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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86万美元与IIT都不是上海女童基因编辑致死事件里的致命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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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揭露上海6岁女童“小美”接受试验性基因编辑治疗去世的3天后,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将建立专项工作组,对涉事的仇某某研究团队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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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佩服通告作者的写作水平,《科学》这种级别的刊物居然成了“网络上的相关报道”。这修辞,AI绝对替代不了。以后像仇某某团队这样发CNS顶刊,我们也得改口说是“恭喜某某大学的团队在网络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言归正传,“小美”的悲剧被披露后,不少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小美”父母借钱筹集了86万美元(约600万人民币)资助相关临床试验;以及试验属于IIT(研究人员发起),尽管是全新药物首次用于人体,却不需申报药监局,只需通过研究团队所属机构的学术、伦理审查。

对基因治疗不太了解的人看到这两个细节可能会产生天然的反感:临床试验不该是免费的吗,为什么还能向家长要几百万?对新药临床试验管理如此放松,只要机构内部点头,岂不是给很多不靠谱甚至是危险的试验留下了口子吗?

这两条我个人倒真不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原罪。

先说钱的问题。“小美”父母东拼西凑了86万美元资助相关研究,数额虽然惊人,但就设计并做一次基因治疗而言,并不过分。

我们说到创新药定价高时经常会说药品生产成本很低,是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的研发成本高,高药价是为了收回整个研发周期的成本。对于传统药物确实如此,可是基因治疗与细胞治疗这些新型药物不一样:它们的生产成本也非常高。

“小美”接受的基因编辑治疗使用AAV病毒载体递送基因编辑需要的工具到体内,AAV也是当下基因编辑的主流递送工具之一。AAV的生产成本很高,而且基因治疗需要用海量的AAV病毒,像治疗罕见病SMA的著名基因治疗Zolgensma,剂量是1.1 × 10¹⁴(110万亿)个病毒颗粒/千克体重。

至于研发成本,研究团队要专门做一个复刻“小美”身上基因突变的人源化小鼠模型,后续还做了猕猴毒性实验,这些都不便宜。《科学》的调查团队也咨询过北美的专家,得到的反馈是仇某某团队发在《自然》上的临床前研究(小鼠模型)在北美做大概成本100万美元,临床试验会要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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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然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就算国内用于毒理实验的猴子不比美国的猴子便宜,养猴子的饲养员工资肯定低不少。可即便如此,拿86万美元做一个基因治疗,单论金额很难说是仇某某向患者家属漫天要价、中饱私囊。《科学》的调查里也提到很多资金流向了生产AAV和做猕猴毒理的CRO。

不少人还质疑国内明文规定临床试验费用应该由申办方——即仇某某团队负责,患者不应承担。可对于极为罕见的疾病,药企由于缺乏经济回报不太可能参与,通过政府科研经费来支付的几率也很低,因此,罕见病孩童由家长、患者组织等来承担临床研究成本在国外并不罕见,也不必视为洪水猛兽。

像渐冻症、杜氏肌营养不良等许多罕见病的研究进步背后都有患者、患者家属出钱出力。还有家长自己开公司来研究孩子的病,例如专门研发神经母细胞瘤药物的Y-mAbs Therapeutics,公司创始人就是因为孩子得了这种儿童肿瘤开始创业,从科研单位拿专利授权,自己拉融资做临床试验,后来小孩还用上了药,治疗效果不错。

这几年国内媒体不也在报道蔡磊推进渐冻症的新药临床试验吗?总不能没出事的时候患者出钱支持临床研究是推进科学,出事了就成了跨越红线要严打吧?

问题不是仇某某让家长出了86万美元,而是这笔钱从来没有纳入到一个规范的框架里。国内高校不是有横向经费吗?那些本质上就是民事合同,企业乃至社会个人委托某个研究团队做一项研究,罕见病患者家长出资的研究完全可以参考这类方式来管理,但“小美”父母辛苦凑出来的86万美元似乎并没有走这条路。

从给仇某某团队的杨某私人转账13万美元,到后来金额超出家属预期,杨某和他们解释多出来的钱要做什么,整个过程里“小美”父母非常被动。“小美”父母不知道基因治疗要多少钱,起初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很正常,可仇某某团队能不知道将来的研发试验费用可能会超出绝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条件吗?这种治疗的“经济毒性”难道不应该一开始和家属讲清楚吗?

