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寨墙内外——1920—1940年代豫北社会变迁》即将出版，进入排版阶段后，有一些新获悉的档案资料与田野信息，原拟作为书中观点的补充与延伸，惜已来不及收入书稿。加之成书过程漫长曲折，田野跨度二十年，一如传说的层累说，豫北匪患的研究亦呈现出非连续的层累形态。在书稿即将问世的时候，当初是怎么开始的，田野回访又是怎么开始的，这期间经历了哪些人和事，按照庄孔韶的“不浪费的人类学”主张，我想把这廿年的田野之路和后续发现用学理与经验夹叙夹议的方式记录下来，记录匪患的人类学研究对于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这一想法得到了朱凡编辑的支持，坚定了我动笔的信念。当你不由自主被使命感牵着走的时候，那么写作就是你在编织中创造意义的过程。纪实报告的宝贵品质，在于田野调查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也在于作者自身成为知识生产的场域的一部分，就连思想的运动都打上了物理烙印。

一、一入匪坵深似海

最终成形的书稿相较于同名博士论文，几乎是两个作品，这种裂变，让我自己都诧异，这种裂变藏着青春期到中年漫长积淀下自我对匪患这一题材的理解与重构。从2003年“非典”被迫留守家乡开展田野调查以来，指导田野调查的启蒙书是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彼时我对这本书的理论尚属懵懂，这本书通过满铁调查传递的经验与豫北田野既疏离又有一定的文化共享基础。刘铁梁老师牵头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团队正在推动民俗学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学向广泛的民间文化转变，我的导师杨丽慧正在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方法介入女娲神话的文本研究，她在出版的博士论文正文之外，增加了她在全国开展田野调查的日记作为附录，让我兴奋不已。（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正是这种宽松民主的氛围，我试图用功能主义方法来看待地方戏是如何作为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嵌入乡村共同体传统的，于是开始了跟着庙会和节庆追踪草台班在乡村穿梭的流动的田野调查。2004年正是在汪家店火神庙的调查过程中，匪患传说和匪患遭遇的口述史首度进入研究视野，我以为只是偶然，以火神庙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民间信仰形成一定规模后，因匪患危机而生的地方神显灵的灵异叙事又进一步涌现出来。人们对土匪的称呼——“横鬼”频繁被提及。这让我意识到，匪患绝非偶然，它的记忆是如此顽固而鲜活，它的口述史是如此丰富而稳定——三年前报道人这样说，三年后重访依旧如是。我将这种叙事的稳定性称为“固定重现”，口述史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的社会史价值不可替代。硕士论文对民间信仰田野调查的社区范围刚好在受到匪患冲击的洹南乡村（以洹河为界），对于土匪窝的来源，即盗区的指控，人们的指向是游移的，而且很笼统——“东边的”，但东边具体是哪里，一时间又说不清。这种表达很符合因匪患投射的心理恐惧而放大的对横鬼的想象，这就意味着匪患的社会事实与想象混杂在一起，虚构并非虚假，恰恰相反，虚构是匪患作为一种被建构的社会事实，邀请受害者和施害方共同参与其中。顺着这个线头，两年后，我跨越洹河，来到传说中的盗区，以崔家桥为中心，正式开始了以匪患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

讽刺的是，来到盗区，你却找不到传说中的土匪。这一经历一再复刻，2023年8月，我驱车前往位于浚县三角村的天门会领袖杨贯一的故居，尽管这一带属于明确的“东边的”指控方位，但人们的表述依旧是“东边的”土匪来此打劫，我们的祖辈如何应对。匪患口述史就像是一个克莱因瓶，在一个没有内外之分、无法定向的拓扑空间里，没有明晰的因果关系，人人皆是匪患冲击的具体的承受者和讲述者，横鬼依旧像是移动的不安的幽灵，不仅仅是武雅士笔下受施舍的被安抚对象，而是施展了破坏性，与死亡和暴力联系在一起。

在暴力的阴影下，前一刻的受害者，下一刻可能成为御匪战斗的胜利者，这意味着，匪患是一个介质，形形色色的人物即将登场，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被绑票的苦主的诉求在芜杂的权力关系中蜕变为一个继续剿匪的由头，荒诞的是，政府的剿匪行动常常无功而返，而苦主因为到处打点不但倾家荡产、人也解救不出。在官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匪患链条中，匪患与其说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地方权力发生重组的契机与刺激源。在匪患危机下触发的民间信仰复兴的背景下，在乡村共同体传统难以维系的薄弱环节，出现了下层领导权抬头的动向，部分来自庶民的底层人物在御匪战斗中崭露头角，他们敢打敢拼的勇气和能力在危险处境中成为人们可依赖的领袖，与之相对照，那些略有资产和余粮的“地主老财”却显得吝啬而懦弱，不仅如此，他们退出乡村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表现出冷漠和疏离。为了施压，遭受蝗灾的村民逼迫对方出资给全村请戏班唱戏，对方也只好就范。我用“防御性剥削”形容有产阶级面临的道德异化，这种异化并非华北乡村的特殊性，而是乡村与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伴生产物，这一现象在斯科特笔下的吕宋农场也同样发生。

