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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倌儿|养老:只谈个人责任,不谈制度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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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在我看来,这话根本站不住脚。

当下,在我们这片土地,很多人的思维完全是反现代的。有时候,他们不但现代,甚至是违背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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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公民医疗和养老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公民的基本权力。

这是写在宪法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第四十五条.

政府的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

人民授权是让政府维持社会稳定运转,给公民提供应有的庇护。

疾病与衰老是人类生存最根本、最无法抗拒的两种风险,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一辈子身体健康、工作稳定,更无法保证几十年后的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你不交社保,那怪得了谁?

废话,那是大家不愿意交吗?

来,看几组数据。

2023年,山东菏泽成武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只有8778人,但一年领7.85亿养老金。而城乡12万人才领2个亿。

还有最近“武汉大学七千退休职工,一年领走九亿元养老金”的新闻,当然我昨天算了下,即便按照机关事业单位月均7735.5来算的话,武大退休教职有7424名,7735.5 x 7424 x 12 ≈6.89亿元。

这还仅仅是武大一个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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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谈到大明财政困局时,有一段关于田庄、赋税和军饷的台词,大意是: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占有大量土地,普通百姓承担繁重赋税,朝廷却依然入不敷出。

大明不只是有人贪腐,而是整个财政和利益分配结构出了问题。

只参严嵩、严世蕃有什么用?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当然,我说的是大明。

古代土地兼并与现代养老保险并不相同,但是,如果问题出在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上,就不能只盯着个人有没有尽责,而不探讨制度本身是否合理。

现在讨论社保,有一种说法很流行: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所以应该多缴社保,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但现实是,许多灵活就业人员需要自己承担职工养老保险的全部缴费责任。按照20%的缴费比例计算,每月缴费1000元,其中400元进入个人账户,600元进入统筹基金。

你以为社保逻辑是:退休时,养老金是自己缴纳和国家补贴一部分。仔细算后却发现,自己出的,一部分给自己养老,一部分统筹养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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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缴社保并不只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昨天又有新闻说,自愿放弃社保无效,11月开始强制缴纳社保。

其实,社保缴纳一直都是强制性的,即便签订了自愿放弃协议,也是违法无效的。

《社会保险法》早就有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只不过以前民不举官不究,现在大概是因为社保基金有缺钱的趋向,要摊丁入保,扩大社保缴存人数,便开始大规模宣传这个事。

社保断缴这事,很多人不是不在意,是交了也用不上。但政策要求人人缴社保,不等于每个人都有条件缴社保。

低学历打工人的社保断缴率高,能接触到的岗位本身就不给交。底层快递物流、工厂给交社保的岗位,代价是12小时两班倒,身体扛不住。干不了几天,就提桶跑路了。

所以问题不是社保宣传不够多,是能够稳定缴纳社保的岗位数量不够,条件也不匹配。

我并不反对个人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也不认为社会保险应该取消缴费义务。

社会共济需要所有参与者承担相应责任,养老保险也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但这不意味着个人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更不意味着可以把养老问题简单地推给个人。

社保既要有社会共济的功能,也要让个人看得见自己的权益。强制缴费是制度的约束,保障兑现是制度的责任。而让人理解自己的权益、相信未来的保障能够兑现,才是赢得人们长期信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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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焦虑,机器人还救不了

一个养老机器人,市场价格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似乎治好了不少年轻人的养老焦虑。

“义乌给我发力,等我老了就把价格打下来。”“存点钱等老了就买个机器人养老。”“爸妈:不结婚,等你老了怎么办?我:请看机器人。”

当我们开始认真盘算“将来靠什么养老”时,被寄予厚望的机器人和AI科技,真的靠得住吗?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助老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2亿、占总人口23.0%;65岁及以上占15.9%,已无限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

数据背后,是不容忽视的照护人力与社会支持的缺口。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的今天,“4—2—1”结构普遍存在,一对夫妻要面对四位老人;年轻人大量异地就业,老人独居成为常态;子女的个体照护能力不够全面专业,而养老院和专业护工又出现大量缺口。多重因素叠加,家庭这个最传统的照护单元,正在被持续稀释。多数家庭难以单独消化养老压力,老人独居成为常见现象。

2026年4月,北京石景山一位89岁的独居老人因反锁屋内,被迫从27层翻窗爬至21层的空调外机才获救;2025年6月,天津南开区一位独居阿姨洗澡滑倒、房门反锁、手机落在客厅,只能扯着嗓子喊“救命”,靠楼下陌生人循声报警。