其实远比86万恶心人的是“小美”父亲每隔几个月拜访仇某某,每次吃饭都是“小美”父亲掏钱,还送了多部苹果手机、iPad、一箱茅台。家长偶尔见面请教专家的意见,送礼作为人情往来勉强说得过去。可出资后,双方早就该是非常严肃的合作关系了,家属还是甲方。仇某某不断收受这些贵重礼品不仅不合道理,还把“小美”父母始终压在了“求人”的弱势地位,干扰家属对双方关系形成理性定位。

类似86万美元的经济账,这起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致死事件里,试验属于IIT,不经医药管理部门监管也并非致命错误。

近年来中国基因治疗、细胞治疗飞速发展,很重要的推动因素便是一些早期临床研究允许以IIT形式开展,审查批准职责下放到基层研究单位。

基因治疗、细胞治疗这些新型医药模式与传统的小分子化学药、大分子抗体药不同,具有显著的平台特征。比如同一个AAV载体稍作调整就可以用于治疗不同的遗传疾病。

这种传统药物无法比拟的灵活性蕴含着巨大潜力,可也对基于传统药物建立的新药监管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按照过去药品的注册方式,前述提到的每一个微小调整都会对应一个全新的“药物”,需要到药品监管部门启动全新的注册程序,带来巨大的经济、时间成本。

而在当下基因治疗最主要的应用场景,罕见病,很多本身商业市场就小,额外的研发成本完全可能彻底杀死相关研发。通过IIT降低早期临床探索的试验成本,对部分罕见病的治疗尝试不可或缺。

在2025年6月FDA提速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的专家咨询会议上,CAR-T治疗先驱Carl June特别建议美国效仿中国的IIT模式,实施双规制,早期临床探索由学术机构审核,出现积极信号决定做进一步试验时,FDA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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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June有此建议,还有一个关键背景是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的早期探索项目非常多,都走传统路线找FDA审核直接造成监管层面的交通堵塞,项目很难推进。FDA的人手可远多于中国相应的机构,连FDA都管不过来,换到中国,造成的拖延将不堪设想。

很多人看到科研机构对下属研究团队提出的临床研究做学术、伦理审查,会担忧相关机构给自己人放水导致灾难。但即便是在还没有实行IIT双轨制的美国,有些基因治疗、细胞治疗临床试验的实际审查也是在科研机构内部。

例如25年引发轰动的baby KJ,当时只有6个月的小婴儿KJ患有致命的遗传缺陷,接受了为他定制的基因编辑治疗后取得了积极疗效。这也是如今提到“小美”经常拿出来类比的案例。

就试验管理路径而言,KJ试验并非IIT,属于同情用药。给KJ看病的费城儿童医院相关研究团队一直在探索针对苯丙酮尿症的基因治疗。导致苯丙酮尿症的突变很多,该团队也希望用同一个基因编辑平台,通过前述提到的小改动来应对不同突变。

KJ不是苯丙酮尿症,但也可以利用该技术平台来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编辑治疗。于是相关研究团队向FDA提出可不可以给KJ一个单个病人同情用药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进行相关基因治疗试验,FDA不到一周就回复可以。不同于普通IND,这种单个病人同情用药的临床试验计划审核在费城儿童医院内进行。也就是KJ临床试验的审查和“小美”接受的IIT试验高度类似,都下放到了研究团队的所属机构。

差别不是在审核研究计划的单位层级,而是“小美”接受基因治疗的过程里出现了多个应该被叫停或至少该暂缓的情景都被忽视了——至于为什么会被忽视,只有等上海交大的全面调查了。

随便举个例子,KJ和“小美”接受最后的基因治疗前,研究团队都做了猴子的毒性实验。区别是KJ的研究团队是拿到了毒性实验没问题的结果一个月后,给KJ第一次用药。仇某某团队是看到4只猴子不论剂量每一只都出现毒副作用,依然在一个月后给“小美”用药。

能在动物毒性研究里没看到一个安全剂量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人体试验,可能也是史无前例了。更荒唐的是,根据《科学》,或者“网络上相关报道”的披露,审查该试验的伦理委员会批准开展临床试验时,没看过猕猴的毒性结果。

不久前某个提供实验猴的CRO公司股票大涨,原因就是包括基因治疗在内多个对猴子毒性实验存在刚需的新药研发热火朝天。“小美”事件里的伦理委员会怎么就能在没看到应该是刚需的猕猴毒性研究的情况下批准了最后的试验呢?

