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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管打人”视频，在朋友圈刷屏。有好几家媒体采访武昌区城管局，答复都是“以官方通报为准”。
武汉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宣布对参与围殴小贩的三名城管金某（45岁）、严某（39岁）、郭某（40岁）进行“刑事拘留”。
应该说，武汉公安的行动称得上迅速、有力。在通报中，警方也交代了小贩黄某某（女，44岁）和任某某（男，45岁）在摆摊时与城管发生口角，黄某某和任某某先殴打了城管金某，“致其面部受伤”的事实。金某后来喊来两位城管同事，对两位小贩进行殴打。
视频中城管殴打小贩的画面，称得上“绝对的暴力”。视频显示，身穿城管制服的男子抄起一旁摊位的不明器物，持续砸向摊贩头部。武汉警方迅速对涉事城管进行刑拘，肯定有出于平息舆论的考虑。人们也期待警方后续的调查，比如，小贩的伤势如何，城管部门要不要道歉、赔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城管打人并非近期城管“惹事”的孤例。去年12月，福建宁德也发生过“疑与城管起争执，老人被推倒后离世”的新闻，该案最近开庭审理。视频中，城管撞击老人的画面相当恐怖，看上去是一种暴力的宣泄。
公众对“城管打人”的事情格外敏感。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城管与小贩的“矛盾”，总是能够搅动舆论。2006年发生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案，距离今年正好20年。如果搜索小贩刺死城管，还会看到“瓜农刺死城管”“夏俊峰案”等事件，媒体都有详细报道，也有长时间的追踪。
单看标题，会以为中国小贩非常暴力，但这些案件都有共同的争议：刺杀案发生前，小贩几乎都受到城管的暴力“执法”，或者不公平对待。舆论中的“刺杀城管”案，甚至有不少人对小贩表达出同情。
在2010年前后的舆论中，“小贩”与“城管”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2009年的夏俊峰案是一起标志性事件。这背后是中国城市在发展中对“市容市貌”的追求。不管是“文明城市”还是“卫生城市”评选，都有对市容市貌的要求。在很多城市管理者心中，“摆摊儿”几乎是落后的象征，是需要清除的现象。
此后，类似案件逐渐淡出媒体视野。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渐深入，市中心的摆摊儿现象逐渐减少；另一方面，也和舆论对“城管”的监督有关。很多城市都对城管的执法行为进行约束。
去年夏天，笔者骑自行车路过成都一个西瓜摊儿，两个城管站在那里，劝摊主从该路口挪开。一个骑电瓶车的男子路过这里，对瓜农喊道：“砍他，砍他”，城管和摊主都笑了。这是意味深长的市民生活瞬间，它真实地反映出“公共舆论”的作用。不管是摊主、城管还是路人，其实都知道“小贩”和“城管”作为矛盾体的一面。
2010至2020年，城管逐渐摆脱了舆论中的负面形象，多少也反映出了中国城市已有长足的进步。城市变得更包容，城管的所谓“执法”更为节制，而“小贩”们的境遇也普遍得到改善。
但是，这一进程在最近几年出现某种“逆转”的苗头。大家不难发现，城市中摆摊儿的人越来越多了。疫情中经济受到影响，不少地方提倡“地摊儿经济”“夜经济”。以成都为例，餐饮业更艰难，很多街道的餐饮都没有出现店面升级；堂食店减少，摆摊儿的增多了，很多地铁站外都能看到很多餐饮摊。
也许这就是值得提倡的“烟火气”。但在逻辑上不难理解，一旦遇到检查、评比，这对城管的工作形成了新的挑战。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待武汉城管打人的事件，会有一些新思考：城管的殴打行为，不仅是暴力的，也是过度的，不乏发泄和“报复”的意味。
本文开头，笔者在援引警方通报的时候，特意保留了括号中三位城管和两位摊贩儿的年龄，他们都在40岁左右。警方公布年龄，当然是一种专业操作，没有特别的含义，但我们可以从细节中看到更多信息：40岁左右，不管是小贩儿还是城管，生活中都可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是人生中很不容易的年龄段。
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经历20年的高速发展，但人们越来越感到，过去的那种“进步”并不是无止境的，城市开始显现“疲态”。我们居住的社区，外观开始呈现出衰老，小摊小贩儿重新走上街头谋生活。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更包容的城市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城市，都有小摊小贩，不管是纽约、东京还是巴黎，我们总能看到有人摆摊。在更方便满足人们生活、提供谋生空间的同时，如何引导出更有秩序、更加安全的“街头商业”，是中国城市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城管”这一中国特色的职业，到了必须审视自己使命的时刻，各行各业都在谈转型升级，“城管”为何不考虑自己的转型呢？
武汉这次事件，一个城管感到“吃亏”，喊来两个城管同事一起殴打对方，两人也一呼即应——其实，这也反映出城管局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城管中似乎存在一种让人担忧的“兄弟文化”。正常来说，两位城管接到一起去打人的邀约，应该制止并反馈到上级那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希望武汉城管打人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城管”和“小贩”不能、也不应该回到过去的“对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