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菊：总体判断，毛焦尔新政府对华政策不会激进转向，但将由过去相对“亲华”的单边取向，转向“经济务实+欧盟规则约束”的再平衡路径。

近日匈牙利议会选举后，欧尔班政府失去执政地位，匈牙利迎来16年来最显著的政治转向。得益于长期“向东开放”政策及较为优厚的财税激励，匈牙利一度成为中企在欧盟内营商环境友好、政治风险较低的重要落脚点。近年来中国对匈投资规模大幅增长。此轮政治转向将对在匈中资企业构成何种程度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新当选的毛焦尔政府将以修复对欧关系为优先目标，推动内外政策向欧盟主流立场回归。由此可以预见，其对华政策也将更加注重与欧盟层面的协调，在“去风险”导向下，强调关键产业与供应链的“安全”和“战略自主”。但从经济现实看，匈牙利仍高度依赖外资与产业合作，短期内难以与中国“脱钩”。

因而，总体判断，毛焦尔新政府对华政策不会出现激进转向，但将由过去相对“亲华”的单边取向，转向“经济务实+欧盟规则约束”的再平衡路径。一方面，新政府将很大可能延续对华经贸合作并保持投资开放，而另一方面相关合作也将被更严格纳入欧盟规则与合规框架之中。在欧盟对华保护性政策趋于强化的背景下，在匈中资企业预计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更高的合规成本及潜在的收益率压缩。

匈牙利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投资落地国

2023和2024年，匈牙利分别吸收了中国对欧投资的44%和31%。2023年10月，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在此背景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产业链加快了对匈投资。相对于其他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在劳动力成本、税率和产业配套能力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加上务实的能源政策，以及与中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自然成为中国企业实现欧盟“本土化生产”的首选。

中国是匈牙利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在新能源绿地投资的带动下，2023到2025年，中国连续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中国投资在其对外引资总额的占比已高达57%。根据匈牙利投资促进局数据，2014到2025年期间，中国在匈累计投资已达182亿欧元，完成或推进中的重大项目有54个，创造了约3万个就业岗位。

中资项目高度集中于电动汽车产业链，涵盖整车、电池、电池材料及配套制造，呈现出“资本密集、建设周期长、本地配套依赖度高”的特征。其中标志性的投资案例包括比亚迪整车项目与宁德时代的电池超级工厂。除电动汽车产业链外，中企在匈投资亦涵盖医疗健康、化工、金融、物流园区及ICT等领域，但规模和影响力相对较小。

从企业数量看，据匈牙利数据机构OPTEN统计，截至2024年，在匈中资企业约350家，若计入中资参股企业约600家。其中约85%成立于2010年，即匈牙利政府提出“向东开放”战略后。

总体而言，中资在匈投资呈现出产业高度集中、项目体量大、制造导向突出的特征。

欧尔班失利后的中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敞口”

匈牙利政府更替后，在匈投资环境预计将由“政治便利型”向“规则约束型”转变。对中资而言，核心风险并非“方向性逆转”或“退出压力”，而是投资与运营环境更趋欧盟主流范式的重新锚定，意味着监管尺度、政策连续性与社会许可条件的约束重置。

首先，存量项目短期监管收紧风险抬升。新政府为修复与欧盟的关系，解冻欧盟预算资金，预计将在法治、财政透明、环境执法和公共采购规范上加速像欧盟主流合规路径靠拢。对于已签约或在建的重大基础设施及重资产项目，可能面临合同条款的重新审议或财务透明度审计。审批周期将因合规程序的增加而拉长，地方政府在环保许可（如地下水资源保护、化工排放）及灾害管理上的谈判门槛将显著提高。

其次，欧盟对华“去风险”工具的传导效应显著增强。随着匈牙利对华“政治避风港”角色的弱化，欧盟层面的制度工具将更加直接作用于在匈中资企业。《外国补贴条例》（FSR）下针对不公平竞争的调查，以及《关键原材料法案》对供应链来源的硬性约束，以及碳足迹核算等绿色壁垒对中资企业的影响将显著增强。尤其对欧盟倾向于强调“安全”的关键技术行业，或者强调“保护”的核心行业，企业将直接暴露于中欧贸易摩擦的第一线。

再次，政治气候变化引发的社会许可风险上升。毛焦尔新政府的政治主张中强调对于权力制衡机制的恢复，如果有效实现，意味着中资项目的正当性将不再有单一行政权力的背书，而需要更多面对社会和舆论的审视。例如，新能源电池工厂的高资源消耗特征易被政治叙事放大，诱发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的法律诉讼或集体抵制。又比如在劳工政策上，新政权可能通过收紧外籍劳工配额或提高用工成本，来回应本土就业保护主义情绪，对依赖外派劳动力和高效施工的中资模式构成直接挑战。

总体判断：经济务实与“欧盟化“的再平衡

尽管监管趋严，但匈牙利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外资与制造业的依赖。这决定了新政府不太可能采取激进的“去中资化”政策。更可能的路径是“有条件的开放”：继续欢迎投资，但前提是符合欧盟规则、产业安全逻辑以及社会接受度。

对企业而言，这不是最坏的情境，但无疑是更复杂的情境。利润空间可能被压缩，项目周期将被拉长，政策不确定性也将上升。但同时，这也可能成为一次“压力测试”：那些能够适应欧盟规则、完成本地化转型的企业，将在更广泛的欧洲市场获得更稳固的立足点。

真正的挑战，不是是否进入欧洲，而是如何在欧洲长期留下。

（注：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