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北人谢女士而言，服用事后避孕药的过程，就像一场倒数计时。
她今年34岁，曾使用事后避孕药超过五次。她对BBC中文回忆说，若在未使用保险套的性行为后，当下便开始紧张会否意外怀孕，半夜计算时间、思考药局何时开门，担心能否在24小时的“黄金时效”内取得药物。
“药师会问一些基本问题，我就迅速回答，一拿到药便在路边角落赶快服用。”
事后避孕药越早服用效果越好，普遍原理是透过高剂量荷尔蒙抑制或延迟排卵，降低受精卵着床成功率，达到紧急避孕。
目前在台湾，部分事后避孕药物可直接于药局购得。有关药物长期处于灰色地带，依规定属于医师处方药，但民众仍可能透过药局或药师直接取得。
台湾食药署近日提出修法，规定必须持处方笺才能购买事后避孕药，也要求贩卖业者及制造业者须登录特定药品追溯或追踪申报系统。
官方强调，此举是因近期疑似出现非法网售流产药物，需加强管制以维护用药安全。但民间担心，这将增加女性取药的不便，可能因拖延而提高怀孕风险，尤其影响年轻女性、偏乡居民、外籍移工、性暴力受害者等弱势群体。
另一方面，台湾卫生官员公开表示“男人没有准备保险套就不要跟他上床”，言论引发社会论战，有妇女团体形容这是加深污名化、女性自主权倒退。
与时间竞赛
“做完之后我很清楚，我不能再怀孕了，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39岁的林女士向BBC中文说。
她已婚并育有两名孩子，曾因担心意外怀上第三胎，在无防护性行为后紧急购买事后避孕药。
她坦言，婚后夫妻生活几乎被育儿压力取代，“几乎都在带小孩的地狱当中，大家轮流照顾，根本很难有性生活”，偶尔在孩子同时入睡、自己不至于过度疲倦的情况下，夫妻才可能临时有些情趣，但往往在混乱的状态中“突然发生”，甚至遇到保险套过期或家中没有保险套，也来不及服用事前避孕药。
她说，性事后伴随而来的焦虑与惶恐直接而迫切，担心额外的孩子将成为家庭经济负担。疫情期间，由于不便前往医院，她选择直接到药局购买事后避孕药。
台湾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药局，其中不少24小时营业，成为急需事后避孕药女性的重要管道。
但台湾食药署近日的公告指出，Levonorgestrel（LNG）、Ulipristal acetate（UPA）及 Misoprostol（MISO）等三款用于紧急避孕或终止怀孕的药品将纳入管理。
三者用途并不相同。Misoprostol 为前列腺素类似物，原用于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与Mifepristone并用可终止49天内早期怀孕，属流产药物。
后两者药品透过高剂量荷尔蒙抑制排卵并降低着床成功率，以达到紧急避孕效果。Levonorgestrel为人工合成黄体素，需在无防护性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效果随时间递减。Ulipristal acetate药效更强，时效可延长至120小时。
曾多次使用事后避孕药的谢女士说，未来如果要先到医院看诊再取药，过程将大幅增加不便，甚至可能因拖延而提高意外怀孕风险。
她指出，自己虽然居住在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都市，但工作时间未必都能配合医院门诊，多数女性也倾向寻找曾就诊过、互动较为舒适的医师。
相较于营业时间长的药局，妇产科门诊时间集中在平日，妇科诊所近年也因少子化而逐渐减少，去年全台就有23家妇产科诊所关闭。在偏乡或部分县市郊区，妇科资源相对稀少，居民往往需要开车较长时间才能前往大医院看诊。
另一方面，有妇女团体担心，新制规定贩卖业者及制造业者须登录特定药品追溯或追踪申报系统，恐增加药局贩售相关药品的成本，进而降低贩售意愿，影响民众取得药物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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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
女性避孕方式多元，包括事前避孕药、保险套及子宫内避孕器等长效措施；事后避孕药则常被视为最后防线。
在台湾门诊最常见的使用情境是保险套滑脱或破裂，但也包括忘记服用事前避孕药、无防护性行为等。
日前，卫福部次长林静仪在讨论严管事后避孕药政策时，公开表示“男人没有准备保险套就不要跟他上床”。外界批评她“画错重点、打压妇女自主权”，并认为此言论加深事后避孕药长期遭受的污名化。
谢女士坦言，使用事后避孕药常伴随羞耻与压力，早期甚至会戴口罩到药局购买，如今虽不再如此，仍希望能迅速结束过程。
她指出，若因未采取“正确”避孕而必须就医，本身就充满压力。医师可能会更精准地追问细节，虽然那些卫教资讯正确，但在当下却容易让人感到像是责备，仿佛在质问为何没有“妥善保护自己”、“可能伤害健康”或“缺乏性知识”。
“除了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之外，我也不想让外界对我的伴侣有额外的揣测或批判。”
