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在2026年6月中旬宣布辭職，也等同宣告英國即將迎來10年內第7位首相。這也讓很多人不禁好奇：英國政治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一直撤換首相？

不只外國媒體經常用不可置信的語氣談論此一現象，英國各路評論者近來也都經常提出同樣的疑問。不分立場左右，一個提問方式在英國愈趨流行：英國社會是不是已經變得「ungovernable」，已無治理可能，所以任何首相都躲不了倉皇下台的命運？

為此，評論人們紛紛點名不同的罪魁禍首，社群媒體、脫歐亂局、小黨崛起、經濟困境都是可能嫌犯，讓政府無法穩定取得英國公眾的支持。

但對於這個現象，有些評論人卻也提供了不同的解讀。舉例而言，熱門時事podcast主持人Lewis Goodall在回覆聽眾提問時，就以相當簡潔的方式反問：至今下台的6位首相中「你會留住哪一位？」倘若問題真的是英國變得難以治理，那麼，從2016年下台的卡麥隆（David Cameron）到2026年下台的施凱爾，你認為有哪一位以過去的標準來說該能夠留得下來？相似地，《金融時報》首席英國政治評論人Robert Shrimsley也在文中寫到：會不會「英國不是無可治理，只是被治理得太過糟糕」？

畢竟，政治本來就是困難的，每個國家、每個時代也本來就都有其獨特而艱鉅的挑戰。也因此，在任何時代，領導人本來就需要超凡的技能，能夠做好這個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不分英國、美國、台灣還是任何國家，政治評論人都常掉入的一大陷阱，恰恰在於過度「放大」當前自己所面對的挑戰。沒錯，當代的社群媒體固然為政治人物帶來新的挑戰，但在電視、廣播等新媒介問世時，以及在幾次重大轉型之後，當時的政治人物也頻頻抱怨舊有的溝通策略已經失效。

而在當代英國，脫歐、疫情和金融海嘯帶來的政治變局固然複雜，但光是回顧20世紀，投票權擴及中下階層、兩次世界大戰、大英帝國國際影響力崩解、石油與國債危機、英鎊匯率崩潰等，又何嘗不是天翻地覆的改變？

所以，借用「袂曉駛船嫌溪彎」這句諺語，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問：這10年來，問題真的是英國領導人現在面對的溪流特別彎曲嗎？又或者，問題出在這6位下台的首相，真的都不夠懂得如何開船呢？

問題是接連換首相？還是接連選出不適任的首相？

理論上，如果想證明英國社會已經變得無可治理，2022年有兩位首相接連下台理當能夠提供最好的佐證。但偏偏，那年離任的兩位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和特拉斯（Liz Truss）——下台的原因都不是公眾太難取悅，而是兩人在上任之後，他們自始不適任首相的理由徹底暴露出來，逼得黨團同僚必須立刻出手。

強生的根本問題在於操守敗壞。在知名的派對門醜聞（Partygate）下，首相辦公室被爆出在疫情封城期間多次飲宴狂歡，期間強生屢屢說謊掩飾、又屢屢被拆穿。再過半年之後，強生又被爆出掩蓋黨內盟友（Chris Pincher）的性侵傳聞，依然任命該盟友擔任副總黨鞭，黨內跨派系議員終於紛紛忍無可忍。

至於繼任者特拉斯（Liz Truss）堅信小政府教條，一上台就推出大幅砍稅的財政計畫，立刻引發市場大規模恐慌；甚至，黨內一開始也只要求她收回該財政計畫並開除財相，是她自己又急於重新樹立威信，卻在一場完全無關的表決上導致黨紀崩潰——政府部長和黨鞭團隊說法互相矛盾，黨鞭們在表決進行過程中對著議員咆哮、推擠，正、副總黨鞭當晚請辭卻又未獲准，種種亂象浪費了黨團給她的第二次機會。

在任何時代，這兩個人本來就都不可能長久執政，反倒可以說，在首相沒有任期保護的英國，這兩人被先後驅趕下台，恰恰才是英國議會內閣制運作如常的證據。

兩個自始不適任，兩個豪賭失敗，一個正常的政黨輪替

也因此，即使在首相更換最頻繁的2022年，與其質問「英國為什麼這麼連續更換首相」，真正該問的問題其實是：為什麼政壇菁英們要連續兩次選出不適任的首相？

在此，我想直接簡要摘述我在兩年前這篇〈英國保守黨的激情苦果〉裡的分析：其實，保守黨內各山頭要角一直都有其他人選可以選擇，但面對脫歐帶來的選舉挑戰，他們仍選擇忽視歷來諸多醜聞與倫理爭議，集體決定押寶最具有群眾魅力的強生，支持這位基層黨員眼中「純正脫歐」的代言人。

