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对话亮点 HIGHLIGHTS
中美能否共同提供稳定国际秩序所需的公共产品？
台湾问题为何绝不能成为大国交易的筹码？
中国应如何在中东与俄乌问题上推动和平而非选边站？
经贸与科技合作如何避免被“泛安全化”吞噬？
中美企业互联互通能否成为大国竞争中的缓冲区？
编者按
2026.05.17
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落下帷幕，双方定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调子。下一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即将访华。北京正成为大国外交与重塑全球秩序的核心坐标。
但未来，是否能如预期般的“岁月静好”？本期对话中，我们与郑永年教授展开了一个更宏大的追问：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会怎样？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单方面维持不了现有秩序，中国单方面也难以建起新秩序。中美合作不是美好的愿望，而是现实的需要。正因如此，我们既不能陷入乌托邦主义，更不能陷入犬儒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利益是核心，但要对利益要“取之有道”。
*本期对话分为上下两篇，本篇为下篇。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伍子尧 王希圣
中美需要共同塑造
稳定的国际秩序
大湾区评论：
台海、伊朗、俄乌等问题都摆上了中美元首会晤的谈判桌。这是否意味着世界重大地缘政治问题正在回归大国协调，或者说“G2”协调的模式？
郑永年：
国际秩序需要公共产品的支撑，大国理应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大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小国即便有意愿维护，也往往力不从心；真正具备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依然是大国。
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是全球唯一的霸权国家。然而时移世易，如今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深刻影响世界走向。尽管欧洲、日本等力量依然重要，但它们的实力难以单独塑造新的国际秩序。未来国际秩序将如何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的互动方式。
如果中美不合作，美国单方面能否维持现有国际秩序？难度极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理念及“退群”倾向已然表明，美国甚至不一定愿意继续维持其既有的盟友体系与国际组织体系。同样，仅凭中国一己之力能否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这也面临巨大挑战。中美若拒绝合作，不仅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两国自身亦难独善其身，更遑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在看待中美关系这一问题上，中美两个社会都存在着两个极端的看法。在一个极端，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派，认为两国利益不可调和，无论两国作怎样的和解以及和平的努力，最终都会走向冲突和战争。在另一端则是理想主义，每当中美找到一些共识和共同利益的时候，就轻易相信中美关系以后是一片光明，天下太平。前者往往表现为犬儒主义，后者往往表现为乌托邦主义。从世界大国交往历史经验来看，这两种主义都会导向灾难性的结局。因此，我们既不能陷入乌托邦主义，更不能陷入犬儒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尽管利益是核心，但是对利益要“取之有道”。没有对人类和对我们生于其上的地球的终极关怀，就不会去努力争取和平的。中美关系不容易，但我们所做的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我们在上期对话中也说过，中美合作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更是现实的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基础，不只是道德层面。只要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不发生直接冲突，其他冲突大多仍将局限于区域性层面，便难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纵观历史，区域性冲突始终存在；而真正的世界大战，往往是大国卷进去才爆发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此，美苏冷战本质上也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对抗。
但今天的中美和美苏不一样。美苏除了核威慑，基本没什么经济联系。中美则不然，两国都是核大国、AI大国，而且还有深厚的经贸联系。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推“脱钩断链”，但迄今中美直接贸易规模还是很大，算上间接贸易就更大了。特朗普想通过脱钩让美国再工业化，事实证明没那么容易，大家也越来越看清这一点。
另外，美方的战略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比如鲁比奥（Marco Rubio），他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对华态度极为强硬，但进入国务院之后，角色变了，认知也开始变化。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发表诸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言论，但作为国务卿，则必须审慎考量国家整体利益及现实后果。这种因职位变动而引发认知调整的现象，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屡见不鲜。
我们不能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不能觉得它永远不会变。我们对所有政治力量和国家的认知，都应该在现实的互动中动态变化。
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观中南海（图源：美国白宫）
台湾问题绝不可以拿来交易
大湾区评论：
您在之前的对话中强调，中国不会出卖朋友，更不会用伊朗议题交换台湾议题。从中美大博弈角度看，中国是否需要用一些筹码来参与其中？
郑永年：
国际事务中许多议题相互关联，比如伊朗问题、中东问题、俄乌冲突等，都与大国关系紧密相关。中国可以通过处理这些议题展现自身能力，也能借此顺势而为。
但台湾问题绝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即便没有伊朗问题或其他外部因素，中国也有必要和有能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伊朗问题本身也确实需要得到解决。当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临不小的困境。伊朗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不会因外部打击而轻易屈服，由此产生的对立情绪也会难以化解。中国可以在伊朗问题上发挥沟通作用，既与伊朗沟通，也与美方对话，推动局势缓和。
