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刚：没有制度创新，很多科技创新只能停留在放在展览室和实验室里的奢侈品或试验品的阶段，无法成为满足市场日常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今天，我十分荣幸作为99级博士的代表，和其他二十多位光华本硕博，MBA，EMBA各级同学代表，在光华一年一度“燕归来”校友返校日，齐聚燕园，参加田轩院长加盟光华以来首次召开的校友座谈会。田轩老师是我们金融学术圈的明星，多年来我们线上线下神交已久，很高兴田老师回来。

鉴于每位校友有限的发言时间，我主要从学术建设的角度谈两点体会。目的是通过自己作为学术界校友代表的建言献策，帮助光华未来在学术发展上更上一层楼。

第一，在今天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走到发展的十字路口，光华如何继续作为旗手，引领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未来的发展。

如果说今天我们建设自主科学体系是国家意志使然，我理解，二十多年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完全是在无数经济学者自发的努力下，中国经济学教育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确立了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以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为主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几年的时间，经济学的主要期刊已鲜有发表长篇大论、文字堆砌的文章，取而代之的是以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的文章。那可谓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上一个真正的“奇迹”。

经济学现代教育系统引入中国内地，公认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虽然如此，但根据我的观察，在这个中国经济学教育奇迹发生过程中，当年的光华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不仅居功至伟，而且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光华和当年的武大、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一道，一方面大规模引进全英文教科书，另一方面则推出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的广受欢迎的本土化教材。在当时全国的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中，有多少没有从光华的“小黑屋”买过邹恒甫老师从哈佛带回来的原版外文教材的影印版？又有多少研究生没有买过张维迎老师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乃至于该书的销量仅次于《邓选》和《毛选》，位列1979年后出版的中文书销量畅销书的第三名。

光华当年在国内率先开展经济学和管理学博士培养制度改革。记得当年全国高校经济学博士，甚至北大当时除了光华外的其他专业，只要求博士研究生完成30多个学分即可申请毕业，光华则要求我们必须拿到50多个学分才能毕业。张维迎老师更是在入学的当天，除了告诉我们不要期望毕业后留在北大（据我所知，张维迎老师是为数不多的有机会留自己的学生在身边，而始终坚持没有怎样做的经济学教授之一），明确告诉我们，“不要指望四年能顺利毕业”。

为了完成以全英文原版为教材的各种课程训练，我们的同学们经常做作业做到深夜两三点钟。当我把这些事说给今天我指导的博士生们，我能感受到他们都瞪大了眼睛，觉得这是完全不可思议之事。由于课程的压力引发的精神问题，甚至就在我住的33楼宿舍对面发生两名同学殒命的悲剧。

在光华每天的各种课上，除了光华自己的学生，挤满了来自其他学校“趁课”的学生。如今和我保持来往的很多朋友都是当年他们在光华趁课时我们认识的，而我也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听到很多其他学校培养的博士讲述当年来光华趁课的故事。我这里回忆这些故事是想证明一个事实：当年的光华在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当之无愧的一面旗手。

如今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在我看来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二十多年来实证主义的泛滥和庸俗化。一些经济学学者把国外学者基于国外证据得到的成熟结论用中国数据重新“跑”一遍，谓之提供中国证据；一些经济学学者则把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非要用复杂的数据展示出来，缺乏思想，没有灵魂；甚至一些经济学学者走火入魔，把一些无关变量拿过来试图通过内生性控制等严谨的计量方法强行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链条。

另一方面则是全球经济学管理学学术界普遍面临的不可触碰的学术禁忌和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例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如果一篇文章倡导鼓吹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E（环境）S（社会）G（治理），那就符合政治正确原则，会受到各类研究基金的普遍支持，受到各种学术期刊的格外欢迎；如果是质疑，则在有形无形中会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

我们把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容易看到，在目前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出现了一种在我看来值得警醒的趋势：那就是用规范的实证方法“严谨地赞美”（如果不能批评）。如果把上述提到的两个维度排列组合组成四个象限，共有四个组合。这就是“严谨的赞美”，“严谨的批评”，“不严谨的赞美”和“不严谨的批评”。在我看来，经济学管理学学术的最高境界是“严谨的批评”，其次是“不严谨的批评”。因为学者作为社会的脊梁最重要的使命是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问题。我理解这就是斯蒂格利茨作为左派学者因长期批评右派美国政府，尽管一些政策主张与我们很多学者提出的政策主张异曲同工，但依然受到作为学者应有的尊重，因为他始终秉持学者批评独立思考的立场。

