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欧洲，燥热的夏季似乎仍未从人们的记忆中降温，愤怒的秋季又猝不及防地袭来。情绪的温度，丝毫不亚于气象学意义上的高温。
从巴黎到米兰，从布鲁塞尔到里斯本，从地中海沿岸到巴尔干半岛，人们走上街头，表达对生活成本上涨、住房危机、公共服务恶化、教育资源紧张以及政治失能的愤怒。
2026年9月至10月间，法国最初由中学生和大学生发起的教育抗议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10月17日，全国约55万人参加示威，工会方面给出的数字甚至接近80万人。巴黎、马赛、里昂、里尔、图卢兹等主要城市均爆发大规模游行，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抢掠和警民冲突，法国再次成为欧洲社会震荡的中心。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的学生运动迅速升级为反政府抗议。示威者要求改善教育条件、降低生活压力，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总理拉马政府。首都地拉那连续多日爆发冲突，警方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橡胶子弹驱散人群，抗议浪潮也逐渐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
在意大利，米兰等城市爆发针对高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的示威活动。一些原本和平进行的游行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警方出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维持秩序。
在比利时，围绕政府紧缩财政、养老金改革和公共服务削减的抗议持续不断。工会与学生组织联合动员，大规模示威和全国性罢工接连出现，布鲁塞尔街头再次成为欧洲社会矛盾汇聚的舞台。
而在葡萄牙，长期积累的住房危机终于转化为街头政治。房价和租金在过去数年快速上涨，大量年轻人被迫推迟组建家庭甚至离开大城市。数万名抗议者走上里斯本街头，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住房和生活成本问题。
缺席的英国与英美右翼的“借题发挥”
当然，如同1968年一样，在2026年波及欧洲多国的抗议浪潮中，法国也位于风暴中心。10月19日晚，包括巴黎、尼斯、里昂在内的法国多个城市的部分地区都实行了宵禁。
许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熟悉1968年的法国，那时中国把法国的抗议活动称为“法国红五月”，因为抗议活动的高潮集中在那一年的5月。
也像1968年一样，2026年的抗议浪潮有一个欧洲大国明显缺席，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缺乏暴力骚乱。无论是1981年的布里克斯顿骚乱（Brixton riots）、1990年的人头税骚乱（Poll Tax Riot），还是2011年的英国骚乱，都曾震动全世界。然而，与法国同时期的许多街头运动相比，这些事件往往更少体现明确的政治纲领或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多源于社区矛盾、警民关系、族群冲突、治安失序甚至机会主义抢掠。
谈到导致法国这次骚乱的原因，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解读。
英国保守派报纸《每日电讯报》有一档播客节目《The Daily T》，我经常听，这款播客的主持人之一蒂姆•斯坦利（Tim Stanley）10月19日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今年法国发生骚乱，是因为法国的政治制度既不利于妥协，也不利于采取果断行动，反而将选民驱赶进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法国还有直接行动的传统，即在公共场合发泄其社会紧张情绪。
斯坦利也举了1968年的例子：1968年，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住在巴黎时，从自己安全的寓所目睹了一场革命。那一幕让他变成了一名保守党人。“警察受伤，汽车被点燃，口号声四起，涂鸦满墙”，他问一位法国的左翼朋友，你怎么能为这种盲目的破坏辩护呢？对方用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书《词与物》代为回答，那本书声称没有什么事物是“真实的”，文化不过是一种“权力话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压迫，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破坏的权利。斯克鲁顿后来回忆说：“在我窗下的街道上，这一信息正被转化为实际行动。”
斯坦利对58年后法国发生的一切的看法，大概代表了许多英国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斯坦利写道：2026年和1968年一样，“革命者并没有积极的变革纲领：他们只是从搞破坏中获得快感……任何观看当今巴黎抗议视频的人都能看出，暴徒们玩得不亦乐乎，简直就像一场狂欢，而认为他们具有自觉政治意识的看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激进政治是为野蛮行径开脱的手段。”
美国政府也对解读2026年法国骚乱的原因，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兴趣。
10月17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X（原Twitter）上发帖说：“西方自由派以多元化和同情心的名义，把第三世界引入法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无视了有关同化（assimilation）和相容性（compatibility）这些根本问题。人们早就警告过他们这会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但他们没有听。”
