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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刘亚东|不必苛责王虹,感恩没有标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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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斩获菲尔兹奖后,致谢视频未专门提及北大这件事,这两天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有人指责她忘本、不懂感恩,也有人替她鸣不平,细数她在本科阶段的失意与委屈。

热闹的舆论背后,大多是情绪宣泄,很少有人真正体悟王虹与北大之间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老刘今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说对这件事的看法。

老刘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也就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候,国家刚刚走出阴霾,全社会拨乱反正、崇尚读书、尊重知识。上中学时,老刘成绩拔尖,所以感觉一直都不错。

可进了清华园才发现,身边高手如云,昔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瞬间变成“一般人”。巨大的心理落差,伴随了我在清华大学的八年时光。

最糗的一件事是大学二年级时,因为有一次上政治课摸鱼、和助教闹了点摩擦,导致挂科(真不是由于学习本身),最后补考才通过。对一个从前把“考第二”都看作失败的人来说,那种挫败感,老刘一辈子忘不了。

但这些经历也让我明白:顶尖名校因强者云集,所以天然“冷漠”,也极度公平。即使是清华毕业的那些最有名的大人物,在校时也大都“不显山、不露水”。

自我调节,应对落差、失意和压力,几乎是每个优等生进入顶尖学府后的必修课。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重塑了心性,打磨了韧劲。名校给人的,从来不止是光环,更有挫折教育。

后来到北大攻读博士,又成了王虹的校友。可以说,老刘很了解北大、清华这类学校的育人氛围:能托举最顶级的天赋,也会给学生最严苛的磨砺。

网传 "王虹被北大数院冷落、无人相助、无人推荐" 等悲情叙事,我的朋友饶毅教授等已经公开辟谣。北大数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接受媒体专访进一步证实:当年除了她北大地空学院的班主任雷军老师,北大数院王福正、王立中、田青春三位专业课老师也为她出具了留学推荐信,给予了实打实的学术认可。

其实,就算饶毅不辟谣,老刘也知道这是造谣。只要是带过学生的老师都清楚:除非有特殊原因,事关孩子们的前途,多数人一般不会轻易回绝。

但要承认,王虹的北大之路确实坎坷: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本科压力巨大、保研不顺、最终远赴海外求学。这种种不顺,不是母校刻意针对某个人,而是顶尖学术赛道残酷竞争、高压重负的真实写照。

如今王虹站上全球数学之巅,是菲尔兹奖史上首位中国籍女性得主,足够证明她的天赋与努力。

说到“感谢”,咱们首先得明确一个事实:一个人对某段经历的感受,只有自己最清楚。王虹在北大那几年,到底经历了多少挣扎、承受了多少压力,外人无从知晓。她若觉得那段日子苦大于甜,选择不在公开场合浓墨重彩地致谢,那是她的权利。感恩是发自内心的私事,不该被舆论绑架,沦为程式化的场面秀。

但另一方面,老刘觉得,人生所有的经历,无论酸甜苦乐,都是成就自己的养分。北大的平台、北大的基础教育,终究为王虹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没有本科阶段那些让她“挣扎”的课程、那些让她看到“山外有山”的同窗、那些在她转院时愿意接收她的老师,就没有她日后厚积薄发的突破。这一点,不应回避,也不必因为年少时的磕绊就选择性遗忘。

说一句“感谢北大”,对你不是什么损失。这不是迎合谁的期待,而是对自己过往青春的接纳,对自己生长过的土壤的尊重。感恩不是示弱,恰恰是一种内心强大的表现——它意味着你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不甘与委屈,能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自己的来路。

更何况,这次北京大学专门为两位校友亮灯,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是母校最诚挚的骄傲与祝福,心意拳拳。这份真情,配得上一句温柔的回应。

与此同时,老刘也劝一句网上的朋友们:不必过度解读,更不要上纲上线。

感恩没有固定模板,任何人都没有定义权。有人热烈致谢,有人铭记于心,还有人习惯知行合一,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