就算IIT研究的审查不如药监局管的新药注册试验严格,存在漏洞,应该不是这样的漏洞吧?

就说前段时间硕士论文被查出有问题的蒋方舟,不管她的论文多水,有多少抄袭、错误,人大给她学位时没有查出来,可好歹她是交了一篇论文换到一个文凭,人大可没有在没看到论文的情况下发文凭啊。

“小美”不幸去世的案例里,遇到的不是IIT级别的审核无法察觉或者难以处置的困难,是理论上再水的伦理委员会也没法忽视的问题被忽视了。

如果把这归咎到IIT不安全,禁止基因治疗走IIT路线,并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把IIT的路封死了,各个科研院所、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就没事干了吗?它们还会处理其它情况,那些情况里就不会出岔子吗?

缩小基因治疗的路径,直接受伤的是很多能从基因治疗里获益的严重罕见病患者,也就是那些出生在中国的小KJ们。

“小美”事件是一起悲剧,背后是忽视明确安全警报信号、过度激进的研究团队,以及没有履行基本职责的学术、伦理监管。

但无论是患者家属直接提供研究经费还是通过IIT鼓励早期医药研发,这些对科研、新药发展(尤其是需要更多灵活性的罕见病领域)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模式、机制,都不该成为某些团队与机构严重失职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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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女童接受基因编辑后死亡,院方通报

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我院研究人员仇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医学院历来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规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医学院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

早前报道:一个6岁女孩的悲剧,和一篇删掉了她的《自然》论文

果壳(2026年7月25日)

2026年7月23日,《科学》(Science)杂志与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联合刊发调查,披露了一起此前从未公开的基因编辑人体试验死亡事件。

2025年3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为一名6岁女孩实施了实验性脑部碱基编辑治疗。按照项目团队当时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例脑靶向基因编辑治疗。7天后,女孩因严重免疫反应死亡。医院伦理委员会随后认定,她的死亡与治疗“肯定相关”。

女孩是这项试验唯一的受试者,而这起死亡此后一年多没有公开。

2026年2月,参与试验的仇子龙团队还在《自然》(Nature)发表了相关临床前研究。最终论文删去了对女孩家庭及其资助的提及,也没有披露女孩的死亡,以及灵长类安全性实验中出现的肝肾损伤。

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接受一项尚未在人体中验证过的脑部基因编辑治疗?

上海交大附属新华医院北大门 | wikimedia

开端

这名6岁女孩化名小美,小美的异常最早是幼儿园老师发现的。

她4岁那年,老师把小美的母亲Linda(化名)拉到一边,说小美在画画、写字方面的表现都不如其他孩子,语言也没有正常发展。2023年3月,她被诊断为全面发育迟缓,还发展出了其他的症状,比如时不时发出怪声,这些症状被认为与自闭症有关。

之后,小美进行了更细致的基因测序,测序发现小美的CHD3基因上有一个单碱基突变,就是这个小小的突变导致了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遗传病,当时全世界已知患者只有237人。

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患者 | Wikimedia Commence

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患者 | Wikimedia Commence

小美的病情属于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里相对比较轻的,她转学重读一年后,多数家长甚至没有察觉她的异常。但小美的父亲Jason(化名)担心,课程越往后越难,女儿和同龄人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而且,她比其他孩子更瘦弱,肌肉力量也更差,将来可能无法独立生活。

这家人在一个自闭症患儿家长微信群里听说了仇子龙。Jason给他发去邮件介绍女儿的病情,附上基因检测报告,还表示愿意为研发提供资助:“我们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

邮件发出13分钟,仇子龙回复了。

仇子龙是谁?

那时的仇子龙,已经是国内自闭症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科学家。他本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在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又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博士后。2009年回国后,他长期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2023年转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他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6年的转基因猴研究还入选了“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他也频繁面向公众谈论基因和自闭症。早在2015年成都的一场科幻论坛上,他就向公众谈过MECP2基因与自闭症治疗;2019年,他的一场演讲题目直接叫《基因治疗:在自闭症迷雾中探到一缕微光》。

他并不回避谈论伦理,2018年贺建奎事件后,他是联名谴责的百余位中国科学家之一。当时他对媒体说,那个项目“完全无视生物医学伦理原则,在未证明安全的情况下对人体做实验”。

