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色列Ynet新闻网站当地时间3月23日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方面已将4月9日设定为结束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日期。

随着美以伊战争进入第四周，战火延宕，美以分歧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X因素。美国想在4月9日结束战争，恐怕未必能够如愿。利益诉求和战略目标的结构性错位乃至抵触，已令交战三方在当前形势下陷入骑虎难下的“退场困境”。军事行动显然对各方都不可持续，被迫收场是必然结局，但何时出现契机、怎样退场，则免不了当事方来回拉扯，并继续牵动着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2026年3月20日，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一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尾段嵌在葡萄园地面。美国与以色列于2月28日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此后伊朗持续向以色列发射多波无人机与导弹。视觉中国 资料图

闪击变持久，美以分歧表面化

3月18日，以色列袭击伊朗南帕尔斯气田，伊朗旋即打击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致使特朗普首次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公开了美以两国的分歧——以醒目的全大写字母施压以色列“不再攻击”南帕尔斯气田，还表示美国对此次袭击“毫不知情”，而非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部分媒体所说的“已征得特朗普同意”。

特朗普罕见地对铁杆盟友以色列表达强烈不满，正值美以伊战争即将进入第四周之际，战事已从最初的“闪击斩首”拖成持久战。国际社会正为此次冲突买单，美国尤其感受到反噬和伤害：美军基地屡遭打击、美国士兵丧生海外；霍尔木兹海峡阻塞、国际油价拉高40%多、美股持续下跌；仇恨值越拉越高、谈判空间不断压缩。

从开战初的志在必得变成三周后的焦头烂额，美国已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美以围绕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分歧亦随之放大，并更直观地影响着美国和战场走势。事实上，在看似基于共同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之下，美以两国关切和诉求的侧重点从一开始就不尽相同，只是被起初“形势一片大好”的乐观预期所掩盖。

此次战争开始前，伊朗在岁末年初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由于严峻的经济危机，民众对通胀高企、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投射到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本身，一时间“推翻现政权、迎回巴列维”的呼声高涨。

伊朗国内的动荡，加之美国1月3日针对委内瑞拉的“绝对决心行动”快速见效，使彼时的美国和以色列无疑产生了“乐观判断”，即伊朗现政权难以为继、政权更替指日可待，似乎只需“稍加外力”就能至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基于“军事行动效果立竿见影”的前提预设，美以两国决定发起联合打击的确出于双方的“重叠共识”。

对美国而言，既然和伊朗最近一次核谈判仍分歧巨大（特别是铀浓缩活动问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干脆“军事打击+斩首”，让本就“弱不禁风”的伊朗现政权上下人人自危，要么效仿委内瑞拉全盘让步、要么“一打就垮”；对以色列而言，伊朗向来是地区所有反以势力的“总后台”，只有彻底摧毁现政权及其军事能力，方可令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群龙无首，一劳永逸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

然而战事走向逐渐冲淡了乐观预期和志得意满情绪所浇筑的共识：两周后美国多份情报坦承，伊朗政权并未因数十位高层遇害出现崩溃的风险；伊朗的报复和以色列的变本加厉不仅令全球油气供应成为美国难以承受之重，更不断拉高交战方的敌对态势，以致于想继续打则不堪重负、难寻突破良机，想“见好就收”又难找台阶下。

现如今，特朗普政府的重点已从伊朗政权及其高层人员转移到了另外两个问题，即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与国防体系，以及保持国际油气价格稳定、敦促盟友和其它国家出力维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与通畅。在此期间，美国亦需不失时机地以“体面”宣布“再次胜利”的方式抽身离场，遏止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特别是通胀。

显然以色列此时的行动重点与白宫截然不同。一方面，在已有约40名伊朗官员遇害的情况下，以色列仍未停止对伊朗官员的“定点清除”，近期先后“斩杀”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指挥官古拉姆雷扎·苏莱曼尼、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纳伊尼。简言之，以色列仍然死盯着伊朗政权本身不放。

另一方面，以色列正设法扩大战争的烈度、规模、范围，无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能源安全、航道安全等的考量。除了针对伊朗政权，袭击伊朗油气与核设施，以色列还将战火燃烧到伊朗之外，以清除真主党为名对黎巴嫩南部发起“有限地面行动”，以“为德鲁兹人复仇”的理由打击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设施，将更多国家卷入此次战争。

需求错位，三方陷入“退场困境”

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将炮火对准伊朗核设施，各自围绕的侧重点仍不尽相同。特朗普政府明显在时间上更“缺乏耐心”，甚至以威胁摧毁伊朗发电厂要求伊朗48小时内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则继续现有说辞，授权以军无需批准、不加限制地打击“任何伊朗高级官员”，为了“政权更迭”还提出“地面行动”的可能性。

