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8日至22日美以与伊朗之间为期两周的战争停火到期以来，美伊关系进入了战争与谈判双双难产、对抗与谈判两套话语体系频繁转换的胶着、僵持时期，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博弈则成为美伊矛盾斗争的焦点。其中最令外界感到难以捉摸、变幻莫测的是美国政策不断变脸，特朗普政府在用各种政策不断测试伊朗的反应，但随后便因效果不彰尤其是担心陷入战争泥潭戛然而止，特朗普在嚣张发狠与隐忍退缩之间不断变脸，并在混乱话语体系中不断反转。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8日，伊朗德黑兰，革命广场上可见一块巨型广告牌，画面展示伊朗军队用网捕捉美国作战飞机。视觉中国 资料图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偏好直接军事介入、极限施压、经济胁迫，甚至谋求领土扩张的新帝国主义政策，使世界政治充满了来自白宫深处的逼人寒意，并吞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岛的帝国呓语在美国非法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更使世界充满了紧张。而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当日便“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志在更迭伊朗政权的野蛮行径，更令世界惊愕。但是，伴随美以更迭伊朗政权的目标随战争延宕化为泡影，双方进入消耗战，尤其是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令美国陷入了无计可施、战和两难的困境以来，美国霸权的锋芒和特朗普的霸气呈现出双重迟钝的疲态。

从根本上说，特朗普面临的美国霸权的伊朗困局，其本质是美国因阿富汗、伊拉克两场中东战争而走向相对衰落，并寻求通过中东战略收缩、低成本维持霸权的战略，受到了来自伊朗战争的深刻挑战，美国再次面临在中东陷入战争泥潭的风险，而美国政策的举棋不定和特朗普的混乱话语，都是美国极力逃避战争泥潭而又不甘心铩羽而归、无功而返这一矛盾心态的集中体现。

笔者曾在专栏评论《路在何方？美以伊战争对伊朗影响的思考和追问》一文中分析美以伊战争对伊朗的影响，本文则希望透过特朗普的伊朗困局，继续分析美以伊战争对美国的影响，而主要侧重分析对美国外交战略层面的影响。

中东战略收缩陷入悖论

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在中东发动两场战争即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使21世纪初处于霸权巅峰的美国走向相对衰落，并被视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国衰落的深层次根源。从奥巴马政府以来，在对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中东政策的深刻反思中，从中东进行收缩成为美国跨党派的战略共识，其突出表现是奥巴马、拜登、特朗普政府都寻求减少对中东的投入，并相继实行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极力抑制中东危机对美国的战略诱惑和战略掣肘。

但是，尽管中东战略收缩的目标相同，但民主党的奥巴马、拜登政府和执政理念及风格迥异的特朗普政府在具体政策和策略方面却截然不同。简单来说，民主党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的总体政策更注重价值观，奉行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相对平衡的政策，相对更注重对话合作与多边机制，其突出表现是在巴以问题上基本上承认两国方案并推动巴以和平，对伊核问题通过多边谈判达成约束伊朗核能力的伊核协议。

特朗普政府则奉行以实力为基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其政策核心是：极力偏袒以色列，提高其作为美国中东政策核心抓手的地位，并大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极力遏制伊朗，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严厉制裁，并推动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联合对抗伊朗。相对于奥巴马重视外交手段，特朗普则偏好利用快速有限的军事干涉和经济施压手段，低成本维持霸权。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伊朗问题的颠覆性政策，既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重要刺激性因素，也是以色列能够裹挟美国两次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原因所在。

总之，奥巴马、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平衡中东主要力量，改善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减少对中东战略投入，同时撤军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而实现战略收缩；而特朗普则试图通过发挥核心盟友以色列的作用、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联合遏制伊朗，来减少对中东的投入。但是，吊诡的是，美国本来希望通过偏袒以色列、发挥其地区主导作用，服务于战略收缩，但却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伊朗问题上的激进政策，使美国深受以色列的裹挟，进而在巴以冲突、伊朗战争问题中越陷越深，战略投入越来越大，进而使特朗普利用以色列进行战略收缩的政策陷入了严重的悖论。

在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中，特朗普对陷入战争泥潭保持了高度警惕，并极力维持“快进快出、快打快收”的有限军事干预。但在2026年初特朗普在委内瑞拉投机成功后，特朗普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的冲动被以色列及时利用，进而使美国在缺乏充分战略规划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甚至有学者称其为“无准备、无协调、无后手”的“三无战争”。在短期内颠覆伊朗政权的根本目标化为泡影后，在战争延宕日久、外溢范围不断扩大情况下，美国便失去体面而迅速结束战争的主动权。当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困境，就是美国对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缺乏准备和预案的体现。而美国调动亚太军事力量和防御体系参与对伊战争、因能源危机被迫放松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制裁，也充分体现了对伊战争对美国亚太、欧洲战略的消极影响，更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印太转移的战略背道而驰。

总之，美国如继续坚持在核问题、导弹问题、地区代理人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迫使伊朗屈服，甚至继续谋求颠覆伊朗政权，美国就必须扩大战争甚至被一步步拖入地面战争，但也很难确保其目标的实现。一旦美国在伊朗陷入战争泥潭，美国中东战略收缩无疑将走向彻底破产，并加快美国霸权的衰落。因此，《纽约时报》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指出：美以伊战争正使美国陷入危险的过度扩张，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低成本维霸战略陷入悖论