国民党河南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现状（方策在此发号剿匪政令）

下层领导权的抬头固然是自耕农的主体性的激发，不过由于枪会组织总是和秘密社会交织在一起，且常被官府误判为秘密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其自保范围还会产生溢出效应，下层领导权对外在目标表现出的激进性往往被官府纳入不可控因素，这也是裴宜理所说的枪会组织的防御性向攻击性转化的行为表现。[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在又打又拉的镇压和试探中，在中间人的斡旋和调停作用下，权力慢慢向中间阶层收拢，这一权力筛选的过程可以看作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它意味着社会控制以新的方式和手段修复起来，乱中有治的社会秩序步入正轨，士绅阶层的统治力得到了考验。同时意味着宗教的理性化，当然它不是格尔茨所讨论的巴厘宗教通过内部转向实现的理性化普遍进程，而是豫北地方精英对宗教的再定义，地方精英的内核、形象、精神气质以及合法性来源，正如“枪杆子里出政权”，在一批染指暴力的有争议的人物的扭转下被改写了。这种改写包含了竞争，如果说占据中间阶层的不同程度武力化的地主武装是合作政治的最佳人选，那么在1938年日军侵入豫北、安阳政权沦陷制造的权力真空间隙，就连勉强维持秩序的中间阶层都溃败下来。不过要真正地取而代之，还需要动用暴力的非常手段。由此，宗教的理性化在地方武力化的推波助澜下，不大可能发生巴厘贵族引领、知识分子参与、佛教徒主导的经文主义运动，如果细究，我面对的是一种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明失范，这批从土匪职业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长为地方实力派的草莽和枭雄，以暴力和协商的方式推动权力的让渡，以拙劣模仿的方式处理断裂中文明的延续。他们改变了通过艰苦的文字训练实现文明的内化规则，之所以改变，毋宁说他们做不到像杜月笙的士绅化如此彻底，相反，他们用身体表演礼仪，用办学和旌表之举模仿社会名流，创造一种混搭的江湖风雅。我用“破坏性创造”来形容文明失范的多元效应，它包含着不识字阶层向上流动过程中权力的野心与自我的规训。在会党史、秘密社会领域长期深耕的刘平老师用“升官发财”来描述土匪向上爬的利益本质[刘平：《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史学集刊》2022 年第 5期]，虽言简意赅，不过我试图在这种赤裸裸的欲望中增加作为主体的意志挣扎与精神彷徨，增加文化解释的空间。骨子里怀揣中央权力赋予身份认可的渴望，却又对“喝洋墨水”的国民党官僚习气鄙夷，从匪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在剿匪与招安变换的猫鼠游戏中生发出对政府的本能不信任，甚至还有旧日屈辱在陡然发迹后发生尊严的过度补偿，从过于夸耀的给外人看的婚丧排场中，显影出早年为匪经历所投射的内心自卑和匮乏。也就是说，我试图从人物的性格气质与言行犹疑中捕捉复杂的精神症候，这种精神症候从本书的主人公王自全敬献给日本友人的一首诗中窥见一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匪患嵌入的复杂社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行为的利益导向与道德说辞总是处在矛盾之中，确切说处在争夺之中。这就让人物的性质处在模糊地带，亦正亦邪，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邪恶，评价体系的模糊性恰恰是192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价值面临全面重估与重构的特征。如果用玛丽·道格拉斯的话，风险社会是一个大背景，风险的主观理解与体验是进入地方道德世界的一把钥匙。

二、田野回访的开始

2022年正月十九凌晨，父亲因心衰猝然离世。

父亲的离去，仿佛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随之逝去。我从积灰的历史文件中，翻出了那份搁置十多年、关于民国豫北匪患的博士论文。修订，既不是全部推翻，又必然牵连到结构性地伤筋动骨。如果说一开始还是保守的文字修订工作，待田野回访开启，又经两个月的老报纸、文献档案研读，它演变为认识论层面的资料打磨、观点修订和思想重塑，即重写。重写需要决心，3月19日开始动笔。5月完成第三章。8月完成第五章。

与第三章处理老报纸的材料不同，第五章的材料来源于“文革”时期汤阴菜园的“匪特敌”档案。提供这批档案的是民间收藏家张爱强。和张爱强的结缘是偶然的，回想起来仍旧有戏剧性。2022年初春凛冽的傍晚，约好在一个路口与店主交易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的图书。一辆黑色的汽车进入视野，车窗慢慢摇下，他把书递给我，又略有迟疑地低声询问：“你为什么买这本书？”