目前美以伊三方关于战争结束的时间表说辞各不相同，语气强硬的同时实质内容含糊不清、留有想象空间。不过综合各自内在需求和战场态势的实际走向，可见三方的诉求和关切正在激烈的博弈中愈发错位，以致于都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纵然无休止的军事冲突终究无益于各方，但所有人都陷入“退场困境”往往是停战的最大阻碍。

特朗普本以为借助美以迅猛的外科手术刀式打击，“清除”哈梅内伊、令伊斯兰共和国“群龙无首”，同时促使伊朗国内抗议民众加大施压乃至“颠覆政权”的力度，那么结果无非是伊朗现政权垮台或者无条件服从美国，这两种情况都能彻底消灭伊朗核能力、瓦解“抵抗轴心”，实现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东的战略目标：消除“安全威胁”、实现“地区和平”、掌控能源供应链，从而使美国可以一定程度上丛该地区“抽身”，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其它地区（主要是西半球）。

时至今日，上述目标无一真正实现：伊朗现政权和“抵抗轴心”严重受损却坚持抗争，遑论“弃核”；反对干预、民族主义基础深厚的伊朗社会没有出现新的“反政府抗议高潮”；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供应危机和通胀压力加剧了美国国内不满，近六成美国民众反对这场战争……特朗普至今没有“见好”，很难用赢学叙事“就收”——何况拉里贾尼身亡后，已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强硬派主导的伊朗政权几乎找不出谈判对象。

美国陷入两难，少不了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作用。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就坚持“绝对安全观”，“安全最大化”的逻辑促使该国追求独立自主、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乃至谋求地区主导权，而巴以冲突、以伊冲突乃至阿以矛盾都被视为“绝对安全”的威胁。经过两年多的巴以冲突，以色列已进一步扼杀巴勒斯坦的生存和建国条件，如今自然随着美国将焦点再次投向伊朗。

对于消除伊朗所谓“核威胁”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叙事，以色列比美国更加执着，而且在以政府看来，唯有颠覆伊斯兰共和国、实现政权更迭，才能彻底根除“反以因子”，瓦解“抵抗轴心”，令哈马斯、杰哈德、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一切反以前线力量土崩瓦解，实现绝对安全和“锡安主义”的犹太国家目标。为此，以色列不会放过难得的美国下场机会，基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心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更何况扩大战线、延长战争还服务于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和个人安全利益。按计划今年10月27日以色列将举行大选，这被普遍视为以公众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信任投票。过去几年，以社会对这个“史上最右翼”政府的不满包括司法改革争议，巴以冲突的人质问题，联合政府中极右翼成员的“挑衅”及其与军方矛盾，内塔尼亚胡本人更因3项刑事指控（受贿、欺诈、违背公众信任）面临潜在的牢狱之灾。

由此，保住执政权和内塔尼亚胡的人身自由在动机上相互联系，而以对外战争强化“国家安全”叙事对于转移国内压力、动员公众支持、稳固执政几乎是近年来以政府屡试不爽的路径依赖，此次同样效果明显：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3月4日的民调显示，82%的以色列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犹太裔群体无论政治光谱左中右，都一边倒地支持战争，其中57%认为应同时完成军事目标和伊朗“政权更迭”目标。

于是以色列毫不收敛地清除伊朗高层，就兼具“政权颠覆”和进一步激怒伊朗、消除潜在谈判代表与和谈可能的双重效果。与之相应的，已宣布“转守为攻”的伊朗更没有“妥协停战换和平”的需要。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自1979年成立之日起几乎没有经历过“承平时代”，从两伊战争、国际制裁、间歇性代理人冲突、以伊战争到如今的美以伊战争，在外部威胁和冲突中生存从来都是伊朗政权的常态。

伊朗政权不仅习惯了这种生存状态，还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发展出独特的体制运作与生存之道，例如由教士、军事、文官集团支撑的权力根基，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命脉的“抵抗经济”。战至今日，强硬派成为政权的主导力量，温和派和改革派的话语权几乎消失殆尽，抵抗侵略的民族主义叙事可用于凝聚国内社会，体制的刚性和谈判转圜的灵活性此消彼长。

对伊朗而言，虽然看似“被动挨打”，但只要政权不崩溃、战场不溃败、内部不瓦解，现阶段坚持反击、寻找转机，继续打能源安全牌、通过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将压力转嫁给美以，同样是本能选择。当然，世界上没有永无止境的单场战争，美以伊三方的终极目标都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停手，只是没有人能预判时机会在何时出现。

或许有一个时间点，能让特朗普单方面宣布“胜利”，内塔尼亚胡虽不情愿但也能接受并宣布“威胁削弱”，德黑兰宣布“抵抗成功”；或许是能源危机、安全赤字外溢令国际社会加码施压，促成三方间接找台阶停手；又或许是伊朗政权真的在内外交困之下“崩溃”或“屈服”（但可能性相对最低）。至少目前为止，“退场困境”尚未找到破解之钥，地区各国和世界仍在为战争承受代价。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