而“严谨的赞美”在我看来，学术境界甚至低于不严谨的赞美。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计量主义泛滥和庸俗化，以及各种政治正确和学术禁忌出现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的很多学者选择了“严谨的赞美”。这是我做出判断中国经济学教育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的重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说，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也在用实证方法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因此，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实证主义泛滥走到今天，我也难辞其咎。好在今天我看到久违的陈玉宇老师。我当年的计量就是他和其他一些老师教的。因此，开句玩笑，如果我和我的团队今天的计量做得不好，一切责任都在陈老师这里。

我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学教育要逐步从“严谨的赞美”，步入“不严谨的批评”，甚至“严谨的批评”。我期待光华作为当年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一面旗帜，未来能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学教育步入更高的学术境界。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在今天“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当下，光华能够继续开风气之先，向社会提供有用的知识。

形成今天社会普遍的“文科无用论”的认识显然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人类社会进入AI时代，理工科更能“派上用场”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一局面的出现是长期社会认识积累的产物。一方面自然与今天经济学教育沦为“严谨的赞美”，和没有多少新的有思想的信息含量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外部评审压力和追逐各种头衔和帽子的过程中，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变成经济学界象牙塔内学者互相欣赏，自娱自乐，内部封闭循环的一种“阳春白雪”，与工商管理实践这些经济学管理学者眼中的“下里巴人”缺乏交集，和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初衷渐行渐远。

在象牙塔里精雕细琢出来的东西尽管好看，但自然不实用。这就如同很多经济学研究聚焦ESG和数字化转型，似乎一家企业在ESG持续投入和完成数字化转型，企业就可以实现基业长青。一些学者根本不知道很多企业在这些上的无谓投入成为一项不堪重负的成本，甚至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很多企业最终倒在了ESG投入和数字化转型的路上。

而在我看来，在今天AI时代，文科不是无用了，反而是变得更加有用。我们每天光看到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新，其实在科技创新的背后离不开文科研究提供的制度创新的支撑。没有制度创新，很多科技创新只能停留在放在展览室和实验室里的奢侈品或试验品的阶段，无法成为满足市场日常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远的来说，正是由于现代股份公司这一“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经济学家巴特勒）的出现，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革命才得以成功，蒸汽机等才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人类在很短时间拥有了铁路；近的来说，尽管OpenAI持续引领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但OpenAI在探索非盈利组织模式和商业化道路上始终在制度创新上徘徊不前，创始团队不得不时不时停下来面对各种治理危机和法律诉讼。而后者其实是文科制度创新的重要用武之地。

二十多年前光华提供的管理知识无疑是有用的。厉以宁老师倡导了赋予从计划经济时代阴影走出的国企新的生命，和带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繁荣的股份制改造。厉老师因此被尊称为“厉股份”，和鼓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尊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老师创造了那一时代经济学学以致用经民济世的至今难以超越的最高典范；当今天我们看到新能源步光伏的后尘，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严重过剩，张维迎老师以一己之力当年批评产业政策的误导的声音今天听起来依旧振聋发聩，余音不绝。

而当时的光华之所以能够提供有用的知识，我理解一方面是光华坚持“因学术而思想，因思想而光华”的发展理念，坚持学理思考，另一方面则与光华长期坚持政府官员和商界精英平等地交流和对话互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密切的关系。记得当年慧聪的郭凡生等“高管”、证监会的高西庆等“高官”，经常和张维迎等老师在光华举办的一些论坛上争得面红耳赤。相信在这些争论中，收获最多的也许还不是参与争论的郭凡生、高西庆和张维迎这些老师们，而是包括我在内的无数围观的学生和慕名而来的观众。每年光华新年论坛大伽云集，观众摩肩接踵，一票难求。我理解，那时光华每年提供的知识对很多人而言，甚至不能用“有用”两个字来总结，简直是“太有用”了。

记得当年在中关村大街上立着两块醒目的广告。一块是“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另一块是“古代毕昇，现代方正”。如今北大方正已破产重整，往日的光环早已不复存在。这难道不是我们经济学管理学学者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来自身边很好的研究素材吗？！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发言。我共讲了两点。其一是希望光华作为当年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旗手，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未来完成从“严谨的赞美”到“严谨的批评”学术境界的提升；其二是希望光华在今天“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够继续开风气之先，向社会提供有用的制度创新的知识，一改社会“文科无用”的错误观念和认识。

最后衷心希望和祝愿光华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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