第三章写作期间，我宴请一位地方党史研究人员，借机和他聊聊自己正在开展的工作，听听他对这一有争议的人物的看法。他带了一位朋友入席。聊了很久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便批评我为何做匪患研究，就请他的这位朋友替他批评我，让我注意研究立场的重要性。在这场精心布局的隐性审判的阴霾下，人类学标榜的“理解他者”职业伦理，几乎不值一提。结束这一饭局，我给张爱强打电话，一股脑儿倾诉这种不为人理解的研究苦楚，张爱强耐心倾听着，不加评判，末了发泄得差不多了，他笑着说，对方说的哪些是可借鉴的呢？这让我稍微平复了心情，回到理解主人公在漳南战役中投诚行为的处境上来。

从米格代尔那里，我引入了“仪式性臣服”概念，它作为一种妥协的权宜之计，能屈能伸，以示弱换取生存喘息，此时的“低到尘埃里”是为了后续的蓄力迸发，就像柔道里为了弹射跃起伏地跌倒是必要的。如果问主人公最忠诚于什么，党史工作人员的评价倒是一语中的：“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是的，他最忠诚于自己。这种农民式的利己主义蕴含着一种强大的自我意志，铸就了地方实力派的守土本性。从早年四处流散的不稳定阶级的一员，到地方实力派占据地方控制权和经营权的实体，一个反讽的现象出现了，当年那个在寨墙外被当作横鬼憎恶的边缘异类，在剿匪压力下隐没于沙滩柳林的在逃人员，在刘邓大军压境之际，却拼命地打寨墙、挖寨沟、布防电网，自诩铜墙铁壁，在更高更厚的寨墙掩体上寻求虚幻的安全感。这正是我在“解放崔家桥”一节中试图展现的“寨墙内外”隐喻在“树倒猕猴散”的大溃逃中的复现，现实的荒诞和命运的无常在不同亲历者的回忆中不连续地相互叠加。这种守土本性还表现在军队来源于本乡本土，从扩张时期的有偿征兵到蜕变为还乡团的强制抓兵，叠加在亲属关系之上的军队“基本盘”构成军队稳定力量。这种既作为人身控制手段又作为乡土联结的原生纽带，也成为1949年解放安阳战役中42军遭遇顽匪盘根错节、攻城攻坚的挑战所在。

豫北地下交通线的调研和写作离不开安阳传统文化讲习所的王建洲、申振和赵运刚三位友人的参与和支持。八月中旬，由申振开车，按照我筛选出的路线，从安阳出发，前往内黄井店。晚上回到柏庄，与赵运刚汇合，换上他的七座车，大家驱车赶往林州，开启第二天的西线考察。从井店到任村贯穿东西150公里的地下交通线在两天的车程里粗略覆盖。地下交通线的考察就像是“西行记”，一路上遇到连党史都未曾记载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交通站后人，也有因去乡政府大楼询问东岗交通站的旧址在哪里，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交通部，哭笑不得；邂逅地方实力派吴守正在西傍佐的产业，一对上马石保留完好，院内落叶堆积，院中的梨树已然挂果，熟透的果子坠地，却无人问津。东西之间的交接路线不甚清楚，2023年春节期间，我邀请赵运刚开车带我在他的“地盘”——安丰乡做了重点考察，走访了洪河屯、亮马岗、渔洋等，转到晌午偏晚，赵运刚带我去邵家屯他的老宅吃了午饭，一边吃饭，一边听他母亲讲述她的父亲打死日本兵报仇雪恨的往事。

除此之外，补全地下交通线的遗漏点位，在永和、吕村、杨奇村等东部地带开展密集走访，成为寒假调研的另一个支线任务。我拉上尚不熟悉导航操作的姐姐，开车“摸索”前行。调研中遇挫的是在洋泛，我想寻访当年王自全在洋泛接受陈赓部队改编的遗迹或口头传说，但寻访无果。洋泛有好几个，到底是哪个洋泛？找不到知情人。地下交通线的田野调查的难度往往就在这里。不过在杨奇村，我意外地访得杨道贤的侄子杨大爷，我连老人家的名字都忘了问。这是一场难忘的访谈，它拉开了我真正意义上对孔飞力思想的理解与重构。承接上文所述地方实力派在早年在逃生涯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逃跑本能，我发现地下交通员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也有惊人的伪装和反侦查能力。换言之，土匪用暴力获取谈判筹码的赌命与在逃生涯的保命，与从事地下交通线隐蔽活动、富有经验的交通员，与大革命失败后活动于乡村的革命者之间，其活动形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孔飞力基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团练与匪股（包括匪堂）的低水平军事化，发现了正统与异端形式之间的相似与相互作用：“在第一级正统的和异端的集团之间，其地方军事化的性质并无泾渭之别”（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在此语境得到了新的呈现。

