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特朗普政府关于伊朗战争目标的内涵与边界，似乎已经成为那只既死又活的“薛定谔的猫”，成为一场充满分歧的语义游戏。
4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了时长约19分钟的全国讲话，就已持续一个月的对伊军事行动向美国民众做出汇报。在这场被命名为“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五周之际，特朗普在演讲中做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声明：“政权更迭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从未说过要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 was not our goal. We never said regime change.）
这番话从美国总统口中说出，却与他本人及政府高层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的诸多表态形成了微妙的对照。于是，一个极为棘手的战略难题浮出水面：这场战争的军事目标到底是什么？“政权更迭”究竟是被主动追求的战略目的、意外产生的附带结果，还是一个日益希望回避的政治雷区？特朗普政府关于伊朗战争目标的内涵与边界，似乎已经成为那只既死又活的“薛定谔的猫”，成为一场充满分歧的语义游戏。探究其嬗变背后的政治逻辑，或许是破解当前中东困局的关键密钥。
战前的薛定谔状态：用含糊其辞为高低目标做铺垫
在2月28日战事正式打响之前，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战争目标的表述始终处于一种故意的模糊地带。
2026年1月下旬，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伊朗政权“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弱”，并直言该政权必须“改变或离开”。但在同一场听证会上，鲁比奥又承认伊朗的政权更迭“远比委内瑞拉复杂”，需要“大量审慎的考量”。
这种表面对立实则统一的表述并非偶然。一方面，公开宣称推翻一个拥有近9000万人口、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政权，在道义和国际法层面将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鲁比奥的措辞又为最高政治目标留下了充分空间。
副总统JD•万斯的立场则更为内敛。曾在伊拉克服役的万斯，对海外长期军事介入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当被要求就伊朗战事发表意见时，他只是表示美国有了以前没有的“可选项”（options），随后便将话题转向向部队致以复活节问候。
特朗普本人的态度则更加含糊。开战前数周，他被记者问及是否寻求伊朗政权更迭时表示，“那将是可能发生的最好事情（tha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但他从未将其明确列为官方目标。
这种“薛定谔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国内政治的精细平衡。特朗普的MAGA基本盘长期奉行“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t）”理念，反对美国陷入海外长期战争。若明确宣布以“政权更迭”为战争目标，无疑将立即面临来自核心支持群体的强烈反弹。然而，将这一目标保留在可能性的暗影中，又能够安抚共和党内的传统鹰派，以及那个真正将“政权更迭”视为战争目标的盟友——以色列。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变量”：从幕后推手到前台矛盾
在解析这场战争目标嬗变的动因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
战前，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呈现了一套极具吸引力的战争叙事。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在战前向特朗普“兜售”说“这会很轻松”，称“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比以往要大”。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甚至承诺，军事打击将能够引发伊朗国内的大规模民众起义，从而以最小成本实现政权更迭。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起义”的承诺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能性。报道显示，摩萨德负责人大卫•巴尔内亚对此亦不愿“接锅”，表示机构此前的预测是战争可能持续长达一年。承诺与预测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为后续的目标嬗变埋下了伏笔。
3月19日，战争已进行三周之际，内塔尼亚胡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推动伊朗“政权更迭”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并强调“光靠空袭不行，还得有‘地面部分’”。
而就在此前一周，万斯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场被媒体形容为“艰难”的通话。万斯明确表示，内塔尼亚胡关于战事的几项预测都过于乐观，尤其是在民众起义推翻政权的可能性方面。万斯“看得很清楚”的，正是特朗普最终不得不面对的战略困境。
到3月下旬，美以情报评估均已确认，伊朗政权的支柱——最高领袖阶层和革命卫队高级军官——依然稳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月底的评估中就得出结论，无论是有限空袭还是长期战役，都不太可能推翻伊朗政府。
由此可见，内塔尼亚胡的“政权更迭”执念与战场现实之间的落差，构成了特朗普政府战争目标嬗变的深层背景之一。
战场的反馈冲击：伊朗政权韧性远超美以预期
如果说内塔尼亚胡的“乐观主义”是特朗普陷入困境的推手之一，那么伊朗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则构成了更为根本性的约束。