仇子龙2015年时的宣讲照片 | LI YIBO/XINHUA/ALAMY

仇子龙2015年时的宣讲照片 | LI YIBO/XINHUA/ALAMY

第一次见面,Jason和Linda就明确了诉求:比起单纯资助一个研究,他们更想要孩子得到具体的治疗。

如何改正错误的基因

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没有特效药,医生面对患者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会说话就训练说话,肌张力低就做康复,出现癫痫就用治疗癫痫的药物。

仇子龙团队想从更本质的角度解决问题,既然问题来自CHD3基因,那能不能直接把它改回来?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判断:小美的症状中一部分是因为发育时CDH3基因缺陷所带来的,这部分没法治好。但是另一部分症状则是因为CDH3功能不完全而产生的,这些症状并非终身不可逆,如果修复CHD3,它们就能好转甚至痊愈。这样一来,即便只修复部分脑细胞,也可能为小美的病情带来改善。

小美的突变恰好适合基因治疗。在她的CHD3基因里,本该是C的位置变成了T,CHD3蛋白第1025位氨基酸也因此从精氨酸变成色氨酸,也就是R1025W突变。团队设计了一种腺嘌呤碱基编辑器TeABE。它不像传统CRISPR那样把DNA双链一起剪断,而是直接改写一个碱基,减少了双链断裂带来的风险。

但编辑器本身更精准,不等于整套治疗因此安全。

AAV绳带图 | Wikimedia commence

AAV绳带图 | Wikimedia commence

最大的难题不是编辑器本身,而是怎么把它送进脑细胞。编辑器太大,一个腺相关病毒(AAV)装不下,只能拆成两半,分别装进两种AAV;两种病毒进入同一个神经元后,编辑器再重新拼起来。可AAV进入目标细胞的比例有限,为了覆盖足够多的神经元,只能把剂量堆得很高。

小鼠实验看起来很有希望。整套系统在小鼠脑内的平均纠正率约为10%—15%,比例不高,却已经恢复了部分CHD3蛋白,也改善了小鼠的社交、认知和运动指标。

小鼠的行为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图中左1为野生型小鼠,左2为疾病小鼠,右1为经过治疗的疾病小鼠 | Nature

小鼠的行为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图中左1为野生型小鼠,左2为疾病小鼠,右1为经过治疗的疾病小鼠 | Nature

但猕猴实验的结果远不如小鼠:实验只证明两种AAV能进入部分神经元,并在里面重新拼出具有编辑活性的系统。并且在这个实验中,使用的是普通猕猴,而不是特殊的疾病模型猕猴,因此实验既没有证明治疗有效,也没有证明这样的高剂量足够安全。

伦理批准比毒理报告还要早

这项临床试验获批时,猕猴毒理报告还没有完成。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卫健委的文件,医院伦理委员会在2025年1月2日批准了试验。这项试验走的是医疗技术临床研究通道,无须国家层面的监管机构批准;猕猴毒理报告则直到2月17日才完成。

2月17日完成的报告显示,接受治疗的4只猕猴全部出现中度至重度肝损伤,其中一只高剂量组猕猴还出现了肾损伤。也就是说,伦理委员会作出决定时,并没有看过这份报告。

鉴定出这种综合征的遗传学家菲利普·康波(Philippe Campeau)认为,对重症患者进行基因编辑或许是革命性的,但用在小美这样的轻症患者身上,“更值得商榷”。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病毒专家史蒂文·格雷(Steven Gray)说得更直接:“这根本不该进入临床试验。”

3月24日,负责给小美进行临床试验的医生余永国,将装载碱基编辑系统的亿万个AAV注入她的脑脊液。

3月27日,治疗后第三天,小美开始发烧,这是AAV治疗中常见的反应。烧退时,仇子龙顺道来探望,向父母保证女孩很快会好转,还兴奋地宣布论文已经被《自然》接收。

发烧之外,小美从输注后一直没有排尿,血小板也降到了危险水平。这些症状都写在知情同意书里,但小美父母说,同意书里没有任何地方写明其中任何一种症状可能会导致死亡。

小美随后被送去做全身CT,并紧急转入重症监护室。“妈妈,我想回家。”这是重症监护室的门关上前,她对父母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医生走出来告诉他们,小美去世了。

两天后,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小美的死亡与治疗“肯定相关”。死因是血栓性微血管病,一种可能由高剂量病毒载体引发的严重免疫反应。