我将孔飞力的等级巢穴模式与流动商贩模式这组概念与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融合起来，受到德塞托的“弱者的战术”的启发，但又远不止日常生活的行走，流动商贩模式包藏了丰富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而且形式更加灵活，实践智慧更加多样。在青春结帮时期，逃跑是逃避政府剿匪的权宜之计，依凭的是生态地理屏障，逃跑和结义关系如影如形，贯穿拉杆、结社的始终。早期革命者在恶劣的形势下也以相似的形式在基层开展群众工作。例如1934年中共河北省委委派到沙区的陈少敏，化名老方，无论去各村串联还是开会接头，她的工作方式非常灵活机动：“我总是在自己的行李包里经常带着一些简单的药品和几本耶稣教传教使用的圣经，如《马可福音》、《唱诗》等，以冒充行路的医生和行路的教徒，来掩护自己的身份。”[陈少敏遗作《鱼水情深》，载《革命回忆录》（第1辑），1982年印，97—98页]流动商贩模式被改造为一种适配个体的需要调动综合品质的行动惯习，战术是弱者的反抗策略，通过结合异质元素，不断操弄事件，将其转为抵抗的“机会”。这种战术是机变的，通过一种“盗猎的”方式开展，它被发展出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这种随机应变的工作品质仍旧是自己从险恶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而非接受特工专业训练。被安阳县委派到“孙家班”作地下工作的孙文治的经历极富传奇性，具备这种虎口脱险的逃遁能力，与王自全的反应有着惊人的相似。孙家班被李英部队俘虏，他买通一个伪军，这个伪军带他到自己姥姥家，他姥姥正在拐磨子，孙文治马上帮助老人家拐起磨子来，成功躲过伪军搜捕。（李濮：《风吹雨打花更艳——记孙文治革命斗争片段》，《安阳文史资料》1989年第4辑，第52页）更卑微的是普通百姓在还乡团与游击队之间身份来回转换，不是加入游击队，就是被还乡团抓走，其中还乡团对“反正”过来的士兵紧咬不放的是枪支的渴求，因为对方赔不了枪，才会被反复抓走。由于亲属关系的交织，为了营救自己人，双方还会通过交换人质的办法各退一步。（孙德信：《地下工作情况回忆》，《安阳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32—33页）更因为“拜朋友”相互竞争，双方都会用朋友交情来争取同一个人，被争取者游离于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拜朋友用于投诚模式，在合作条件改变后的匪部高层被证明是靠不住的，不过在匪部下层以朋友之名行使过路方便、解救急难倒是有几分奏效。例如隶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支队借访友之名进入伪区大队驻所侦察敌情，为默写兵力防区图提供了方便。（张从凤、刘名扬：《抗战后期的冀鲁豫军区安汤抗日游击支队》，《安阳文史资料》2001年第12辑，第62页）

虽然无法和正统名流掌握的一体化相较，异端组织也有内部的社会网络。孔飞力发现名流集团能够动员官场的庇护和效忠网络，发展全国性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跨省的、复合的，例如师生、同年或把兄弟、亲戚、地方的或北京的交情。如果从名流集团发展的团练组织转移到近代豫北社会，拜朋友可能是最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不仅王部中层盛行拜朋友（衍生出霸凌性质的地头蛇集团），早期革命者也善用拜朋友团结基层工人。例如1930年下半年马载来到六河沟煤矿以来策略性组织工人发动斗争，他们没有成立工会，而是“朋友社”，这也正是马载所言“注意利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去进行工作，团结群众”。（马载：《马载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安阳党史资料》1959年第1辑，第11页）

2022年6月26日摄于西华门小酒馆

围绕崔家桥王自全的朋友网络，还有一些地方精英需要了解。我再次邀请赵运刚，开车寻访河北柳园的和集廷、东河干村的杨寿先，以及东曹马的张了且等有声望的地方人物。这位被我称为“豹皮酋长”、身世扑朔迷离的晚清举人杨寿先，在其后人的零散讲述中，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是洹河两岸地方权力竞争的关键节点人物，他的死也是李台之死的导火索。尽管访问并非那么顺利，不过，我还是感受到了匪患与权力相互交织给地方精英的身份认同带来的晦涩和矛盾，这种晦涩和矛盾从窘迫的反应中反而显现出历史真实。在东曹马见到了张铁，他是张了且与原配所生长子张笑平的孩子，张笑平参加地下交通线的活动，与张怡秋建立组织联系。1949年春王自全在武汉遇刺前与张了且来往密切。在东曹马村委会听张铁讲述王自全在武汉街头被刺杀的过程，充满意外的细节，让人浑身一震。白天跑了一大晌，陪同我调研的外甥女崔帧宇体力不支，昏昏欲睡，此情景回想颇有喜感。