此类频发事件的共同特征,是独居、瞬时失联、无应急呼叫装置。对独居老人来说,家这个本该最安全的空间,恰恰可能成为最不易被看见的危险现场。

我国老年人大多数都在居家和社区养老,形成“9073”式格局,即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入住专业机构养老。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包括独居家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的比例为59.7%。

而在少子化、年轻人异地就业等趋势下,该现状短期内难以结构性缓解,“科技养老”因此被寄予厚望,居家安全守护(如跌倒检测仪、语音呼救器等)成为科技助力养老最普遍的应用场景之一。

此外,科技能够助力养老的方向还主要集中在:健康监测与慢病管理,如智能手表、智能监测仪等;日常生活智能化,如数字化老年食堂、家政服务等;以及情感陪伴,如AI智能聊天服务等领域。

目前看来,技术确实填补了部分人力与制度的空白,但离年轻人所畅想的“可以帮老人做饭、洗衣服、洗澡洗头,几乎完全替代保姆和护工的全能型养老机器人”,还差得很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曾读到《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机器人时代,老年生活将会不同》,文中畅想“机器或许很快就能帮助老年人起床、给他们洗澡,甚至提供情感支持”。胡泳读完导语就笑了:“这三样机器人都做不到。”1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

技术接不住的部分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是“压缩型”的——我们用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当3.2亿老人的需求总量先压过来时,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做好准备。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科技助老不是技术成熟后的自然溢出,而是被缺口推着上场的。

很多技术尚未成熟,所谓的“科技养老”仍存在两大短板:一是覆盖面不够广,能做的还不够多;二是即便在已经能帮上忙的环节,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

近两年来,在各类助老实践里,AI聊天逐渐成为最先被接受,也最常被使用的类目之一。子女不在身边、活动半径收缩,越来越多的AI智能体成为空巢老人寻求情感陪伴的重要工具。

但问题接踵而来,很多年轻人发现,爸妈爷奶对豆包已经比和自己更亲了——有网友的妈妈脚崴了,医生建议手术,AI建议保守治疗,妈妈只信AI;有网友的爸爸干什么都要先问豆包,与女儿意见相左时就说:“你好好看看人家豆包怎么说的。”豆包成了“别人家孩子”。

老年人愿意和AI聊天,表层是排解孤独,根源是情感陪伴供给缺口,将AI当成了低成本、随时可得的 “补充型陪伴”。而当算法生成的内容越来越逼真,老人却缺乏辨别能力,子女又不在身边,虚假亲密便可能成为真实风险。

养老焦虑,机器人还救不了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于,即便高科技设备买回家,也不等于就100%起作用。38岁的庞颖在新加坡工作,父母63岁在河北廊坊,她给父亲买了能预警和联系紧急联系人的健康监测手表,但一次父亲洗澡后因低钾突然倒地,意识清醒却动不了,只能一点一点从厕所爬到卧室,拿到手机才得以求救。庞颖事后反思:“东西买给他们是一回事,他们愿不愿意用、能不能养成习惯,完全是另一回事。”2

科技养老的“最后一米”,仍然在“人”的手里,需要“人的接口”。揭开科技养老片面性的冰山一角,我们还将面临使用门槛、科技失灵、信任倒置、情感缺失等多方面问题。

此外,老年人需要的不仅是基础的生活和健康保障,还有体面干净、情绪心理甚至社交的需求——这些恰恰是科技的“盲区”,都不是买一台跌倒监测仪、装一个摄像头、订阅一个陪伴AI可以解决的。

正如胡泳提出的一套“冰山”框架,照护可技术化的七个层次:监测、提醒与日程、信息处理与行政、部分身体劳动、环境控制、认知训练与娱乐、有限陪伴,基本都在“水面之上”;而水下的持续陪伴、情感回应、关系建立与维系、情境性判断、伦理判断与责任承担、维护一个人的尊严等,几乎无法被技术吸收。3

AI具备检索信息、识别波动、生成陪伴等能力,但能力不等于解决方案。最需要技术的地方,未必是照护最核心的地方,科技设备可以买,责任不能“外包”;真正决定照护质量的,是人与人之间那段难以被科技复制的情感链接。这也是为什么科技无法“养老”,只能作为“助老”的补充选项,无法完全替代人。

我们需要的是让基础照护升级为高质量照护,让高质量照护普及到更多家庭。

不可替代的人

技术不能被否认,亦不能被神化。平衡的解法应落在“用科技赋能人,让人更有力量去守护人”。把标准化监测、预警、不体面的照护劳动交给技术,把情感连接、情境判断、尊严维护留给人。

如庞颖所说:“科技把时间和心力还给我们,我们才有资格、有能力去陪自己爱的人。”

即便有一天,我们真正拥有了能为老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全能型养老机器人,首先要做的,依旧是教会老人们如何使用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教家里老人用手机时,有足够的耐心吗?