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的不对称作战能力，远超出美以最初预期。通过大规模部署低成本无人机，伊朗实施了极具效率的消耗战略：一架造价2万至5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迫使美军消耗价值约400万美元的拦截导弹。这种极端不对称的成本交换，正加速消耗着西方国家的精确制导武器库存。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封锁”更是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打击。通过导弹、无人机、水雷和GPS干扰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海峡通航量暴跌了94%。这一“能源绞索”不仅推升了全球通胀压力，更直接触动了特朗普最为关切的国内政治神经——油价上涨正在侵蚀其经济政绩的政治红利。
《纽约时报》3月30日报道指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已击毙多名伊朗领导人，但伊朗的权力支柱，即最高教士阶层和革命卫队高级军官依然稳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被选为继任者。而一些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权力真空反而促使更为强硬的派系进入高层岗位。伊朗副总统穆罕默德•礼萨•阿雷夫直言，任何试图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企图，只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体制变革”。于是，人们看到，超乎预期的战场现实正在持续而有力地修正着华盛顿此前的预判。
MAGA的反战裂痕
在国内政治层面，这场战争正日益成为特朗普必须慎重处理的负资产。
进入3月下旬，随着战事的延宕，共和党内部出现明显的路线分歧。《政治报》报道指出，共和党人逐渐意识到战争无法如预期般迅速收场，且成本持续攀升。民调数据同样显示，尽管有58%的MAGA核心支持者愿意承受美军伤亡以完成对伊目标，但在非MAGA的共和党支持者中，这一比例仅为44%，另有41%认为不应再承受更多人员损失。
更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3月17日，特朗普的忠实拥趸、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因“无法昧着良心支持”对伊军事行动而愤然辞职。肯特在辞职信中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一位保守派电台主持人甚至警告，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者”可能在试图“破坏”这场战争。
这一动态凸显出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困境：他的核心选民基础并不排斥展示武力，但极度排斥“无休止的战争”。当战争开始偏离“速胜”轨道，向其基本盘发出危险信号时，特朗普的政治计算必然发生调整。
国际社会的集体冷淡与美国盟友体系的裂痕
在国际层面，美国对伊军事行动面临的孤立程度，进一步压缩了特朗普的政治操作空间。
在鲁比奥寻求建立“护航联盟”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时，关键盟友的反应可谓冷淡。据报道，中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主要国家明确拒绝了加入军事联盟的请求，西班牙更谴责了相关打击行动。海湾国家如沙特和阿联酋则采取了严格的防御姿态，拒绝参与进攻性作战。
特朗普本人对此显然耿耿于怀。4月1日全国讲话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他专门表达了对北约的不满，指责北约在伊朗问题上没有配合美国诉求。在4月1日的讲话中，他在感谢中东盟友的同时，对其他国家提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建议：“拿出一些迟来的勇气（build up some delayed courage）”。
可见，盟友体系的集体疏离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降低调门”的呼声。当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陷入外交孤立时，继续高举“政权更迭”的大旗只会加剧其战略被动。
“已完成”还是“非目标”？4月1日讲话的话语重构
正是在多重压力的交织作用下，4月1日全国讲话已然成为一次精心策划的话语重置。特朗普通过将“政权更迭”重构为已发生的既成事实，试图同时达成多项政治目标：对内，安抚焦虑的MAGA基本盘——战争已经“赢了”，不必继续深入；对以，给内塔尼亚胡有所交代——毕竟伊朗政权确实“变了”；对外，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即美国的目标有限，无意长期占领；同时也要为未来的谈判铺路——对话的对象是一个“新政权”（但它与‘旧政权’究竟有多大差别，特朗普显然不会去做说明），因此更值得打交道。
然而，这一话语重构在事实层面却经不起检验。伊朗副总统阿雷夫直接驳斥了“政权更迭”的说法，强调伊朗的对手想要推动这一目标的企图只会适得其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明确指出，美国通过斡旋方递交的建议“非常极端且不合理”，涉及伊朗国家主权相关事务，“不具备任何外交严肃性”。
余论：当薛定谔的猫成为“赢学”教科书的新案例
在战争爆发最初的几天，笔者曾于整整一个月前的3月4日在FT中文网发表《特朗普会在伊朗步普京的后尘吗？》一文。如今，虽仍不能完全确定特朗普也将深陷他的“乌克兰”，但显然其“速胜伊朗”的迷梦已经和当年的普京一样破产了。这一客观事实是人们理解“薛定谔的猫/特朗普目标”的时空背景。
从本质上讲，特朗普政府关于“政权更迭”的反复表述，是一场在政治约束、战略现实、盟友压力和国内民意的夹缝中艰难进行的语义调整。如果说战前的目标模糊是一种政治计算，战中的目标扩张反映了盟友的深度介入，那么战后的目标收缩则是现实压力下的必然选择。“政权更迭”如同薛定谔的盒子——只要不打开，那它既可以是目标，也可以不是；一旦打开，无论是宣称“已完成”还是声称“从未追求”，都可能让那只猫死于政治现实的测量，同时成为特朗普“赢学”教科书中的又一经典案例。
（注：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