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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个羞月|为什么我们都听懂了王虹的“dis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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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虹教授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刷遍了社交平台。

大部分人都在称赞她。称赞她在采访视频里表现出的平静、聪明与沉着,称赞她专注地做着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也有人说,“女生不适合学数学”这个从小被反复讨论的魔咒,终于有了一个如此有力的反证。从此以后,她会成为许多女孩的榜样。

但我看到最多的讨论,却来自她在采访中回忆北大求学经历时,说出的那句:

“I felt a little dis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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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个简单而克制的“discouraged”,却一下子让许多人想起了自己求学和成长过程中,那些被打击、被否定、被一点点消磨掉信心的瞬间。这或许恰恰证明了这个词有多么准确。

courage,勇气,信心。

discourage,使某人泄气,打击某人的信心。

对于许多东亚孩子来说,这个词大概贯穿了童年和青春期。这样说或许有些以偏概全。我当然相信,有很多孩子是在鼓励和肯定中长大的。可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还是忍不住想:

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我不想再一一赘述,从小学一年级入学到现在,我受到过多少数学老师的谩骂与羞辱;也不想整理自己究竟听过多少遍“女生不适合学理科”;更不愿再尝试理解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那句常见的话:

“严厉地批评你,是为了点醒你,是为了帮助你进步。”

我看了她的个人采访,也阅读了quantum magazine对她的专访,Living Fully in the Math World Means Threading the Needle

采访中,她并没有过多谈论北大。在感谢过的许多教授中,也没有特别提到本科阶段的老师。她只是说,进入北大数学系后,数学忽然变得困难起来,她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也不确定自己能否顺利保研、继续学习数学。

恰好那时,法国综合理工学院来到北京招生。她参加了考试,顺利通过,后来前往法国继续求学。

她说,法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学习数学的地方。在教授的帮助下,她重新获得了很多信心。

客观来说,我并不了解法国和中国在数学教育的硬实力上究竟孰强孰弱。但主观上,基于我在欧洲几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我愿意相信这句话。

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也许并不能凭空改变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天赋,却可以让一个人暂时忘记审视、怀疑和否定自己。

当一个人不再把大量精力花在证明“我是不是不够聪明”“我是不是不适合”“我是不是做错了”上,才有可能全心全意地探索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做热爱的事,开花结果或许只是其中一种结局。即使最后没有结出世俗意义上的果实,种植的过程本身也已经滋养了自己,并带来过真实的快乐。

最近回国后我就发现,这些discourage的瞬间开始一点点慢慢又浮现出来:在N个视频面试里,0个面试官打开了摄像头并主动问好,你对着一个漆黑的方框介绍自己,像是在向空气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健身房,私教疯狂指出你体能上的不足和体态上的问题,让你觉得好像自己练了这几年都是白练;在家庭聚会上,分享结婚的喜讯晒出婚戒成了高调张扬,不懂礼节。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场景背后,有着同一种熟悉的逻辑:我们习惯先指出一个人的不足,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她成长;我们吝于表达肯定,仿佛赞美会让人骄傲,让人得意忘形;我们相信打击能够使人清醒,却很少思考,一个人究竟要在多少次打击之后,才会彻底失去继续尝试的勇气。

在很多这样的时刻,我甚至会怀疑,我们的社会究竟想不想培养出一个快乐、舒展、相信自己的人。还是说,它更需要的是一批“完整、精准、效率高、不会出错、保持低调、从不多嘴”的事物。

而那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不记得有没有在公众号分享过这件事,写到这里,忽然想再提一次。

前年的五月,陪朋友去威尼斯参加了一次歌唱比赛。她唱歌很好听,很有天赋,我们几个女生一起到了现场,在观众席安静坐下,旁边坐着她爸爸。

她是中国人,十二岁时来到意大利生活长大,也算半个华裔吧。

比赛结束后,她获得了二等奖,我们都在下面为她欢呼雀跃,给她反复播放我们录的视频,称赞她唱的那首《她说》多么动人,她爸爸一言不发,只是怪她今天没有收拾打扮,穿了个衬衣就来比赛,没有穿裙子之类的,还剪了个寸头,影响了发挥,不然就可以得第一名了。

比赛结束后,我们返回Cesena的小家,dona知道我们要回来,而且是“凯旋而归”,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吃晚饭。