嘴上频频感恩的人,未必能躬身报国;不曾当众言谢的人,也未必会背离故土。现在早已不是那个“靠一句话定品行”的年代。

王虹已经是全球数学界的顶尖人物,未来还会频繁回国交流、参与国内学科建设。她和北大、和国内学界的联结,不会因为一则致谢视频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一声“感谢”而更紧密。

所以,老刘的态度是这样的:王虹说不说感谢,都可以理解;但如果她愿意说,那将是一份锦上添花的善意——对她自己、对北大、对关心她的国人,都是好事。

天才的第一使命是突破人类认知的边界,而不是完美迎合世俗的人情世故。但天才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放不下的遗憾。重要的是,别让年少的遗憾,困住高处的自己;人生的路,应该越走越宽。

愿王虹放下过往心结,带着格局前行,不负天赋、不负岁月;也愿我们所有人,少一点道德绑架,多一份宽容理解,让中国的顶尖天才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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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获奖后的民间舆论,走偏了

刘远举: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在“如何对待科研系统的预算”这件事上,纳税人把自己当作了食税人。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后,逐渐地传出了王虹在北大被“冷遇”、被打压的传闻。

其实这并不奇怪。愤怒和恐惧是流量的法门。互联网上爱一个人、敬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转化为对另一个人的愤怒。爱华为、恨小米;敬宗庆后,恨钟晱晱。所以对王虹的爱,最终转化为对北大的愤怒,并不令我意外。

舆论朝着戾气走偏,其实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舆论在另一个方向走偏了。在这一波新闻引发的舆论背后呈现的观念,有可能成为基础科学政策、科技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潜移默化的观念先导。

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普通人的立场。

一、

丘成桐追求的目标,或者当下各种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系统的批评,最终的、字面之下的目标,其实可以拆分为三个层次:

一,提升中国数学教育水平。

二,实现中国数学的赶超。

三,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赶超。

当下舆论,追求的不是中国籍科学家获得荣誉,而是在排除外国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籍的科学家,依靠国内学术体系,获得国际性成果。这是否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目标,会导向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如果不追求这个目标,中国数学已经赶上来了,北大乃至中国的数学教育是很好的——毕竟同班同学同获菲尔兹。如果要追求这个目标,那么,就还不够。

中国经济追求的内外双循环。但从来没有说,中国经济不要外循环,更没有说,中国要闭关自守,中国强调的是要更大程度的开放。

这三个层次,三件事,其实和研究数学本身是不一样的。

这就像养猪的和卖猪的,看起来差不多,但两者的技能,甚至利益、立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养猪的需要熟悉猪,卖猪的需要熟悉市场。养猪的希望猪肉价格越贵越好,但卖猪的,其实想猪肉价格越便宜越好。他们的利益其实是有对立的。

数学是纯粹的,但这三件事和社会息息相关。把这三件事混在一起,就会让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利益对立之处。

二、

王虹、邓煜获奖,如果还不够,那么,在“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国际性成果”的目标之下,三股舆论合流了。

第一个是青年学者对考核的厌倦。第二个是舆论中一直存在的对教育体系僵化的批评。第三个,是找一个人来恨的网络现象。

这里就不得不提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各类考核。

“非升即走”是高校青年教师聘期内未晋升则不再续聘的制度,通常6年内,若未晋升到副教授等职称,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这个制度最早源于美国私立大学终身教职体系,19世纪哈佛大学已设任期限制。国内引入这个制度,是为了打破高校“铁饭碗”,解决教师“能进不能出”问题,优化师资,优胜劣汰。1993 年清华大学率先引入国内,2003年北大等高校跟进,后来逐渐推广开。

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所说,非升即走,不如看作一种长期的面试。正因为科研能力无法通过考试来区分,所以,就用更长时间的学术成果来考核。当然现在这种考核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以科研指标(论文、课题)为核心,但学阀、学术近亲繁殖,使得考核不公平。但考核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有“非升即走”等各种硬考核,才使得没有学术能力的人打消进入高校的念头。如果不是非升即走,高校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位置招新人。如果没有考核,教师只进不出,更会是学阀和学术近亲繁殖的天下。