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能源保障、地区稳定等问题，都关乎全球共同利益。中国并非中东战争的当事方，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也需要去推动停火与对话进程。
目前，能够在美伊之间发挥重要协调作用的国家并不多。过去俄罗斯曾有一定影响力，但如今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冲突，自身处境艰难。中国的角色愈发关键。伊朗外长在特朗普访华前到访中国，俄罗斯总统也即将访华，这些都表明相关各方都在关注中国能发挥何种作用，中国当然也在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甚至可能在扮演一个远超人们期望的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东问题不能简单选边站
大湾区评论：
特朗普此次来华，希望中国能在中东问题上提供帮助。您认为中国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郑永年：
特朗普当然希望中国帮助他，包括在俄乌问题上，他也希望中国最好和美国站在一起。但关键在于，如果中国简单与美国站队，世界会更和平，还是更混乱？这一点必须认知清楚。
中国一贯主张中美合作应服务于和平发展，而不是要制造更多冲突与战争。很多国家容易在中美之间选边，但这种选择往往是暂时的，也不牢靠。中国不会、也不应该简单地选择站在某一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帮助美国解决一些问题，但未必会按美国希望的方式去做。中国更强调通过政治外交对话解决问题。中美之间本身也一直通过对话处理问题，中国也希望相关冲突方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自伊朗战争发生以来，中国始终主张先停火。无论谁对谁错，先停下来再谈。停火是首要的，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也至关重要。如果冲突持续扩大，不仅会恶化地区安全危机，还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危机，进而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现代社会离不开能源，国家、城市、企业、家庭，都靠能源维持日常生活；放任能源危机持续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近期印度一家加油站挂出了“没油”的标牌。（图源：Noah Seelam/AFP/Getty Images）
俄乌战争结束的关键，
在于各方是否看到停战利益
大湾区评论：
这次中美元首也谈了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说，希望特朗普访华时讨论战争结束问题。中国可以做些什么？
郑永年：
俄乌战争不是中国说停就能停，也不是美国说停就能停。中国能做的是推动、协调、沟通，而不是替当事方作决定。
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要让战争停下来，但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拜登政府、欧盟、北约长期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但也没有能够打败俄罗斯。战争能否结束，关键不是某个大国的一句话，而是要让双方看到停战的利益。
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普京总统前不久也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战争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俄罗斯付出了人员、经济和内部政治代价，乌克兰承受更为巨大的损失。
俄乌之间还有复杂的历史、民族和领土问题。乌克兰和俄罗斯曾经处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克里米亚、东部四州等问题，这些都使得这场战争变得异常复杂。但战争持续到第五年，双方都已经非常疲惫。
乌克兰过去对美国和欧洲抱有很高期待，但现实证明，美国和欧洲都受到各自利益和能力限制。欧洲国家虽然表态很多，但真正能提供多少帮助，是另一回事。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反而在准备与俄罗斯进行更长期的对抗。如果局势继续恶化，欧洲甚至可能爆发更大规模战争。
在俄乌双方都有一定停战意愿的时候，中美如果能够形成一些共识，并推动双方往前走，就有可能为推动停战创造条件，对结束战争起到重要作用。
大湾区评论：
克里姆林宫已经确认普京即将访华。如何看下一阶段中、美、俄三方关系？
郑永年：
这次中美之间讨论了很多问题，普京总统来华也会讨论很多问题。首先是中俄双边议题，比如经贸合作等；同时也会谈到世界事务，包括俄乌冲突。
冲突爆发以来，普京总统来过中国，俄罗斯外长、防长也一直和中方保持沟通。中国一直希望战争尽早结束，这一点不会变。中国不会因为美方希望我们做什么，就不和俄方沟通；也不会因为和俄方沟通，就简单地站在某一方。
中国的立场是站在和平一边，而不是简单的支持谁、反对谁。中国反对战争，希望各国可以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鉴于中美首脑这次所取得的成果，这次普京总统的访华也会同样成果丰硕。当然，如果三个大国能够当面沟通和协调，不仅对各自有利，对整个世界都有利。很显然，在三国关系中，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核心地位，扮演关键角色。
特朗普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即将对华展开访问 （图源：纽约时报）
经贸与科技不能被“泛安全化”
大湾区评论：
此次特朗普带来了不少企业界人士。这是否释放了美国企业希望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加深与中国市场联系的信号？如何看企业市场逻辑与国家安全逻辑之间的张力？
郑永年：
这个问题需要分层次来看。此次随特朗普来访的CEO们来自美国不同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例如农产品、波音、金融服务、高科技等。这些领域究竟有多敏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方面，很多领域不能被“泛安全化”。中国长期使用美国波音飞机，也长期使用德国医疗设备。飞机直接关乎生命，而医疗设备关乎人的生命健康，但中国一直放心使用，并未将所有事物都“安全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国的认知。如果缺乏基础的互信，任何事物都有可能被“安全化”。极端地说，是否连美国的粮食也可以被怀疑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若依此逻辑，安全关切便会彻底失去边界。
另一方面，真正敏感的领域也确实存在。例如在军工、国防以及部分高科技领域，这的确需要纳入实质性的安全考量。在这些领域，美国有其安全关切，中国同样也有。即便美国将最先进的芯片供给中国，中国在是否放心使用上也会有自身的安全考量。安全关切本身并非症结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不能“泛安全化”。
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可能只占其中的极小比例。但在过去几年间，由于政治互信不足，许多议题被“泛安全化”。如果一切议题均被“泛安全化”，两国最终将彻底丧失互信与合作的基础。
