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大城市化的红利，是可以继续供给的，这不管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
当下很多年轻人发出了反内卷，反资本的呼声，以及作为这种逻辑的结果——躺平一词在年轻人之间迅速流行，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看起来不太相关的是，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与部署。
在我看来，两者之间，息息相关。
一、谁在喊躺平？
先看躺平的声音是谁发出的。
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比约为64.8%，规模超过7.28亿人。而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网民占比不足20%，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网民更是不足一成。而在2000年时，本科及以上占到了网民中41%。中国网民学历结构持续呈现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
但人数多，并不等于声音大。舆论的传播，是由意见领袖设定话题，然后，受众接受，依次传播，就像水面涟漪的扩散。群体而言，设定、传播话题的始终是小部分高学历群体，他们在知乎、豆瓣、B站中冒出来，得到应和，然后向社会扩散。这些年轻人，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强者，所以，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并不会太低。
二、他们希望什么？
有人说，现在坐在办公室的90后、00后白领，写着代码、做着PPT，享受着大城市的“小资”生活，总以为自己优于自己的父母，但其实与当年的车间工人和工矿上的工人，并没有区别。他们为了三、五毛抢红包，和父辈在菜市场为了三、五毛砍价的乐趣一样；为苹果套上壳，与父辈把电视机罩上布是一样的。不同的不过是产业结构升级，新产业取代了旧产业而已。
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做工人的父辈。大量的年轻人的父辈是农民，农民的后代中的一部分人，依靠读书，当了白领，当了管理者，的确是一种阶层升级。
现在与农民对应的群体是，农民工、外卖骑手。但实际上，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这些群体收入也能达到中产阶级——当然，这得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不能按照小红书的标准。
但这话也有正确的一部分，它揭示了一个道理：人所希望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求阶层位置的升级，只要能顺着产业升级而升级，人就会满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阶层流动，社会必然是天翻地覆的动荡。只有革命、地质性自然灾害、总体战才能带来这样的改变。那些在挤地铁，天天辛苦上班的年轻人，并不盼着当亿万富翁，互联网巨头老板，不能实现，就要躺平。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人所希望的，不过是自己看到的别人已经得到的”。
三、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一代的年轻人的上一代人，那些比他们大10-20岁的人，享受到了三重时代红利。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爆发式发展，加上互联网红利，不仅各行各业规模扩大，也产生了新行业，这产生出更多的白领、中产岗位，也产生了财富红利。这些红利带来了城市化红利。
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36.2%。2010年，城镇化率上升到49.9%，2020年时，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但是，城市化率只反映部分事实，更关键的数字是大城市化率。
以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人口为1608万，2005年为1778万，2010年为2220万。上海2014年常住人口为2425万，2015年下降为2415万，到2025为2485万，一年时间，基本上没有增长。常住人口只是居住概念，至于买房定居下来，则更难。
在资产上涨的过程中，大中城市房价一路扶摇直上。先买房的人上了船、水涨船高。而现在后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基本住房需求需要耗费2～3代人的“六个钱包”来解决。这个前提还得是，这个年轻人的上两代人的钱包还有点分量。
现在，随着技术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都正在消失或放缓，职场红利、财富红利都正在消失。房价虽然下跌了，但收入和就业率也在下跌。城市化红利，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
他们看到了上一代人的生活轨迹，自己如今却不能实现。
四、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给年轻人提供更大的缓冲时间
年轻人大学毕业时，涌入大城市，寻找自己的梦想。奋斗多年，他们在城市留下足迹、朋友、爱情。这会形成一种真切的拥有感与归属感。但当这种感觉被打破，当一个年轻人，被迫告别自己熟悉的生活，退回到老家的生活环境时，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不仅是希望的丧失，更有被剥夺感、挫败感、“被打回去”的感觉就会强烈——最终形成一个强烈感觉：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所谓的阶层固化。哪怕从上海、北京、退到成都、武汉，都会有这种感觉，至于退到家乡三、四线城市、小县城，这种感觉就会越发强烈。年轻人所寻找到的解释，就是“阶层固化”。某种程度上，阶层固化，就是城市化红利，大城市红利。当他们发现努力与目标相差太远，就会躺平。
东京都市圈（含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千叶），约 3340万 人，占日本 1.25亿 总人口的 约26.7%。首尔首都圈（包括首尔市、京畿道、仁川），约 2610万 人，占韩国 5160万 总人口的 约50.7%。如果中国三大城市群能占到东京都市圈同等的规模，那么，三大城市群圈的人口应该达到3亿这个水平。这是一个更接近市场化分布的水平。与之相对应的差距，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有多少人失望、多少人躺平。
大城市化的红利，是可以继续供给的，这不管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
大城市因为产业集聚效应，劳动生产率高，创新能力也更强，能为劳动力支付更高薪酬。同时，企业间的竞争也推高了工资。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居住、通勤等刚性消费更高，满足个人情绪性需求的服务类消费也更丰富，这都会推高消费，生活得更好，也有动力不躺平。
在当下房地产价格出现更大梯度，新一代住宅功能更好、单价更高的背景下。新增供给对应改善型需求，而旧房则可以满足新涌入的年轻人的刚需。
所以，更多的年轻人留在大城市，才能促进他们不躺平，这对于提振消费，促进房地产，促进经济发展都有好处。
在中国，非户籍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权利上，比户籍居民要低。比如，虽然一直在说租售同权，但实际上，购房者的权利仍然要大于租房，甚至购房的早晚，也影响到上学的优先权。
与之前的“以教育控人”思路截然不同的是，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减少这些年轻人留在大城市的非价格壁垒。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年轻人可以在大城市结婚、生子，享受与之对应的医疗、生育、教育。不必因为这些障碍，就被迫离开。这可以给这些年轻人提供更大的缓冲时间，去克服房子的价格壁垒。当然，有相关的政策帮扶他们翻越价格门槛，也是可以考虑的。当看到希望时，躺平的年轻人自然会站起来。不过，虽然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大方向确定了，但各个层面的观念因素，却可能阻碍其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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