这起被认定与治疗“肯定相关”的死亡没有公开。临床试验登记页面此后很长时间仍然显示为“正在招募”。

一篇没有小美的论文

小美一家总共为这个项目支付了86万美元,主要来自夫妻二人的积蓄和向亲友的借款。论文相关的研究经费几乎全部由这个家庭承担:设计编辑器、制备病毒、进行猕猴实验的公司,都随着他们的汇款拿到了经费。

根据《科学》的报道,仅生产临床级病毒的费用就超过了25万美元。2024年4月,Jason与仇子龙的学生、负责具体实验的研究员杨侃商谈费用时,在录音里说:“我压力有点大。”

其中约13万美元分多次打进了杨侃的个人账户。杨侃解释说:“问题在于,如果你完成了那些病毒注射,却没有合适的人来分析结果,那一切都白费了。”小美去世后,他退回了这笔钱。

据小美父母向《科学》讲述,仇子龙本人没有直接开口要钱,但Jason每隔几个月去拜访他,总是自己买单,还自费送过仇子龙多部iPhone、一台iPad和一箱茅台。

2026年2月,父母得知那篇经过一年审稿的论文已经在《自然》发表。最终版本里,小美一家的基因数据被删去,致谢中感谢他们“参与和支持”的那句话也消失了。论文没有提到这名患者的死亡,也没有提到灵长类安全性研究中出现的肝肾损伤。

论文中用来证明编辑器能进入猴脑的关键图片,投稿时甚至没有对照组的图片,而评审后才补上。图像完整性专家指出,对照组与处理组似乎不是同时处理的,显微镜参数也不一样。

猿猴脑片相关图片 | nature

猿猴脑片相关图片 | nature

父母先找到了《自然》杂志编辑部。副主编维多利亚·阿兰达回复说,他们提出的伦理问题“在数据完整性方面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应当由大学处理。

4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给出结论:不对仇子龙采取任何行动;付给杨侃的钱只是临床试验的“研究服务费”,他因此被警示性谈话;那篇《自然》论文则“与你们资助的实验无关”。

中国卫生部最终开出的罚单约为两万元人民币。2025年9月,杨浦区卫生部门以未妥善监管试验、未按商业资助项目登记为由处罚医院;负责医生余永国被点名,接受口头训诫。

仇子龙的公司曾为试验投保,但家属没有获得赔偿。他们说自己也没有要求赔偿,只是一再自责当初没有多问几个问题。

走完这些投诉渠道,父母把材料交给了《科学》杂志。他们希望那篇论文被撤回,也希望不要再有孩子经历同样的事。

临床试验登记页面,截止2026年7月25日,右上角显示仍在招募中|clinicaltrials.gov

临床试验登记页面,截止2026年7月25日,右上角显示仍在招募中|clinicaltrials.gov

直到《科学》的调查刊出,那个临床试验登记页面的状态仍然停在“正在招募”。

基因治疗之所以让这么多人关注,是因为它给罕见病家庭带来了别处难以找到的希望。对许多无药可治的遗传病而言,针对致病基因的干预,可能是孩子重获正常人生的唯一机会。这条路一旦走通,受益的将不只是个别家庭,而是成千上万长期被疾病困住的人。但这份潜力越是巨大,就越容不得仓促与侥幸。

从实验室走向病床的每一步——动物数据是否完整、受试者如何筛选、剂量如何确定、经费由谁提供、出了问题向谁报告——都应当经得起外部的审视与追问。伦理审查不只是做做样子,而是保护患者的制度。

悲剧发生之后,谁愿意如实说明,谁愿意公开数据,谁愿意承担责任,决定了这起悲剧的性质。唯有公开透明,下一位躺上病床的患者才不必再冒同样的风险。这也是对逝者及其家庭,最基本、也最不能缺席的交代。

参考文献

\[1\]Brendan Borrell. Exclusive: Death of girl in Chinese gene-editing trial was never made public. Science, 2026-07-23.

\[2\]Brendan Borrell. Four takeaways from our investigation into a hidden gene-editing death. Science, 2026-07-23.

\[3\] Retraction Watch 同步刊发版本, 2026-07-23.

\[4\]仇子龙团队临床前研究论文, Nature, 2026.

\[5\]临床试验登记页:ClinicalTrials.gov NCT06860672.

\[6\]新华社四川频道:《科幻大咖云集成都 2015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启幕》,2015-10-18。

作者:李小雅,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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