2023年2月完成地下交通线的章节。写作的指针就这样艰难地往前走着，到了4月，进入最为棘手的结论部分。博士论文的结论几乎不能用，再加上新增了三个章节，依托档案和口述史等材料细化了其他部分的论述，这意味着结论需要重写。如何收尾、提炼理论发现、衔接章节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此复杂的工程让我心怀恐惧。不知为何，写作结论的这段日子刻骨铭心。每天上午，我在阳台支起一张简易书桌，看着阳台外尚未被旅馆的灰色外墙完全挡住的春日堤岸，看着河水汤汤，偶尔有人沿河岸散步经过，低头在笔记本上敲一段字，写不下去，再抬头望着窗外发呆，标记阳光移动的倾斜度。这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初中暑假，我在院子二楼的平台默诵《唐诗三百首》，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作画；高二暑假，为了补习数学，我在院子二楼的平台，摊开辅导书，一遍遍地练习自己不会的习题，“阳光西斜”对我是一个具象的捕影器；2017年冬，我窝在二楼老巢整合因翻译分工切成好几块的《中国“马达”》中译本，也是漫长校对的开始。那本英文原著的复印本，早已因来回翻动、做笔记而破烂不堪。[葛希芝：《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马丹丹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人生如流水，似乎只有倒退到这种具身实践（embodiment），我才能找到一点安全感，并生出理性的力量。

5月10日，全书完成，调整后，从45万字删减到40万字。

在参考文献的修订过程中，无意中在安阳市档案馆官网的馆藏目录中发现“河南全省人民自卫第三总队”档案。我专程赴安阳市档案馆查找资料，打算将其作为附录，附于正文之后。档案馆设在安阳市政府大楼内，我拿着学院开具的加盖公章的介绍信，和身份证一同递交给门卫，再由门卫发放一张通行证，方能进入档案馆。管理员打开电脑，调出电子档案，我对着电脑，一点点地查阅，一点点地抄录。当看到自己研究的、本仅存于口头传说中的地方实力派军队，竟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花名册档案时，内心满是错愕，心绪难以平静。尤记得，我回到安阳蛰居家中查找庞杂的《安阳文史资料》，拖延去档案馆的时间，“临门一脚”，张爱强在电话里吼道，不去查档案，你怎么保证原创？！我才鼓起勇气叩开了档案馆的大门。尤记得，赫然看到一纸政令后的署名——全衔，应该是王自全的真迹，我激动地心脏几乎跳出胸腔，百转千回，我终于触碰到历史心性。它是比物质世界还要难以捉摸的人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6月3日完成一万多字的附录撰写，至此，全书内容完成。6月25日，两轮修改下来删减到35万字。

三、老照片与菜园档案的研读

在第三章写作期间，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还原王自全在六河沟煤矿做矿警的两年经历？我记不太清是怎么认识了河北邯郸的朱俊峰老师，好像是在网上发布调研求助信息，加了他的微信。认识朱俊峰是挖掘六河沟煤矿黄色工会运作的转折点，即在我通过老报纸、党史搜集了黄色工会是如何抚恤矿难家属、镇压矿工罢工、对矿工提高工资的诉求做出让步等一般资料的基础上，朱俊峰贡献了他收藏的黄色工会的珍贵老照片，不仅如此，他还收藏了李立三到访六河沟煤矿与董事长王正廷等公司高层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后排模糊不清的矿警人员中很可能有王自全的身影。王自全在革命低潮时期来到六河沟煤矿担任矿警，有可能参与或协助黄色工会的活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地威胁着工人运动，六河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矿上成立了矿警队，资本家勾结了国民党军队，特务镇压工人运动，暗杀进步工人。”（安阳县党史县志编委会：《洹河岸上红旗飘》，1959年，第175页）刘平在评述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时提出：1920年代工会运动高涨的同时，黄色工会成为与之抗衡的力量；由于缺少技术工人自治行会传统，半技术工人更易加入偏重经济利益、而非政治反抗的黄色工会。1927—1945年间，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将帮会、黄色工会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完整还原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史。（刘平：《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由此可见，黄色工会相关资料的匮乏，也为厘清六河沟煤矿的劳资关系、还原彼时工运开展形式带来了阻碍。我在王自全参与黄色工会的脚注里注明：共产党人在安源煤矿开展罢工斗争和践行工人运动路线的实践。不少共产党人从安源煤矿来到六河沟煤矿。我以为，王自全和杨介人、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同一时间不一定认识，但会发生交集。