至於特拉斯則又是強生時期的產物：強生上任後的黨內清洗，讓熟悉政務的原有接班梯隊流失泰半，與強生結盟的反移民右翼和自由市場右翼則因此坐大，讓幾年前仍不成氣候的特拉斯得以出頭。當然，「​西瓜倚大爿」的效應始終存在：黨內要角們之所以爭先恐後與兩人結盟，也多少都是貪圖選後的官職。

至於其他3位保守黨籍首相呢？再向後看，同（2022）年繼任的蘇納克（Rishi Sunak）之所以下台，只是民主國家正常的政黨輪替。他在領導上確實敗筆連連，而政治經驗不足的他之所以能提前接班，也同樣可以歸因於強生時代對保守黨接班梯隊的清洗。但拜強生和特拉斯所賜，蘇納克所承接的保守黨早已徹底失去民眾信任，他也只不過是無力回天。

而往前追溯，卡麥隆和梅伊（Theresa May）兩人倒並非自始不適任，但兩人都無法擺平黨團內部在歐洲議題上的分裂。卡麥隆太過自信能夠率領留歐方取得勝利，遂賭博式地承諾舉辦脫歐公投，認為能一勞永逸地讓脫歐派不再繼續干擾施政。脫歐公投落敗之後，卡麥隆當然必須下台。

接任的梅伊同樣豪賭失敗：梅伊決定提前舉行大選，卻在選戰期間主動推出不受歡迎的政見，又無力予以推銷，敗光雙位數的民調領先。選後，她雖然得以續任、並組成少數政府，但在保守黨席次不足下，梅伊在議會當然會寸步難行。偏偏脫歐協商又涉及太多困難的妥協，梅伊無法取得黨內各派系、特別是疑歐派的認可，政府自然無以為繼。

換言之，除了保守黨內菁英內部分裂之外，近年保守黨歷任首相翻船的首要原因都是自己開船時的判斷失準。曾在卡麥隆政府服務、目前領導民調機構More in Common的Luke Tryl說得清楚——在施凱爾辭職後的此刻，很多評論人都把問題導向英國的「無可治理 ungovernable」，但「把這些怪在選民頭上，根本只是在找藉口而已」。畢竟，這些首相之所以下台，從公投到提前大選，從派對門到大砍稅，全都是「因為他們自己搞砸了，而這些原本也都可以避免」。

施凱爾是「選區精算師」，但無力規劃施政

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日前辭職的工黨籍首相施凱爾。施凱爾一上台，就立刻顯示出自己缺乏擔任首相的政治才能：不做決斷，不做承擔，沒有足夠的準備。

在眾多關於施凱爾的小故事中，我特別記得天空電視台政治副主編Sam Coates隨口分享的一個細節：在一次出訪行程中，大家上了專機，他去找了首相，想詢問他一些關於政策的問題，不料施凱爾的回答居然是「我們不是下班了嗎？」對很多投入政治的人來說，政策的討論使人興奮，聊起政治更會根本停不下來，但施凱爾不是這種人。他有野心，他想要爬到事業的最頂端。也是因此，他在從政前已經先爬到了檢察官體系的最高職位，50幾歲才轉行從政。但是，施凱爾對政策缺乏投入，對決斷缺乏興趣，他不是一個政治的動物。

施凱爾在2024年大選中帶領工黨贏下勝利，最關鍵的策略在於當個「選區精算師」。施凱爾不求獲得選民真正認同，只求在關鍵選區「不被討厭」。既然保守黨已經失去民望，他的策略是讓原先的保守黨選民找不到「含淚回流」的理由，降低選民對工黨的不信任，藉以壓低對手的選票。

具體而言，這個策略意味著施凱爾在社福、環境等議題上少說為妙，在移民、巴勒斯坦等議題上甚至甘願得罪泛進步派選民。而在工黨最常被攻擊的財稅問題上，即使面對財政緊絀，他也依然承諾在所得稅、工資稅和企業稅等3大主要稅源上絕不增稅，大大封阻了自己執政後提出新政策的空間。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這是很有效的選舉策略，施凱爾的工黨能以僅僅3分之1的得票率，就囊括了全國3分之2的議席。問題在於，他的執政策略居然也只延續此一無所作為的選戰策略。

施凱爾上任來第一個重大失誤，恰可作為指標性的案例：在2024年夏天，新政府第一個讓大眾記得的政策竟是宣布取消年底發放給老年人的「暖氣津貼」。確實，政策專家普遍同意此一津貼設計不良，且英國財政分配確實有嚴重的世代正義問題、太過向高齡者傾斜。然而，施凱爾政府沒辦法同步拋出任何積極的政策，說明「讓阿公阿媽少拿點錢」是為了「怎樣投資孫子孫女的未來」，只一味表示是為了填補前朝留下的嚴重財務缺口。整體而言，這麼做的效果讓國家顯得前方烏雲密布、毫無希望可言，看不到新政府到底想把國家帶向哪裡。