如果说万斯说得还有些含蓄、有些“学术腔”，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得更为直白。
10月6日，当法国学生运动刚扩大时，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这么写道：“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说到底就是失控的大规模移民。这根本不是学校问题，而是伊斯兰试图接管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
10月19日，特朗普又发帖：“移民已经接管了法国。他们必须立刻关闭边境，越快越好！”
很多人可能感到迷惑：从电视画面上看，法国抗议的人群，大多数都是白人，他们提出的也都是具体的民生诉求，与移民多不多有什么关系呢？
特朗普或许并不是真的在分析法国。法国只是他讲述美国故事的一块背景板。当特朗普谈论法国时，他真正谈论的是美国边境；当他谈论巴黎街头时，他真正面对的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选民。
为什么？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法国危机的真实病灶与解方
法国人对2026年本国骚乱原因的分析，则明显不同于英美右派的解读。
《世界报》强调的是购买力下降、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和不同社会不满的“诉求汇流”；《费加罗报》则强调生活成本上涨、燃油价格和公共服务困境，同时担忧运动向城市暴力转化。两家政治立场并不相同的法国报纸，在一点上却难得达成了共识：街头怒火首先是法国内部社会问题的产物，而不是简单的移民问题。
法国知识界对今年的骚乱有一个观点：1968年的法国人反抗的是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而2026年的法国人抱怨的却是一个越来越无力的国家。
对于同一场骚乱，英美右派和法国本国人的解读为何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有一位网名为“Cosmos\_politic”的博主，在X上发帖，这样分析道：“美国人（乃至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人）往往戴着自身政治文化的有色眼镜去审视欧洲社会。这种政治文化倾向于顺从统治阶层——它更被动，对权威更为敬畏，且缺乏像法国那样激进的民众抗争史。”
这段话点出了盎格鲁-撒克逊视角与欧陆视角的文化隔阂。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进一步向内深究，剥离掉左翼的浪漫滤镜、传统保守派的复古怀旧以及民粹右翼的替罪羊叙事，那么，法国乃至许多欧陆国家当下困境的真实症结，其实是三个结构性死结的叠加：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高压锅效应”与中间缓冲机制的失灵。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制将巨大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而议会、地方政府和温和工会的日常博弈与妥协功能相对薄弱（例如马克龙可以动用宪法特殊条款绕过议会投票强推退休改革）。当体制内的温和改良与谈判渠道不畅时，“街头”就成了唯一的泄压阀。久而久之，抗议演变成了制度化的暴力剧场，正常的政策诉求极易被渴望发泄的极端分子劫持。
其次是代际契约的破裂与财政结构的失衡。在经济增长乏力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欧洲庞大的福利国家开支高度向养老和既有权益倾斜；与此同时，年轻人在高失业率、高昂生活成本以及公立教育资源捉襟见肘的环境中，强烈感受到“未来被透支”。这种失去向上流动希望的挫败感，正是滋生虚无主义的温床。
再次是劳动力市场与社会融合机制的双重僵化。法国对正式雇员极高标准的劳动保护，在无形中筑起了极高的雇佣门槛，导致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和郊区（banlieues）移民后代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就业市场之外。当一部分人长期处于空间隔离与经济边缘化状态，又缺乏共同的文化认同纽带时，任何偶发的摩擦都会迅速引爆积怨。
面对这样复杂的病症，真正理性、不偏不倚的“药方”既不是美化街头暴力，也不是退回过去或简单排外，而是需要同时在三个维度上重建平衡：
第一，在公民权利与公共秩序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法治红线。健康的社会必须保障和平集会与罢工的权利，但对纵火、袭警、毁坏公共与私人财产的行为必须执行果断、可预期的法律惩戒。不能用“社会不公”或“表达愤怒”为暴力脱罪——因为基本的公共秩序不是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恰恰是任何建设性改革得以发生的前提。
第二，修复体制内的协商与分权机制，给“街头政治”降温。与其让民众产生“不闹大就没人听”的错觉，不如通过制度设计赋予议会、地方社区和劳资谈判更大的实质权重，重塑“政治妥协”的合法性，让利益分配的博弈从街头路障后面回到谈判桌上。
第三，重塑代际公平，将财政重心从“维持存量”转向“投资未来”。福利制度改革不能只做消极的减法，而应通过降低青年就业门槛、改革职业教育、切实改善基层公立学校条件，把资源投向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无论本土青年还是移民后代，只有当他们在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可预期的未来中拥有“现实利益”（stake in the system）时，虚无主义和破坏欲才会真正失去市场。
英法“极左翼”为何是两个物种？
