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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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权项目：是一家关注维吾尔人权的NGO组织。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的官网介绍，该机构“通过搜集信息和研究，倡议推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及其他突厥穆斯林权利；维吾尔人权项目是在2004年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项目而设立，2016年成为独立非盈利机构”。维吾尔人权项目“以英语和中文发表研究报告，依据国际人权标准，捍卫维吾尔人公民、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权利；我们同时也向政府和多变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和欧盟，递交报告和政策建议”。
一、日澳每年进口数十亿美元涉嫌强迫劳动产品，两国政府只“嘴上呼吁”无“实际作为”
2025年，澳大利亚维吾尔族妇女协会 (AUTWA) 的成员们走进法庭。她们起诉的对象正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零售连锁品牌Kmart——指控理由并非刑事罪行，而是消费者保护法下的“误导性行为”。她们想知道的只是一件事：那些摆在货架上的衣服，究竟从哪里来？是否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
这场诉讼本身，已说明了一切。在澳大利亚，并不存在一部法律可以直接阻止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维权者能走的路，只有迂回——借道消费者法，以“你是否如实告知消费者”为由，叩响问责的大门。然而，这扇门沉重而又狭窄。
6月23日，NGO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 (UHRP) 发布报告风险转移：维吾尔强迫劳动与澳大利亚及日本的执法缺口，将这场诉讼背后的结构性困境置于全球供应链的宏观坐标之中。报告指出，随着美国和欧盟相继收紧强迫劳动商品的进口管控，强迫劳动高风险货物正在悄然改变流向——流向那些立法滞后、边境敞开的市场。澳大利亚与日本，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个。
报告封面
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亚正是最早指控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国家。
报告对2024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后指出：“澳大利亚从与维吾尔强迫劳动相关的高风险行业进口了约48.2亿美元的商品，而日本则进口了约67.1亿美元的商品。”“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棉纺织服装、太阳能供应链投入品、铝和化工产品。”
报告的核心论断并非指控这些商品全部出自强迫劳动，而是揭示了一个更系统性的结构问题：强迫劳动风险并未被消除，而是被重新分配。当美国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欧盟准备实施《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Forced Labour Regulation, FLR) 之际，高风险商品正流向缺乏同等进口管控的市场。
澳大利亚2018年出台的《现代奴役法》(Modern Slavery Act) 要求年收入逾1亿澳元的企业申报供应链风险，却不施加罚款，也不授权海关拒止高风险进口货物。该法的重心在于披露而非禁止进口，形成一种结构性局限：企业可以通过申报风险来满足合规要求，而无须改变采购行为。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近，却以另一种形式呈现。2022年，日本颁布《负责任供应链尊重人权指南》，鼓励企业开展人权尽职调查，但该指南并不设立法律义务、罚则或针对强迫劳动商品的边境限制措施。因此，法律层面的执法机制几乎付之阙如，落实与否完全依赖企业自愿行动和声誉压力。
具体来讲，在所有高风险行业中，棉纺织品及服装的进口规模最为可观。来自中国的棉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总额，在澳大利亚约为18.9亿美元，在日本约为32.3亿美元。纺织品约占澳大利亚高风险进口总额的40%，接近日本高风险进口总额的一半，是强迫劳动风险进入两国市场的主要渠道。
太阳能相关产品构成第二大类别。澳大利亚进口约8.2亿美元，日本进口约17.3亿美元。日本更高的风险敞口，折射出其在上游制造环节——尤其是电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与中国的深度整合，而这些中间品往往在经过多道加工后愈发难以溯源。
回到那场诉讼。报告表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像澳大利亚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一部强迫劳动进口禁止法，可以阻止高风险商品进入或在本国市场销售。
协会主席拉米拉·查尼谢夫 (Ramila Chanisheff) 直言：“澳大利亚的《现代奴役法》基本处于休眠状态，依赖行业自身的透明度和自我披露。”
最后，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任奥麦尔·卡纳特 (Omer Kanat) 在声明中指出：“各国政府不能依赖企业的自愿合规来应对国家强制推行的强迫劳动体系。澳大利亚和日本已承诺遵守国际人权标准，但这些承诺必须以可执行的法律为后盾。若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与压迫维吾尔人相关的商品将继续流入缺乏有效保障的市场。”
二、澳洲民调：美中均遭质疑，信任度分别为31%和28%
6月22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发布了最新一年的澳洲民调。有关国际事务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公众对中美两国的信任度均处于低点：“澳洲人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行事的信任度已降至31%，创下洛伊研究所民调历史新低。相比之下，对中国的信任度较去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28%，与美国的差距缩小至仅3个百分点。而2022年，这一差距高达53个百分点。”