時間快轉到今（2026）年5月，施凱爾在地方選舉大敗後面臨逼宮危機，必須發表演說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演說中表示：「漸進的改變已經不夠了」，宣示要追求「大刀闊斧」的改革。而關於這些改革，施凱爾強調將以「重建與歐盟的關係」為核心任務。即使如此，他還是講不出他的對歐政策要做出什麼「大刀闊斧」的改變，只勉強補充將加快與歐盟研商某個青年雙邊移居政策——不論對歐洲的立場如何，這以任何人的標準來說都不算是大刀闊斧的改革。

至於最具爭議的對歐政策基本原則，也就是所謂的交往紅線，施凱爾也完全並未提出任何新看法，只表示未來將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就此而言，問題已經不是工黨黨團為何放棄跟隨施凱爾，而是具體而言，跟隨施凱爾到底是要走到哪裡去？

瑣碎的爭議背後，也是決斷能力的匱乏

大方向的匱乏，又讓施凱爾政府各種瑣碎的爭議更加顯眼。

比如，施凱爾在上任之初，立刻傳出收受一些金主的禮物。禮物包含知名設計師出品的昂貴墨鏡，還有足球比賽的個人專屬包廂——嚴格說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施凱爾有任何不當作為，連反對黨都未真正指控施凱爾貪腐，但這都無謂腐蝕了「我們（工黨）跟強生時期不一樣」、「政治不是一樣爛」的核心敘事。

而施凱爾最為嚴重的錯誤，首推執意任命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擔任駐美大使，相信這位交遊廣闊的前黨內大老能在川普任內的美國吃得開。問題是，與曼德爾森密切來往的政商名流當中，恰恰包含長年從事兒少性販運的美國富商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迫使施凱爾在9個月後就必須將之開除。施凱爾並且為此大發雷霆，責怪外交部公務體系未回報曼德爾森國安審查的結果，因而也開除外交部最高階文官。

然而，準大使和艾普斯坦的交情在英國政壇早已人盡皆知，他和中國、俄羅斯等獨裁政府的密切來往亦是如此。這項人事案終究是首相自己的政治決斷。至於施凱爾不等待政府內部專家啟動審查、立刻指派曼德爾森任職，這也是施凱爾自己的決定。何況，如果施凱爾事後想要知道內部國安專家的評估意見，他也大可自己主動提問。在此，躲在程序背後是一個無效的防衛。

好好做出決斷，並且為之負責——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這都是領導人的核心任務，偏偏，這也就是施凱爾一再迴避的工作。

及時撤換首相，反倒是議會內閣制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在眾多對施凱爾執政風格的定位中，我特別喜歡《衛報》專欄作家Rafael Behr的說法，雖然稍嫌不夠直觀、但非常精準。他批評，施凱爾執政的本質就是「務實主義的拜物教」（made a fetish of pragmatism）。

拜物教指的是錯把表象當本質，而施凱爾執正的問題就在於不做出困難的取捨、不提出有意義的施政原則，只嘗試模仿「務實」的表象——用台灣讀者熟悉的說法，就是滿口「好好做代誌」，但要做什麼「代誌」卻始終說不清楚。

施凱爾把自己的含混不清當作美德，標榜自己不說空話，一心只想好好為民眾帶來好結果，但這反而成為最大的空話。同樣用Behr的說法，施凱爾用選戰策略取代了、甚至壓制了真正的政策。在2024年保守黨自砸招牌的背景下，這樣「選區精算師」的做法確實足以讓他在選舉中大勝，但也僅只如此而已。

無可否認，當代英國面臨很大的挑戰，尤其長期投資不足、經濟成長停滯之下，政府財政空間又極其受限，任何首相都必須做出極其困難的政策決斷。然而，如果負責駕駛船艦的人本來就缺乏才能，彎曲而湍急的溪流也只是立刻曝露出他們能力上的短處而已，這並不是他們翻船的主因。

英國在10年內6度更換首相固然聽來荒唐，但卡麥隆和梅伊都是敗在自己的豪賭失敗，蘇納克下台是出於正常的選後政黨輪替；至於強生、特拉斯和施凱爾3人，黨團即早撤換他們本來就才是正確的操作，反倒是發揮了議會內閣制的優勢所在，以免災情持續擴大。

就此而言，6次撤換首相不是問題，這反而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或者，改用連續劇的口吻來說：主角6次分手都分得很合理，真正的問題在於主角的判斷力怎麼那麼差？怎麼一直犯下不該犯的錯？甚至還頻頻愛上根本不應該愛上的人？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