10月17日,重阳节前夕,贝壳公益与《人物》杂志在京举办“新世界,老朋友——银龄生活主题沙龙”,并发布双方共同打造的同名别册《新世界,老朋友——AI时代银龄生活观察》。别册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生活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诺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他帮无数老年人修过手机,但修的往往都是最不起眼的小问题:“手机颜色变了”,其实是误触了电子书模式;“死机了”,是亮度被调到了最低;还有很多疯狂自动下载的流氓软件,只需要卸载即可……最后一诺总结:“子女都能给买手机,不是差钱的事,是差耐心和陪伴。”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是困住老年人的“科技门槛”。

今年7月15日起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应当加强对老年人健康使用服务的指导,以显著方式提示安全风险,及时采取措施响应老年人使用服务相关咨询和求助,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

在社区一线,“教老人用手机、用AI”已成为养老公益实践的常见场景。

今年79岁的退休教师王轮,从贝壳公益的“我来教您用手机”课堂毕业后,自发成为“银发志愿者”:用废弃挂历的硬纸壳写大号字做教具,找来木板做手机模型,讲解什么叫“桌面”,还编了口诀——“左滑返回,右滑前进,双击放大,长按说话”。他甚至教会了一位91岁的“高龄学生”使用线上支付,把女儿发的2000元红包花了出去。

截至2026年9月,“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已走进142城,开设手机课超13万节,服务老年人超182万人次。

贝壳公益“我来教您用手机”-经纪人志愿者讲师手把手答疑

今年3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

从课堂毕业的老人又成为新的银发志愿者,成为互助性养老的一分子,正是在科技助老公益实践中焕发出的人文曙光。

“人”无可替代。

贝壳集团副总裁、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贾生平分享了一个案例:北京北新桥七旬洪阿姨在厨房摔倒,按下了贝壳公益“独居守护计划”项目为其安装的报警器,社区回访时她感叹“咱的设备起了大作用”。但救援链条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社区工作人员识别独居风险、志愿者上门安装、家人及时赶到。

“独居守护计划”项目,为60岁及以上有需求的独居老人免费提供周期一年的“智能硬件+平台服务+意外保险”居家智慧守护方案,智能硬件部分包含采用毫米波人体摔倒检测技术的跌倒报警器、语音报警器和拉绳报警器。目前已在北京、天津、上海部署3500多台设备,提供7×24小时监测。

但贾生平始终强调:“技术可以识别跌倒,却无法扶起老人;可以推送提醒,却无法紧紧握住一只手;可以24小时守护,却很难替代一个及时的敲门声。”

《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

贝壳公益的社区实践,已成为一套“科技+人文”的微观样本:技术帮我们更快找到需要帮助的人,人文的温度才能让他们真正安心。

但公益组织提出的只是微观解法之一,不是唯一解,也不能承载全部。它覆盖的城市与人群有限,依赖志愿者与企业的长期投入,无法替代长期照护保险、护理队伍待遇改善与公共服务的人工兜底。

其真正有价值的,是提出了“科技+人文”的思考:科技的最佳位置是“赋能人”,不是“替代人”。社会要做的是在推进科技下沉的同时,把护理人员的培养与待遇、家庭支持、社区网络、人工服务通道一并建设起来——技术向前,而服务体系与人不能缺位。

养老焦虑,机器人还救不了

老龄化不是某一代人的现状,而是每个人的未来。指望养老机器人成熟的那天到来之前,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先回答一个更朴素的问题:我们究竟在等技术,还是在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事往后推?

对家庭成员而言,年轻人不要远程尽孝,不要用设备替代陪伴;社区与公益组织要做的,是构建邻里守望、志愿者网络、社区网格,把“科技+人文”的响应链条做实。设备装得上,更要有人应答。技术触发警报,人来负责响应;市场需要向下兼容。银发科技要做老人真用得上、用得惯的产品,少一些噱头,多一些适配;数字化可以兜底,但公共服务的硬投入应做在“人”上——长期照护保险、护理人员的培养与待遇、社区照护网络,不能让家庭独自承重。

当下年轻人的“养老焦虑”,其实是一种提前到来的共情。30年后,AI养老机器人能持证上岗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能做的,是在当下用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把有限的科技价值发挥到最大。那么,当我们老了,也能更加从容。

毕竟,关心老去,就是关心未来的自己。

参考资料:

\[1\]\[2\]\[3\]贝壳公益与《人物》联名发布《新世界,老朋友——AI时代银龄生活观察》别册

作者:朱影

编辑:王潇仪

运营编辑: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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