但已经上车,进入高校的人,也就是被考核的人,不会喜欢考核。他们话题设定能力很强。在协同批评中国教育体系僵化的舆论,近年来引发争议,国内部分高校已取消。

三、

“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国际性成果”的目标之下,这一次,舆论提出的办法,就是更宽松,更少的考核。

但这个办法是错的。

任何考核系统,都存在一个定律:提高灵敏度(减少假阴性)就会降低特异性(增加假阳性)。简而言之,你想不放过任何一个天才,你就得容忍更多的庸才。为了追求更多的王虹,所以,中国的科研系统,需要用更低效率的“不考核”,那换取更大的灵敏度,代价就是更高的假阳性,投入更多的钱,花在更多的庸才身上。

但怎能不考核,怎能不问效率?!

任何一个985本科数学专业毕业生,如果说:“你给我20年,每年20万工资,不考核,我还你一个诺奖。”显然,这不合理。的确会存在默默十年突然获得巨大成果的天才,但大多数人都是有迹可循的。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教授的工资,还是学术经费,说到底,这些钱都是骑手、农民工、无数普通人辛辛苦苦工作,给国家交税,积少成多才汇聚而来的。中国很大,无数人,每人出一点钱,就能汇聚成一大笔钱。但中国还要做除法,再大一笔钱,分配到每个人的民生所需,都会觉得不够用。

数学基础研究,花不了多少预算。但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的赶超,可以花掉大把的钱。杨振宁生前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他认为预算将远超2000亿元人民币,主张将资金用于更急需的教育、医疗等基础领域,而非高风险的基础物理实验。

虽然这次舆论骂的是:“科研体系苛刻,不利于天才”,北大背锅,但长期看,这是在给科研体系争取更多的预算,无考核的预算。

所以,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在“如何对待科研系统的预算”这件事上,纳税人,把自己当作了食税人。

四、

花国家钱的人,都不喜欢考核。

曾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复盘了方舟CPU、永中Office的失败经历。作者承认:那时我们确实犯了错。我们在组织设计、用户洞察、用户体验等多方面都错了。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投更多的钱,不考核。作者认为:“我们国家如果真的想要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所谓允许失败,就是不要考核。

2011年,永中office破产清算。时间过去15年,现在,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已经弃用微软的word了。这不仅是因为AI,也因为WPS的产品的确比微软的好用。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几乎不担心电脑崩溃,因为wps几乎能做到实时保存,而且,一份文件还会随工作进度保存不同版本。再加上随着社会经济、互联网、移动支付的发展,用户也养成了付费习惯,也方便付费,WPS本身可以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

15年前,如果说普通用户(不是政府机构)会放弃微软的office,付费使用国产office,没有任何业内人士会相信。但如今,它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国家的发展,是在小处积累,积累多了,自然就会涌现出高级特征。比如,网上买菜。如果中国人还在为一颗鸡蛋斤斤计较,是不可能有这个系统的。而有了这个系统,背后则有了深入毛细血管的高效配送体系。这也是国家能力。

五、

任何一个行业的政策、制度,都是深植于社会背景之上的,不可能独善其身。

科研的宽松的氛围不是给钱就行,给钱,同时还要有一定效率。这与WPS当下的成功一样,和整个社会有关,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收入结构不一样,社会观念都决定了人的行为。一个年轻学者,一年30万的收入,不算少,但也不算多。他想潜心研究,但丈母娘仍然要找他要彩礼。不考核,他可能就放弃学术,拿着工资,做科普自媒体去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不少新闻,导师压榨博士,博士忍气吞声,最后鱼死网破。如果更多的人、更多的旁观者,更早地站出来说不,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一个更公正的学术体系,才能在宽松的考核下保持不低的效率,反之,就是学阀丛生。那么,学者对自尊、平等、公正的追求,就是高效率学术体系的基础。有了这些才有无私的指导。但这又和整个社会中芸芸众生对自尊、平等、公正的追求,息息相关。用数学的话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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