“低成本维霸”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为应对国力相对下降形成的霸权维持模式，核心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避免重蹈帝国过度扩张的历史覆辙。其理论基础源于霸权稳定论与成本收益理性计算，通过三大支柱降低霸权运维成本：一是盟友分担机制。构建排他性安全联盟，由盟友承担前沿防御、军事开支与地区维稳成本，美国居于幕后主导；二是非对称军事手段。依赖空中精准打击、无人机作战、斩首行动与海上封锁，避免大规模地面战与长期占领；三是经济与金融杠杆。依托美元霸权与单边制裁，以经济胁迫代替军事对抗，不战而屈人之兵。该战略的本质是霸权国的成本转嫁与风险外化，将霸权维护的代价转移至盟友和目标国，同时保留战略主导权。（参见陈庆鸿《美以伊战争与美国“低成本维霸”的挫败》，《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4期第17页。）

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而言，低成本维霸战略也是实现中东战略收缩的特有形式。从特朗普的初衷来看，对伊朗发动战争旨在通过采取非对称军事手段、运用经济与金融杠杆，迫使伊朗屈服乃至颠覆伊朗政权，进而消除伊朗威胁，建立美以主导的中东地区新秩序，即低成本维霸战略的重要实践。

但是无论是从成本投入和战争结果来看，对伊朗的战争都日益走向了与低成本维霸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困境。

从经济方面看，战争既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也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支撑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在开战后不久即紧急申请2000亿美元追加预算，白宫亦于2026年4月初提出下一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受能源危机的冲击，美国汽油均价在开战后一个月内上涨35%，直接推高了从交通到生产的各项成本；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也持续走高，社会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据报道，受战争影响，2026年3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创近四年最大涨幅。由此可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正在变成高成本、高代价战争。

从军事方面看，美以对伊朗的非对称军事打击尽管重创伊朗，但并未实现其战略目标。相反，美以陷入了不断投入高成本军事武器与伊朗无人机等廉价武器对抗的非对称消耗战。例如，为了补充高精尖武器和防御系统，五角大楼被迫不断向国会申请数百亿美元的紧急补充拨款。

因此，受战争巨大的经济投入和军事投入的拖累，对伊朗战争已经日益变成耗资巨大的无底洞，并对美国的低成本维霸战略构成巨大的讽刺。

从战争结果方面看，战争不仅未能实现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导弹问题、地区代理人问题上屈服，反而新增令美国进退失据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甚至正在形成考验美国霸权的“霍尔木兹时刻”。（参见《草草收场的“自由计划”与美国霸权的“霍尔木兹时刻”》）

盟友体系陷入困境

美国低成本维霸战略依赖的同盟体系，同样陷入了与低成本维霸战略构想相反的困境。美国在战争中的遭遇不仅准确测试了美国全球盟友体系的脆弱，而且对美国的中东盟友体系构成了巨大破坏，同时也使美国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陷入了“狗摇尾巴”与“尾巴摇狗”的复杂矛盾。

从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看，美国在战争中得到的盟友支持创造了自海湾战争以来的历史最低。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到当前的美以伊战争，美国得到盟友支持的程度呈直线下降的趋势。这既与美国发动战争的道义合法性不断下降密切相关，更与美国霸权尤其是美政府对盟友颐指气使、领导能力下降，进而导致盟友体系涣散密切相关。在此次战争中，法国、英国等欧洲盟友明确拒绝参加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西班牙更是明确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

从中东地区盟友体系来看，美国盟友体系的逻辑陷入了结构性矛盾。美国中东盟友体系的基本逻辑是：美国为地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地区盟友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在战时支持或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这种运行机制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但是在此次战争中，美国不仅无法为海湾地区盟友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相反却使海湾国家因为存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经济目标，成为伊朗打击的对象，进而经典地验证了联盟理论中“霸权追随者”作为盟友“被牵连”的理论。这不仅引发了海湾盟国的强烈不满，也动摇了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安全逻辑，进而迫使中东地区盟友离心倾向增强。

以色列作为美国核心盟友对美国的裹挟作用，使美以关系陷入了“狗摇尾巴”与“尾巴摇狗”的复杂矛盾。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和外交压力，多与美以特殊盟友关系的不可动摇密切相关，并使特拉维夫成为华盛顿之外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的另一个中心，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深受犹太利益集团的裹挟。近年来，尤其是从2023年加沙冲突到2026年美以伊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巨大军事、安全、外交、道义压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以色列，进而使“尾巴摇狗”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使得美国作为盟主被盟友“指挥”，甚至有可能改变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方向，同时也使美国国内围绕以色列的价值陷入了深刻的撕裂。

正是由于深受中东战略收缩悖论、低成本维霸战略悖论、盟友体系困境的影响，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陷入了深刻的战略焦虑和话语冲突：扩大战争有可能跳入霸权衰落的中东陷阱；无功而返则意味着公开承认了美国霸权的慢性死亡。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