各国信任度排名，数据来自报告
对于中澳关系来说，澳洲人最重视两国的经贸关系。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中国更多是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较2025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77%的人认为，“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应当‘增加’或‘保持与目前大致相同’的水平”。
然而，62%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该进一步向中国施压，以推动其改善人权状况”。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则认为，“澳洲应该更多地与盟友合作，以遏制中国军力”，这一比例较去年的民意调查下降了6个百分点。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20年后，中国“较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成为澳大利亚面临的军事威胁。
此外，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人大多支持帮助台湾。69%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对中国实施外交制裁；然而，53%的人也表示，他们“反对”派遣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协助防卫台湾。
报告封面
对于美国方面，澳洲民调显示，澳洲人对美国信任度下降主要源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信任，而非对美澳同盟关系的不信任。“73%的受访者仍认为，美澳同盟对国家安全十分重要，虽然这一比例较去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但依然维持较高水平。同时，仅47%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
民调还反映了澳洲公众对于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重新判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是十年后“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而看好美国的澳洲人只有31%。与此同时，51%的人认为，澳洲与中国的关系比与美国的关系更重要，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相应地，认为与美国关系更重要的受访者比例则下降了7个百分点，跌至45%。
最后，在其他国家选项中，日本连续六年成为澳大利亚人最信赖的国家，信任度达到89%。俄罗斯则成为澳大利亚人最不信任的国家，信任度只有11%。德国、英国、印尼和印度的信任度则分别为83%、81%、57%和50%。
三、王亚秋：中国AI利弊辩论如此安静的原因在于管控而非共识
中国关于AI（人工智能）的公共讨论往往集中于技术层面，而非社会层面。诸如AI引发失业等问题，往往不在公共视野之内。因此，中国常给人一种印象：中国人支持AI，并且不在乎AI的负面作用。然而，中国著名人权研究者王亚秋 (Yaqiu Wang) 6月25日在Lawfare上撰文表示，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当局的言论控制，而非民众的认同（control, not consent）。她还呼吁，在美国与中国就“AI护栏”展开谈判之际，美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文章封面
文章首先指出，特朗普5月访华虽场面隆重，实质突破寥寥，少数具体成果之一是双方就“AI护栏”达成合作协议。中美两国正陷入一场现代版“太空竞赛”，都将AI领先地位视为经济竞争力、军事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的核心。与此同时，先进AI可能带来的灾难性风险——从军事升级、网络攻击到人类对强大系统失去控制——使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不仅可取，而且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境内AI面临的公众抵抗明显更少。一项涵盖47个国家的KPMG调查显示，6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AI的益处大于风险，而美国仅有35%的受访者持相同看法。中国用户对AI态度务实：只要工具好用、价格合理，便欣然采用。与此同时，中国AI企业的领导者们专注于打造产品，鲜少高谈社会变革或建言政府决策。
然而，作者强调，这种“秩序表象”背后，是一个压制异见的国家，以及一个在塑造自身科技未来方面几乎没有话语权的社会。中美AI治理辩论的关键差异在于“国家之外行动者”的角色：在美国，法院、企业、学者、媒体与公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并相互制衡，形成多向辩论；而在中国，AI治理高度集中于国家主导，专家建言与网民诉求均无法形成独立于国家框架之外的压力中心。
文章进一步回顾了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因批评人脸识别监控而遭社交账号封禁、官媒批判的案例，以及2023年上海万圣节“监控摄像头”装扮者被警方问询的事件，说明公开表达对监控国家不满的空间极其有限。同时，生成式AI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大模型在天安门、新疆、台湾等议题上普遍受到限制，AI技术本身也被用于强化审查与官方宣传。
文章还对比了中美科技领袖的姿态：美国AI高管如伊隆·马斯克、萨姆·奥尔特曼 (Sam Altman ) 热衷构想“文明级”愿景；而中国AI创业者——如深度求索 (DeepSeek) 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则普遍保持低调，深知AI的战略定位最终由国家决定。马云的“消失”事件即是典型警示。
王亚秋总结道，中国AI辩论的“有序表象”并非单纯源于公众热情与技术务实，更是国家定义AI战略目标、设定辩论边界、限制公民社会，并提醒企业“在党的恩典下运营”的结果。美方在与中国谈判“AI护栏”问题时，须清醒认识到，将北京立场等同于“中国”全部民意，恐将助长压制真实声音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