中央直辖工会会所全景

朱俊峰标记六河沟煤矿合影若干人物

2022年6月起，菜园档案进入案头工作，7月21日在赵爱民的带领下，到菜园实际踩点，寻找报道人，走访案发现场，一一核实档案中所述历史事件。菜园档案给我的最大启发，在于串联不同当事人的口供，厘清分工关系，挖掘“堵水”的暴力空间，还原人物行动链条。它就像文化地图，在还未进入田野现场就已标注了地标和景观，廓清“围猎”范围。在布置行动舞台的过程中，感受到以行动为中心的地图作为叙事的活泛、空间机械性的减弱，这种写作节奏，迫使我更加关注行动主体的完整性。由此，档案、口述史与现场勘查相结合，构成我撰写“堵水”事件的三重证据法。正是走入田野现场，使得景观发挥定位功能，例如秦家店旧址的大槐树，例如大石桥集市路口的二层小楼，这些景观嵌入“堵水”事件，一下子让简陋的口供笔记活起来，给人类学者揣摩当事人心理创造了想象空间。

在对这些涉及多起历史命案的口供进行串联梳理后，1948年6月25日抢粮事件成为焦点，13—15人参与了该活动。我手绘了“堵水”地图，展现危险的氛围下当事人在执行集体抢劫和行凶过程中暴露的恐惧和紧张。当事人交流口令的“黑话”亦得以辨认和解读。

1948年6月25日抢粮事件

延续菜园档案，在安阳顾山的“文革”档案中，出现了1938—1939年“枪杀王大老婆”事件。该事件棘手的不是复杂的事件过程——顾山他们5—6人先后两次才把王大老婆干掉，或是主谋与行凶动机争议，因为涉及多个主谋，不同人的说法不一，相互推诿。该事件棘手的是案发现场的空间布局，顾山他们是闯入王大老婆的家里将人枪杀的，口供里只展示了人员分工和站位，并未说明房屋格局，只模糊透露“夜间12点，众人从后墙跳入邵家院”。显然，只能根据北方传统民居的院落格局，来模拟案发现场。2026年1月31日，王建洲带我在老城又踏勘了一遍，重点核实了几处相关地点，其中就有顾山从顾家庄搬到南大街的老宅，属于典型的豫北民居。一进门首，就被里面的影壁墙挡住，再往里走，出现一个狭长的三进院落。我没法和王建洲形容枪杀王大老婆的“堵水”事件到底在哪个技术环节出现考证上的模糊点，只能从眼前的这幢院落想象顾山他们进入邵家院的行动轨迹——“从枪响后众人跳墙逃跑”判断，院墙低矮，否则这群人不会反复跳墙进出。观察眼前这座院落，我判断后墙高度应该和写着“征”字的右厢房接近，这也让彼时的跳墙行为具备了合理性。

南大街民居2026年1月31日摄

为了追踪文献记载不足的历史暗杀事件，“堵水”研究借鉴了刑侦技术，在故事、地点、路线尚能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发现有效线索就成为“破案”的关键。当然，这种真实也包含了主观意愿和夸张修辞，侠盗与歹士的“两面神”身份在城乡的记忆空间发生断裂与变异，即使如此，我依然认为侠盗的城市传说蕴藏着复杂的历史想象。将都市传说与地理环境叠合，丈量空间与身体的合理关系，执行暗杀与营救任务的特务连专业行动，与“逃避统治的艺术”截然相反的是，狩猎者们在日伪统治严密监控的条纹空间创造了游牧裂缝，这种平滑空间利用废庙、小径和地道等不规则点搭建起高效的潜行通道，通过田野工作者的平行移动与回溯，获得了历史再现的可能。田野工作者要在文献阙如甚至刻意遮蔽的情况下“看见”他/她追索的他者。英格尔德（Tim Ingold）的线（line）在城市小径和暗道中发出了启蒙的幽光，这就像关掉路灯，城市地表在主干道系统之间显现出另一个不连续的穴居网络，而这一路线，恰恰是由那些谙熟城市非正式网络的暴徒们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反规训的意味散发出来，不过，我无暇和这种“千高原”式的权力反抗哲学做更深的勾连，急于继续追索极易消逝在文献视野的他者。在方志文体对匪盗的强大表征支配下，他们出现的同时就是消失。这种追索他者的意志也成为构筑拙作匪患叙事系统的动力和主旨所在。

四、新一轮冲刺

2024年4月，母亲突发脑梗，从急诊进入康复治疗阶段，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夜里陪护值班，我还不适应，担心睡过头，设置了每两小时一次的闹钟。这种作息的间断对于新手在生理上是折磨的，于精神上也高度紧张，在邻床病人的呻吟、家属的鼾声、开灯起夜的脚步声交织的嘈杂声中，我突然感到“土匪烟”的说法是如此真切——为了防止自己睡着，手里点一根烟，烟烫了手指，就立刻起身挪动地方。这是一种适应风险生存状态的警觉和生理本能。不安全感、不稳定性、风险等等抽象的术语转变为极致的身体感知，渗透到拙稿对当事人狡诈和狐疑性格的书写中。我们知晓生命的脆弱、无常，但是对于“脑袋别在裤腰带”的那些人们而言，生命似乎是一种拼命地靠自己的本事维系的相对安稳。八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拙稿的主人公王自全在仓促逃亡途中蹚过冰冷的河水，在一座破庙里和衣而眠，寒风嘶嘶，枪声渐远，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忽然趴在地上细听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也许就是这种本能的释放。