我们一进门,夫妻俩就非常激动热烈地拥抱了我们,并且一直叨叨不停地说,“太了不起了,得了第二名!”朋友递过奖杯给她们看,他们拿着摸了又摸,在脸上贴了贴,随后还要求说“快让我来和亚军合影一下”,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那天的菜很丰盛,快要结束用餐时,dona说还准备了惊喜,打开冰箱,原来是给我们都特意准备了冰淇淋,她在厨房用精美的高脚杯一个个乘好,然后用餐盘一起端上来,说,“再一次庆祝我的女孩取得的荣誉”,我们干杯,大笑,才注意到朋友衬衣上的号码牌都还没摘。

dona替她摘下后,立马贴到了冰箱上,说,“这可是荣誉的8号,我们要好好保存咧。”

那个紫色的8号号码牌,带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光圈,

就这样留在了他们家的冰箱上。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件小事。同样是获得二等奖,一个人看见的是没有穿裙子、剪了寸头、没能得到第一名;另一些人看见的,却是她站上了舞台,唱完了一首歌,并且带回来了一座值得反复触摸、拥抱和纪念的奖杯。

我也时常会幻想,如果我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土壤里,今天的我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也许我仍然不会取得多么耀眼的成就,仍然只是世俗意义上一个普通甚至“碌碌无为”的人。

但我想,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我或许会更少感到 discouraged,更少怀疑自己,更敢于表达快乐,也更自然地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重新选择童年的土壤。

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也许是从现在开始,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也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下一个满怀期待地向我们走来的人。

当她走向我们的时候,不必先急着告诉她哪里还不够好。

先拥抱她,替她高兴。

再把属于她的那块紫色号码牌,

郑重地贴在冰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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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获奖后的民间舆论,走偏了

刘远举: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在“如何对待科研系统的预算”这件事上,纳税人把自己当作了食税人。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后,逐渐地传出了王虹在北大被“冷遇”、被打压的传闻。

其实这并不奇怪。愤怒和恐惧是流量的法门。互联网上爱一个人、敬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转化为对另一个人的愤怒。爱华为、恨小米;敬宗庆后,恨钟晱晱。所以对王虹的爱,最终转化为对北大的愤怒,并不令我意外。

舆论朝着戾气走偏,其实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舆论在另一个方向走偏了。在这一波新闻引发的舆论背后呈现的观念,有可能成为基础科学政策、科技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潜移默化的观念先导。

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普通人的立场。

一、

丘成桐追求的目标,或者当下各种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系统的批评,最终的、字面之下的目标,其实可以拆分为三个层次:

一,提升中国数学教育水平。

二,实现中国数学的赶超。

三,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赶超。

当下舆论,追求的不是中国籍科学家获得荣誉,而是在排除外国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籍的科学家,依靠国内学术体系,获得国际性成果。这是否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目标,会导向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如果不追求这个目标,中国数学已经赶上来了,北大乃至中国的数学教育是很好的——毕竟同班同学同获菲尔兹。如果要追求这个目标,那么,就还不够。

中国经济追求的内外双循环。但从来没有说,中国经济不要外循环,更没有说,中国要闭关自守,中国强调的是要更大程度的开放。

这三个层次,三件事,其实和研究数学本身是不一样的。

这就像养猪的和卖猪的,看起来差不多,但两者的技能,甚至利益、立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养猪的需要熟悉猪,卖猪的需要熟悉市场。养猪的希望猪肉价格越贵越好,但卖猪的,其实想猪肉价格越便宜越好。他们的利益其实是有对立的。

数学是纯粹的,但这三件事和社会息息相关。把这三件事混在一起,就会让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利益对立之处。

二、

王虹、邓煜获奖,如果还不够,那么,在“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国际性成果”的目标之下,三股舆论合流了。

第一个是青年学者对考核的厌倦。第二个是舆论中一直存在的对教育体系僵化的批评。第三个,是找一个人来恨的网络现象。

这里就不得不提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各类考核。

“非升即走”是高校青年教师聘期内未晋升则不再续聘的制度,通常6年内,若未晋升到副教授等职称,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这个制度最早源于美国私立大学终身教职体系,19世纪哈佛大学已设任期限制。国内引入这个制度,是为了打破高校“铁饭碗”,解决教师“能进不能出”问题,优化师资,优胜劣汰。1993 年清华大学率先引入国内,2003年北大等高校跟进,后来逐渐推广开。

