支援，“你不要入去‘坐’，要帮忙保释”。

然而，局势很快将众人推向不同位置。

2020年，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民主派人士陆续因不同案件遭还押或入狱，多个老牌组织包括民阵、教协等宣告解散。

“以她的为人，又是学霸，什么也不混，飞出去，我觉得她都有一片新天地。”

刘家仪说，客观条件上，邹幸彤“有选择”。“那些东西放在面前，是她觉得需要考虑选择的东西吗？我觉得不是。”

2021年9月，支联会及三名核心成员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卓人、何俊仁呼吁解散组织；邹幸彤则表示反对，不愿助长恐惧，认为自行解散会让当局打压更肆无忌惮，“不可能换到任何‘好处’。”

“不要想累不累”

最终支联会解散，结束32年历史。

刘家仪强调，会员大会上有四票反对，“我们不是一致通过解散的”。

此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再没有悼念晚会。

刘家仪没有停步。

2023年的六四前夕，她与另一名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在维园禁食悼念，以“煽动”之名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2024年5月尾至6月初，刘家仪连同在狱中的邹幸彤、其母亲及舅父等8人被捕，被指涉嫌透过“小彤群抽会”社交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发布煽动帖文，被外间视为“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首宗案件。

就邓燕娥、刘家仪的案件，BBC中文查询案件进度及会否检控，香港警方没有正面回覆，仅表示采取任何行动，均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

《国安条例》第88条禁止泄露调查资讯。刘家仪表示，不便回应案件细节。

最近两年的6月4日，她形容“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选择以乘搭电车方式悼念，“因为这是最靠近维园的方法”。

不时有人问道，“是否一定要去维园”，刘家仪会反问，“你拜山会否去酒楼？我拜山当然要找拜山的地方，30几年来，我们都是在维园向六四死难者致哀。”

“我们首要的原则，是信守我们跟六四的生者和逝者的承诺，会继续记住、继续讲，直至这件事得公平的对待，直至天安门母亲的诉求得到回应。”

这几年来，刘家仪持续探监，陪伴邹幸彤及几名被捕者的家人、协助准备法律资料，搜罗狱中所需物资。她相信“坐监不只是几个人的事，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事”，刘家仪说，“只不过她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会帮多一点。”

去年刘家仪的父亲中风，母亲骨折，目前没有正职的她来回奔走，近来仍忙得平均每日只睡四小时，“得闲死唔得闲病”。

她尽量不要想累不累，“攰，真的很攰，很攰，但是谂的话，又不会变不攰，不如不要谂。”

“多谢这场官司”

相对而言，在刘家仪眼中，邹幸彤似乎打不死，拥有极高的精神能量，但也曾因为无法感知社会情绪而一度泄气。

邹幸彤因两宗六四集结案件被判囚22个月，刑满后仍一直还押。

“想像她是停留在2021年的香港社会，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刘家仪说，邹幸彤曾经怀疑“全世界只有她一人在发声，她在努力的自由民主，社会是否已无人重视？无人理会？”

但对方转身又“神采飞扬”，继续埋头不同案件，亲自抗辩，入禀司法复核，挑战女囚犯须穿长裤的规定，“支联会拒交资料案”最终上诉得直，获撤回定罪及判刑，目前还“超前部署”，已开始准备煽动颠覆案的上诉。

邹幸彤母亲曾在庭外说，女儿在还押情况下打官司，“她写的每一个字，经历很多艰辛，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地阅读她所写的。”

刘家仪指，邹幸彤在夜里只靠着走廊微弱的灯光，俯伏在墙身或地下撰写陈词，“不要想象有书枱”；天气酷热，汗水会滴落至信纸，黏着手臂。

支联会案经过24天的审讯，刘家仪尽量抽空出席每一场聆讯。

她曾听到有人声称跨境而来，收钱排队旁听，“我觉得有时造成这种中港的矛盾，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为何不可以公道些？有心去听的人就去听，而不是这样去霸占法庭。”

在她看来，案件同时重温支联会历史，也是30多年香港的历史。支联会曾经陷入世代之争，被批评为“大中华胶”、“帮大陆人”，悼念方式“行礼如仪”。刘家仪说，有年轻人在审讯后分享称，终于明白港人为何重视六四，过去几代人如何推进民主运动。

“多谢这场官司，我觉得这是很多事情的大和解，几代人的大和解。”

她忆述，庭上曾经播放2019年六四集会的片段，当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及见证者李兰菊的发言。

当时法庭内同声一哭，“一刹那，大家一齐被拉回去我们的初心，”刘家仪哽咽道，大家没有因为香港近年的社会变迁而失去善良，“香港人的初心好简单，就是见到好惨，觉得追求民主自由⋯⋯死了很多人，我们要继续帮他讲这件事出来。”

“我们已经尽做，做到最后战到一兵一卒。”刘家仪说，“虽然他们在犯人栏，我们在外面，大家一起走到最后这一步，与有荣焉。”

“仍然是同在”

曾任支联会主席的74岁何俊仁是案中最年长被告。

在判刑庭上所见，何俊仁依旧皮肤黝黑，身型及脸容则较往日清减，他身穿灰色恤衫及深灰色外套，戴着耳机，神情严肃。

何俊仁是民主派元老，在学期间已积极参与1970年代学运，于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执业律师。

1989年，他与司徒华、李柱铭及李卓人等人成立支联会；翌年则创立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其后与汇点合并为香港民主党。

自1995年，何俊仁已晋身英属香港立法局，其后担任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至2016年。2010年，他以时任民主党主席身份hkdemocracybeijing">与中联办会面，促成政改；2012年，何俊仁代表民主派参选特区行政长官，最终落选，news/2012/07/120701hkinauguration">梁振英当选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