6月18日，我启动新一轮修改，此次修改与初撰不同，是文字的规训与磨砺，语言逻辑克服跳脱、游离和发散的爬梳与收束。下午五点我停笔，六点打车赶往医院，接替忙碌了一天的姐姐，与护工杨大姐搭档值守。次日清晨七点，姐姐接班，我打车回家，简单吃过早饭，接续昨日停笔之处。就这样日复一日，书稿在一点点地往前挪。8月9日，几乎重写的修改工程完工。全书31万字。

接下来的任务是用铅笔将所有的修改内容誊抄至纸质书稿上。于是我的工种就从文字的“修补匠”变成了与铅笔、橡皮、铅笔刀相伴的“泥瓦工”。这一工种对于有密集恐惧症的人而言极为不友好，因为修改的细节、字句、大段段落，都要一一体现在每一页里，整页挂彩、字迹如麻的铅笔字，几乎不忍卒读。似乎只有作者才能读得懂。有时候因为段落顺序也发生调整，我不得已用剪刀裁剪下来，再用胶水粘到新的位置，俨然裱糊工。就这样，三百多页的书稿，像蚂蚁啃骨头一样，被铅笔字一点点“蚕食”，那个暑假，用掉了不知多少根2B铅笔。

8月21日始，进入冲刺的癫狂。8月21日，我实在誊写不过来了，请小宇过来帮忙。详尽交代后，小宇开始接力。朦胧间睡去，又朦胧醒来，小宇还在伏案抄写。8月23日，全部誊写工作完成。

2023年6月4日，在书稿完成但尚无出版着落的打击下，在写给美国友人大卫（David Price）的信中，我表达了身心俱疲又不想搁置的心情。大卫回信安慰道：“我希望你能够妥善存档并保存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以便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将其发表。因为终会有那么一天，未来的人们能够阅读并从这项研究中有所收获。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何时会到来，但我们清楚历史就是不断变化的。”

五、资料补记

2024年冬又开启新一轮修改，直至2025年6月底定稿，在这一过程中，若不是刘平老师的鼓励和体恤，我一度以为这条路走不到头了。可我是长跑运动员，从小学被选为长跑“种子”选手始，长跑伴随我的青年、中年。何况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匪患研究，本身就是一场学术长跑。书稿虽已完成，田野调查却不会终结，新的资料又会不经意地涌现出来，刺激研究者验证和修正自己已有的观点。不过书稿战线拉得太长，对于年长的田野报道人却是不友好的。在长达四年的创作和完成期，先后有三位报道人离开人世，最遗憾的是倾注了心血的张炳良老爷子还是没有等到书的出版那天。2026年1月28日，鲍老师告知我书号发放的消息，我打电话给张爱强，念及炳良爷，不觉哽咽。

正是在这个当口，张爱强获得一批重要资料，其中就有抗日根据地高层关于地下交通线规划部署，以及介绍地下交通员具体工作的珍贵信件。地下交通线的田野调查期间，由于郭庆安的资料匮乏，我只好绕道，借助李重新、乔怀禄等人较为丰富的口述史情况，来侧面触碰郭庆安作为“红色经纪人”在打通北线交通线所扮演的中枢角色。“文革”结束后，王乐亭、马赛、苏鸿伯在郭庆安女儿的奔走下，均为郭庆安写了组织证明信，从中了解到郭庆安负责的东北务交通站的运营情况以及东北务交通站与庆祥茶庄的业务关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讯息是东北务交通站以饭铺的形式经营，郭庆安开饭铺，接待冀鲁豫往太行过路干部，他的妻子也需要下厨做饭，帮助郭庆安接待来访人员。一开始郭庆安对于客人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只当是和他一样的商人，按照王乐亭的说法，“这是绝对秘密的”，直到一年后获得组织信任，在王乐亭的引荐下，郭庆安赴林县任村办事处得到王百评的接待，他才正式接受了他的红色使命。从不知情到知情，这种意识上的转变，是否会影响郭庆安承担掩护根据地人员出入敌占区的任务？我虽无法确知，但可以推测：当他主动为抗日根据地提供经济支援、在重重风险下坚持经营庆祥茶庄并盈利可观，其行动的自主性与自觉性，显然远胜于不知情之时。而且身份公开后，有利于王乐亭等人经常往来郭庆安家，“谈工作、安排任务”。（苏鸿伯：“郭庆安1941年—1944年在安阳给八路军做地下交通工作的实际情况”，1979年1月12日）