谢女士曾有多次性行为未使用保险套，情境各不相同。她回忆，年轻时因缺乏性知识，曾误以为不需全程使用保险套；即使后来充分了解卫教资讯，也可能因当下情境而未使用。
“有时候我想要戴套，但在协商过程中半推半就同意了。事后虽不觉得被侵犯，但常会有‘事后想想不太对劲’的心情。”
她进一步指出，这其中也涉及交往或约会中的权力关系，往往与情感与欲望交织。“我有时会觉得自己贡献了全部，而这个‘全部’就等于我的身体。”
在台湾相对保守的性文化下，她花了许多时间探索性，也曾因渴望尝试而选择无套性行为，在其中感受到愉悦与享受，但事后也伴随害怕与不安。
“事情并不是外界讨论的那么简单，像是‘没有戴保险套就不要做’，实际上交织着协商与情感的拉扯。”她强调，正因为性行为本身充满复杂性，才需要更多元的避孕方式，让女性能避免进入不想要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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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群需求
林女士在婚后第一次使用事后避孕药。她认为，这是不同生命阶段的女性都可能面临的一种选项。
她回忆，当时光是搜寻资料、思考如何面对药师、要去哪里取得药物，就花了两三个小时。在与先生讨论、查找管道的过程中，她也担心旁人会认为自己“思考不周”，才让自己陷入没有安全避孕的状态。
“很多人去拿事后避孕药时都会有这个疑虑，好像自己做错了事。”她表示，社会氛围常让人觉得性冲动或无套性行为是错误的选择，进而产生强烈的自责与愧疚。直到最后牵着女儿走进药局，她才惊讶地发现并没有想像中困难，并感到如释重负。
林女士认为，现行由药师提供事后避孕药的制度相对便利，取得药物时药师会充分告知，并提醒事后避孕药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仍需持续观察是否有怀孕迹象。她也曾在药师面前直接服用药物。
针对事后避孕药修法的消息引发舆论反弹后，妇女团体与多位立委随即召开记者会表达反对意见，认为政策在缺乏充分社会讨论下仓促推动，恐对部分弱势女性造成额外障碍。
民进党籍立委林月琴指出，年轻女性、未成年女性、外籍移工，以及受到家人或伴侣控制的人，往往正是最需要紧急避孕资源的族群。她质疑，这些人在面临突发情况时，未必有能力或意愿立即前往医院取得处方笺，因为可能害怕被家人、伴侣或学校知道。
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杜瑛秋也在记者会中表示，依实务经验，包含亲密关系暴力被害人、未准备怀孕的女性及移工等族群，都可能因害怕或工作等因素，无法在黄金72小时内前往妇产科就医。
事后避孕药纳入药品追溯制度，也被外界认为可能引发隐私疑虑。有药师撰文指出，紧急避孕涉及敏感的个人资讯与身体自主，若未来规定购药后必须回诊，虽名义上是为了安全，却可能使部分人因担心留下纪录或遭追问，而转向非正式甚至不安全的管道。
辩论十年未解
事后避孕药因含有高剂量荷尔蒙，仍存在使用风险。常见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头晕与异常出血；若频繁使用，可能造成内分泌失调与月经周期异常。
台湾食药署强调，近期疑似出现非法网售流产药物，需加强流向管制以维护民众用药安全。
然而，政策公告后随即引发民间广泛讨论。在国发会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民间提案“事后避孕药改为药师指示药”仅两日即获逾8000人附议并正式通过。
2024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将事后避孕药（Emergency Contraceptive Pills, ECPs）列为可“非处方取得”的药品。WHO指出，这类药物具安全性与有效性，副作用通常轻微，民众可直接在药局购买，无需医师处方，以提升取得的即时性与便利性，保障女性身体自主。
国际趋势显示，全球有约90个国家放宽事后避孕药取得限制，部分欧美国家甚至提供免费或低成本服务，日本近年也逐步松绑。
台湾早在2016年曾规划将部分事后避孕药改列指示药，但因医界、药界与妇女团体对风险管理及取得方式意见分歧，最终未能上路。
医界主张强化管理，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霈日前向媒体表示，若无须医师处方即可取得事后避孕药，恐助长错误避孕观念并使青少年陷入危险；药师公会则呼吁分级管理，人工流产药须纳管，但紧急避孕药可转列指示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以保障女性在黄金时效内的自主选择。
妇女团体批评，妇产科医学会长期以医疗本位思维主导女性生育与避孕决策，药师公会提出的“女性身体自主权”则过于空泛，缺乏制度规划。她们强调，这项涉及女性健康与人生的重要政策，诉求不仅是事后避孕药的“可近性”，还包括“可负担性”，以及用药支持、心理支持与法规等完整配套。
面对争议，台湾卫福部长石崇良于7月5日重申，目前政策尚未定案，食药署将进一步评估是否改列指示药或采双轨管理，预计年底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