斯坦利对法国“革命者”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他提到的英国哲学家斯克鲁顿1968年的经历和转变，也颇具启迪性，因为英国18世纪的另一位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也有过类似的转变——正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街头狂热，促使伯克写下了《法国革命论》，奠定了英国保守主义反对激进暴力的基调。
不过，相比于哲学家从思想史层面的反思，法国执政者眼下更关心是谁在直接点燃街头的火药桶。10月19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把最近发生的打砸抢烧行为归咎于国内的“极左翼”和一些犯罪分子，他认为“极左翼正在推动一项制造混乱的议程”，企图破坏明年的总统大选。
有趣的是，法国的左翼不同于英国的左翼，法国的“极左翼”也不同于英国的“极左翼”。
我在英国生活了近30年，参加过英国的许多抗议活动，如布莱尔担任首相期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大游行、保守党执政时期的反紧缩示威、退欧过程中的留欧派集会等。这些抗议基本上是广义的左派抗议活动，通常相当和平。在这些活动中，也有“极左翼”人士的身影：在伦敦海德公园到议会广场的游行路线上，路边支着几张折叠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或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的成员举着印好的标语牌，向路人兜售《社会主义工人报》或分发小册子。我感觉，这些“极左翼”人士比较边缘化，也没有显出特别的暴力倾向，他们更像是一个个热衷于理论辩经和卖报纸的“政治读书会”，而不是能够掀起城市游击战的街头行动派。
在法国官方和警方的语境里，“极左翼”（ultragauche）并不是指在议会里吵架的激进左派政客，而是特指一套高度去中心化、崇尚直接暴力的自治派（autonomes）和无政府主义网络。法国抗议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叫“领头方阵”（cortège de tête）：在合法的工会或学生游行队伍最前方，往往会聚集一群身穿黑衣、蒙面戴护目镜的激进分子，他们被称为“街头黑块”。他们不发传单，也不想说服谁，唯一的目标就是把银行橱窗、公交站台和市政厅当作“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的象征”砸毁，并与共和国保安队（CRS，法国防暴警察）进行正面对抗。而在英国，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街头力量早在1990年反人头税骚乱和2010年学生抗议之后，就被伦敦警察厅成熟的“围堵战术”（kettling）、无处不在的CCTV监控以及严苛的《公共秩序法》拆解得七零八落了。
显然，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口中那个能够劫持学生抗议、迫使政府实施局部宵禁的法国“极左翼”，与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英国“极左翼”，从组织形态、历史基因到所处的政党生态，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更为重要的是，英法两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左翼激进能量是被“体制内消化”还是向“街头溢出”。英国实行严酷的“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这种制度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迫使几乎所有左翼力量都必须寄生在工党这顶“大帐篷”（broad church）之下才能生存。即便在科尔宾时期英国极左翼声势达到顶峰，他们的主战场依然是工党基层支部的选拔会议、党代会投票和议会辩论，而不是筑起街垒。一旦离开工党单干，再激进的英国“极左翼”，都会立刻沦为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那种卖报纸、发传单的边缘小团体。
法国的半总统制和两轮投票制则完全不同，它不仅允许激进政党独立生存，而且在近年促成了政治版图的“空心化”与极端化。
马克龙当年以中间派姿态崛起，一口气吞并了传统的温和左翼（社会党）和温和右翼（共和党）。结果当民众对马克龙政府失望时，温和的替代选项已经枯竭，选民的怒火只能向两极宣泄：一边是勒庞和巴尔德拉的极右翼“国民联盟”（RN），另一边则是梅朗雄领导的激进左翼“不屈的法兰西”（LFI）。
不同于英国工党极力与街头暴力割席，法国的激进左翼政党为了维持草根动员力，往往对街头冲突采取暧昧甚至半鼓励的态度，将街头抗争视为大选两轮投票之外的“第三轮投票”。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和19世纪宪章运动以来，社会演进的共识是“议会至上”和渐进改良。而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20世纪初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e，主张不靠政党、直接通过总罢工和街头行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早已写进了法国的政治基因。在相当一部分法国激进青年眼中，选票是虚伪的妥协，唯有在催泪瓦斯的烟雾中与警察对峙，才算拥有真正的“政治纯粹性”。
但英国不同于法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文化，并不一定就能让英国天然地免疫于政治暴力。
甚至就连斯坦利，也承认这一点。他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我们都走在同一条通往财政和社会崩溃的快车道上，而且正如其他人所调侃的那样，英国人看到法国衰落时的任何幸灾乐祸，都会因为渐渐袭来的‘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恐惧而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