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夙的科技世界｜纸尿裤事件尘埃落定之后的感想

四个月之后，这件事总算尘埃落定——或者说得严谨点，尘埃大致落定。四部门的联合调查检测了市面上所有合法售卖的纸尿裤，都没有检出甲酰胺。调查发现，“靠谱老王”也好，苏州谱择也好，于兆衍医生也好，所用的检测方法都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为了确定山东那些婴幼儿血样中是否有甲酰胺，联合调查组召集一群专家，硬是开发出了检测血液样本甲酰胺的方法。总之，当年几个人、几家机构造的谣，最终需要四个月、115天和为数众多的专家才能费力辟掉，再次印证了“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的俗话。

我早就想过，等真相大白——或者说得严谨点，我认为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隆重地向各位读者推荐上面那四位老师和他们的公众号，并做一些坦诚的个人评价。现在这篇文章终于可以抢在西贝事件一周年评论文章之前写出来了。

1. 裴洪岗

我和裴医生没有见过，也不是微信好友。我关注了他的公众号，至于他是不是关注了我的公众号，我无从得知。上个月下旬，我去深圳开会，本来想着是不是可以见一见裴医生，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行。

多年以前，裴医生就以反对中医出名，这在中国医生中不多见，在儿科医生中就更是难得的瑰宝。

2. 项栋梁

在四位老师中，我和项老师的交往最多。有时候我会主动在微信上给他发信息，询问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在线下见过一次，那是2022年1月3日，项老师来沪，专程到松江找我。事后，我写了《基本常识》一文记述这次会面。后来，项老师曾问我，能不能给他组织的以植物为主题的游学活动当指导专家。我对这个邀请非常重视，认真地评估了自己的水平和时间，认为不足以胜任。因此，我和项老师迄今为止尚无重大经济往来。

项老师是记者出身，阅历丰富。他在他那些动不动就被封禁的公众号上写的文章，通常我只有拜读的份。对于那些我也能评论的事情，我们的观点通常也是一致的。

在我印象中，我和他唯一一次的重大分歧，恰好就是西贝事件。其实我们对这一事件中的基本事实都是认可的，只是价值观上有分歧。我更反感食品行业出于行业利益，强行改变“预制菜”的定义，就像西部某些省份出于地方利益，强行改变“三文鱼”的定义一样；我也反感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老登”行径，认为西贝在这一事件中陷入困境，主要就是因为他应对不当；至于罗永浩的质疑中的瑕疵，以及借着这一风波掀起的对转基因豆油的又一轮妖魔化攻击，我认为是次要的。相比之下，项老师对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的认定，则基本与我相反。

项老师当时还有一篇文章，指责罗永浩的质疑会导致西贝很多员工失业。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西贝如果倒闭，贾国龙和华与华的责任各占一半吧》，指出根据“晚点”自媒体团队的调查，因为餐饮业从业人员的流动性本来就很大，所以西贝员工失业的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并不点名地批评项老师这个观点犯了“诉诸怜悯”的错误。然而，这无损于我对项老师的敬意，而且我相信项老师也不会对我的这点批评没完没了地耿耿于怀。

3. 周叶斌

周叶斌在网上一般不用真名，而是使用“Y博”之类网名。他有两个公众号，一个就叫“Y博说医解药”，另一个更有名，叫“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

我和周老师没有见过，也不是社交媒体好友。事实上，在这次纸尿裤风波之前，我有两年多时间，对他抱有比较负面的印象。这并非因为周老师科普的那些生物化学知识不对，说白了，还是价值观冲突。

周老师长年在美国工作生活，思想倾向是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左派）。他应该是民主党员，但在我看来，他在民主党里面也是属于偏激进的一派。我对他的不满源于2024年的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式“辱教风波”。巴黎时间7月26日下午、北京时间7月27日凌晨，巴黎奥运会举办了开幕式，其中有一段“众神狂欢”的争议演出，让一堆打着很多非主流身份标签的人摆成达芬奇的基督宗教题材名画《最后的晚餐》的造型，恶搞了耶稣及其门徒。

我自己不信教，对这段演出本身无感，只是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关注度很高的公共场合无缘无故去冒犯信教的人，说得难听点，这就是“先撩者贱”。我看不惯的是，开幕式的主创人员特别鸡贼，敢做不敢当，非要否认这是对《最后的晚餐》的戏仿。随后，周老师作为激进左派，主动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也附和开幕式主创人员的说法，还反过来批评那些质疑这段演出的人是犯了受迫害妄想症。看到周老师作为一个生物医学领域的从业人员，竟然也拿“迫害妄想”这样一个精神医学术语去骂人，助长着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这让我怒从心起，于是写了《是松弛，还是鸡贼》一文，对周老师做了尖锐批评，比如说他是“披洋皮的老中”，一到美国就犯了“皈依者狂热”，等等。