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所说,非升即走,不如看作一种长期的面试。正因为科研能力无法通过考试来区分,所以,就用更长时间的学术成果来考核。当然现在这种考核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以科研指标(论文、课题)为核心,但学阀、学术近亲繁殖,使得考核不公平。但考核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有“非升即走”等各种硬考核,才使得没有学术能力的人打消进入高校的念头。如果不是非升即走,高校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位置招新人。如果没有考核,教师只进不出,更会是学阀和学术近亲繁殖的天下。

但已经上车,进入高校的人,也就是被考核的人,不会喜欢考核。他们话题设定能力很强。在协同批评中国教育体系僵化的舆论,近年来引发争议,国内部分高校已取消。

三、

“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国际性成果”的目标之下,这一次,舆论提出的办法,就是更宽松,更少的考核。

但这个办法是错的。

任何考核系统,都存在一个定律:提高灵敏度(减少假阴性)就会降低特异性(增加假阳性)。简而言之,你想不放过任何一个天才,你就得容忍更多的庸才。为了追求更多的王虹,所以,中国的科研系统,需要用更低效率的“不考核”,那换取更大的灵敏度,代价就是更高的假阳性,投入更多的钱,花在更多的庸才身上。

但怎能不考核,怎能不问效率?!

任何一个985本科数学专业毕业生,如果说:“你给我20年,每年20万工资,不考核,我还你一个诺奖。”显然,这不合理。的确会存在默默十年突然获得巨大成果的天才,但大多数人都是有迹可循的。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教授的工资,还是学术经费,说到底,这些钱都是骑手、农民工、无数普通人辛辛苦苦工作,给国家交税,积少成多才汇聚而来的。中国很大,无数人,每人出一点钱,就能汇聚成一大笔钱。但中国还要做除法,再大一笔钱,分配到每个人的民生所需,都会觉得不够用。

数学基础研究,花不了多少预算。但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的赶超,可以花掉大把的钱。杨振宁生前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他认为预算将远超2000亿元人民币,主张将资金用于更急需的教育、医疗等基础领域,而非高风险的基础物理实验。

虽然这次舆论骂的是:“科研体系苛刻,不利于天才”,北大背锅,但长期看,这是在给科研体系争取更多的预算,无考核的预算。

所以,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在“如何对待科研系统的预算”这件事上,纳税人,把自己当作了食税人。

四、

花国家钱的人,都不喜欢考核。

曾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复盘了方舟CPU、永中Office的失败经历。作者承认:那时我们确实犯了错。我们在组织设计、用户洞察、用户体验等多方面都错了。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投更多的钱,不考核。作者认为:“我们国家如果真的想要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所谓允许失败,就是不要考核。

2011年,永中office破产清算。时间过去15年,现在,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已经弃用微软的word了。这不仅是因为AI,也因为WPS的产品的确比微软的好用。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几乎不担心电脑崩溃,因为wps几乎能做到实时保存,而且,一份文件还会随工作进度保存不同版本。再加上随着社会经济、互联网、移动支付的发展,用户也养成了付费习惯,也方便付费,WPS本身可以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

15年前,如果说普通用户(不是政府机构)会放弃微软的office,付费使用国产office,没有任何业内人士会相信。但如今,它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国家的发展,是在小处积累,积累多了,自然就会涌现出高级特征。比如,网上买菜。如果中国人还在为一颗鸡蛋斤斤计较,是不可能有这个系统的。而有了这个系统,背后则有了深入毛细血管的高效配送体系。这也是国家能力。

五、

任何一个行业的政策、制度,都是深植于社会背景之上的,不可能独善其身。

科研的宽松的氛围不是给钱就行,给钱,同时还要有一定效率。这与WPS当下的成功一样,和整个社会有关,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收入结构不一样,社会观念都决定了人的行为。一个年轻学者,一年30万的收入,不算少,但也不算多。他想潜心研究,但丈母娘仍然要找他要彩礼。不考核,他可能就放弃学术,拿着工资,做科普自媒体去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不少新闻,导师压榨博士,博士忍气吞声,最后鱼死网破。如果更多的人、更多的旁观者,更早地站出来说不,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一个更公正的学术体系,才能在宽松的考核下保持不低的效率,反之,就是学阀丛生。那么,学者对自尊、平等、公正的追求,就是高效率学术体系的基础。有了这些才有无私的指导。但这又和整个社会中芸芸众生对自尊、平等、公正的追求,息息相关。用数学的话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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