选择谁作为敌占区合适的交通员？豫北办事处负责人王百评一开始选的是打蛋厂经理，此人虽社会关系广，但胆小怕事，组织上有疑虑。王乐亭在给郭庆安的正名材料中意味深长地向他心目中的读者讲解遴选交通员的苦心。

有些同志或有些人不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实内容，他们就会产生主观主义而不了解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就产生疑惑，组织上为什么用这人呢？不用当地的出身成分好的党员呢？一般说当时的安阳党员有些，但其家都是贫苦的同志，家中掩护不了此次任务，容易引起敌伪注意，不利于交通来往。

既然打蛋厂经理不合适，与王自全有联系的王乐亭回忆了认识郭庆安的经过。

当时的王自全（伪军头子）亦与我有关系。王自全认为郭庆安不会坏他的事，亦信任得过，王自全当时给我介绍过，如说“你们有啥子事可以经过郭庆安转他即可”，王自全当时怕我们直接来往目标暴露了，日寇整他。

在贵州省委员会党校任职的王乐亭给白璧公社党委的信，1979年2月3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乐亭的亲笔信

也正因为王自全的信任与引荐，郭庆安既具备了“不被敌伪怀疑”的社会关系，又能借助其背景掩护交通往来，恰好弥补了出身成分好的党员家底薄容易暴露的短板，成为组织认可的合适人选。而王自全选择郭庆安作为中间人，也满足了他夹在中间的安全感需求，他既愿意与中共合作，又不想得罪日伪当局，由此采取保持距离的代理人路线，这反而给了郭庆安充分的有限裁量权自由。

2026年1月31日，王建洲带我在老城落实了庆祥茶庄在南大街的旧址，而今是一家古董店，门头挑着“老茶馆”布幌子，保留三间门脸的格局。据张庭祥回忆，他幼年时因为美华鑫百货商铺的玻璃门头闪烁的霓虹灯，映照在对面的庆祥茶庄的门铺上，因而对庆祥茶庄印象深刻。而据交通员后人回忆，庆祥茶庄位于“北大街”。正当困惑不已时，王建洲过了几天才告诉我，庆祥茶庄在北大街、南大街均有分店，我说“你不早说”，他哈哈大笑。庆祥茶庄旧址谜题就此解开。按照王建洲的分析，越热闹的地方越安全。庆祥茶庄位于核心商业区，人来人往、停留时间长短皆不生疑，发达商业为地下交通站在老城的布局提供了绝佳保护。

回到我的豫北田野启蒙著作——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经过菜园档案的洗礼，我忽然发现读懂了这本书，其中最为深刻的生存细节的挑战是，豫北广润陂生态洼地的条件之恶劣，就连玉米都无法在盐碱地上正常生长，即使玉米能够在洼地上生长，也无法避免雨季涨水的倒伏——这意味着小农生存底线又向下拉低了！联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他们的观点曾经左右了我对豫北经验的认知，然而这两本书关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观点尽管相互反对：黄宗智认为乡村共同体经历内卷化冲击的后果是要么更加团结封闭要么崩溃，杜赞奇认为“社区显得既开放又封闭”，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尽如意的，也疏离于动荡社会的现实和人性本相。我要表达的是社会解体过程中内生秩序的生长以及无法控制的溢出效应——当小农被结构性压迫逼到“水深及颈”时，苦苦抓住一小块土地不放是一种拖延的办法。可一旦生态极限超过内卷化的承受力，当土匪也是一种活路。换言之，匪患不尽是消极的——在混乱之中，暴力恰恰成为个体最有可能找到的生存位置与机遇。关键在于，个体如何在暴力生态位中主动寻求生存策略。匪患加速的乡村社会秩序瓦解与重建在同时进行。外人看起来消极的匪患，在匪患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经验一部分的生活世界当中意味着武力的较量、阶层的僭越以及与更大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机遇、希望乃至赢得权力游戏的筹码。之所以我的看法与黄宗智、杜赞奇不一致，是因为我认为黄宗智、杜赞奇的判断依旧是外部观点，隔着档案理解身处水深火热的众生百相，似乎仍旧少了带着生存痛苦的温度，黄宗智来过满铁调查的村落考察，但主要观点依旧来源于满铁调查的材料。我不敢说自己深入盗区的田野就是内部叙事，但至少传递了民与匪共生的部分边缘的声音。

时光悠悠，回想2008年毕业、尚未赴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工作的暑假间隙，我结束偃师河洛大鼓调查、要赴王屋山考察王屋琴书因为盘缠不足，滞留偃师等待表妹来送钱（那时还没有支付宝），从首阳山下来，走在葱绿山路的途中，我用相机自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早已遗失，但我依稀记得那种将息未息、疲惫与休憩相互模糊的田野瞬间。它也许是田野工作者近似浮世绘二十四小时的一幅速写，记录匪患研究跨越廿年的田野之路，搁笔至此。

2025年3月16日、2026年2月1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