如今两年过去了，我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相信周老师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我并不想收回当年的批评，因此也没有与周老师相互结识的意愿。但我要再说一遍，这只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在纸尿裤事件上，我赞成周老师的分析，现在也愿意向大家推荐他的两个公众号。

4. 洪广玉

洪广玉老师是这四位里让我觉得最难下笔的一位，因为我和他不仅见过面，是微信好友，甚至还有过经济来往。洪老师曾经策划和主持过多届媒体转基因研修班，2020年8月的一届，他邀请我做一个专题报告，我欣然应允，在8月14日做了题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现代生物学思维理解转基因》的报告，不过现场反应冷淡。事后，洪广玉支付了我一笔劳务费。2021年12月17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样赞美洪老师：“我快四十岁了，越来越觉得，只要能认识洪广玉老师这样不多的一些真正追求知识和真相的人，就足以满足社交需求了。”

然而2022年的时候，他对上海巴黎贝甜事件的评论让我同样极为反感。去年西贝事件发生时（唉，又扯到了西贝），我写过《我支持罗永浩干烂西贝，因为我想到一件往事》一文，对于这件事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巴黎贝甜的一些员工回不了住处，就在公司内部的一个培训中心住下，并用该培训中心里的烘焙设备和原料做面包自己吃。后来，他们看到周边被封控的市民大多陷于食品短缺的境地，对新鲜面包有需求，便决定将自制面包以正常价格出售，总共获得了5.85万元的收益。这件事很快遭人举报，当年8月，上海市市监局以这些员工从事非法生产为由，对巴黎贝甜做了十倍其获利的处罚。

处罚通报出来之后，舆论普遍是同情巴黎贝甜的，但洪老师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巴黎贝甜”被罚一事的看法》，首先根据所谓网友爆料，推测举报是内部知情人干的，原因是“分赃不匀”（洪老师原话），然后就是强调市监局的处罚完全合乎现行法规，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法外开恩。他还指责同情巴黎贝甜的人都是自私而胆怯的“小中产阶层”，之所以这次同情巴黎贝甜，并不是出于什么普世的大爱，而只是觉得这件事“对我有利”，同时在安全的阈值内发泄对上海政府的不满。看过这篇文章之后，我对洪老师的态度一落千丈。

他的这种价值观，这么多年来一点也没变。今年8月17日，湖南衡阳市祁东县一名老人，因身体不适，进入一家棋牌馆坐下歇息，随后在店内昏迷倒地。女店主打了120，在另外两人帮助下，把老人扶到了店外，然后一直守在老人身边，直到救护车到来。不幸的是，老人最终还是去世了，其家属便向棋牌馆索赔，一开始要价10万元，后来在派出所调解下以1.9万元协商成功。

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后，舆论普遍是同情棋牌馆的，罗永浩（哈哈，又是他）甚至直接给店主捐了10万元，表彰她们的义举。但这时又是洪老师，写了一篇《湖南扶老人被索赔事件极可能反转：店主行为更像是避晦气》。与对上海巴黎贝甜事件的评论一样，首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惮以较大的恶意揣测被公众同情的人，然后就是强调派出所的调解并无不妥，也是依规定办事。不过，这次倒是没有骂什么“小中产阶层”。

洪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者”——比起捉摸不定的公序良俗和大众同情心，他更倾向于捍卫成文的规定和既有的秩序。而且，也不能说他是冷酷无情的人，因为他在指责“小中产阶层”的同时，却在热心帮助农民群体，甚至为此身陷囹圄。因为曾经替大连种樱桃的农民维过权，今年9月，他被大连警方以“寻衅滋事”的嫌疑从家中抓走。

我看过洪老师在他公众号“往事陈列馆”上讲述大连樱桃树死亡事件的文章，觉得言之有理，但心情也不免十分复杂：洪老师这么在乎法规和秩序，为什么现在自己却被法规和秩序办了呢？现在为他发声的“小中产阶层”寥寥无几，没怎么挑战把他关进去的法规和秩序，是不是正好遂了他的心愿呢？

对一个暂时无法回应的人，说这些话大概是不够体面的。但我对洪老师的批评也到此为止。在纸尿裤事件中，他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态度也是最坚决的，仍然值得我致以极大的敬意。

这就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对于没有完全击破我底线的人，我一方面不会回避我们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不会因言废人，对于对方正确的言行，该引用就引用，该支持就支持，该推荐就推荐。在这个到处都是数字泔水的时代，真正愿意冷静追寻事情真相的自媒体堪称凤毛麟角，需要我们珍惜。我希望因为我这篇文章关注了上述四位老师公众号的读者，也能像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