供应链安全本是各国普遍关切的问题。过去多年，美国以安全之名行“脱钩断链”“卡脖子”之实，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也倒逼着中国加快自主发展的步伐。中国从未主动制造所谓的“供应链不安全”因素，但是遭遇了他国的“脱钩”与“封锁”之后，不得不着力提升自身的科技与产业能力。
从此次美方随行企业的阵容来看，多是其优势领域，比如美国的农产品、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以及航空制造等。必须意识到，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并非“美国赢、中国输”的零和博弈，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市场需求；同理，中国采购波音飞机，也并非“波音赢、中国输”，同样是源于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
中方对这个议题持“实事求是”的坦然态度，也期望美方能秉持同样的态度，避免将一切经贸问题“安全化”。如果陷入“泛安全化”的逻辑，波音飞机可以被渲染为存在风险，金融服务同样可以被指称存在隐患。当今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安全；过度追求绝对安全，最终往往会导致绝对的不安全。除非各国均退回到封闭与自给自足的状态，但那样的话，全球的整体安全状况只会进一步恶化。
与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众多美国企业CEO，包括库克和黄仁勋 （图源：联合早报）
企业互联互通可以
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区
大湾区评论：
特朗普提出要成立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这是否可被视为是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中的制度创新？
郑永年：
这两个委员会正是“大国关系新范式”下新机制的一部分。中美之间需要对话平台，但这不仅是一般的对话，更是对双边关系进行维护和管控的机制。双方同为利益攸关方，需要通过机制及时解决问题，不能等事态发展到冲突边缘再行处理。
这些机制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有所不同。过去更多建立在良好愿望之上，而现在则更多建立在现实力量的基础之上。中美已经历多轮谈判，关税、贸易、科技等多领域都“过了招”；当前若能达成共识，则表明双方目前是基于实力的基础上推动合作。
缺乏实力基础的合作并不牢靠。过去依赖善意和期待，现在必须要正视现实、承认彼此的力量和利益。这种机制安排，有助于避免矛盾不断升级，将竞争管控在合理范围内。
大湾区评论：
中美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否成为两国关系的缓冲区？
郑永年：
引入“缓冲区”是合理的，但仅有商贸往来并不能阻止战争。1875年到1914年那一轮全球化也很深入，照样没挡住一战。经济联系不是避免战争的绝对保障。
经济联系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确实可以发挥缓冲作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经济上的深度依赖。美苏在二战后迅速陷入对峙与冷战；而中美就算经历了脱钩、贸易战、科技战，双方还是有很多往来——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之前我们说中美贸易战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今在某些方面看，美国损失可能更大。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及整体经济均极具韧性，美国的韧性部分源于其盟友体系与既有优势，而中国的韧性则更多源自自身完整的产业体系。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实力雄厚，在高端领域亦在快速追赶，有些技术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中美经济本身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一旦双边政治互信恢复至一定水平，两国的经济联系不仅不会削弱，只会进一步加深。若是强行“脱钩”，既痛苦也不现实。美方试图推动“再工业化”，但若要求实现全产业链的本土生产以彻底取代大量进口，在现实中难以达成。
美国谈贸易问题时老盯着货物贸易，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如果算上服务贸易，其实美国在金融、服务业上优势很大。中美之间共赢空间很广。一个良好的世界经济秩序，理应是各国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实现共赢。
此外，两国之间的往来不仅局限于商贸领域，也涵盖人文交流。当前美国年轻人来华交流的数量偏少，若美国年轻一代缺乏对中国的深度了解，不仅会错失诸多商业机遇，还将加深双方的误解。所以我们也希望马斯克、黄仁勋等美国的企业家们，在关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能增加对教育领域的投入，支持更多美国青年来华学习与交流。企业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能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打基础。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可能有更好的未来
大湾区评论：
特朗普第一任访华前，中美关系一度不错，但后来急转直下。这一次特朗普回去以后，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郑永年：
我认为，中美关系仍有机会向好发展。当然，这不仅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恶化有多重原因。一方面，他的外交议程很大程度上受蓬佩奥等人影响，冷战式话语重新抬头，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特朗普本人未必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他的政策议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强硬派塑造。
另一方面，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本身就意味着美国要调整外贸、产业布局及对外关系。不过当时不仅是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出现问题，包括与欧洲及盟友的关系也陷入困境。因此，不能简单将这一阶段的矛盾归结为中美双边问题，而应视为美国对外战略整体调整的一部分。
第二任期可能有所不同。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更接近传统现实主义者，而第二任期的他则表现出某种新现实主义倾向。他更清楚中国已实现崛起，也更明白美国无法击败中国了。
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应认为新的国际关系范式会立刻形成。新范式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大国关系既需要实力支撑，但也需要价值观引领。
价值观是人类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仅有价值观而无实力支撑，不过是乌托邦；同样，只有实力而缺乏价值观引导，同样十分危险，如果完全陷入犬儒主义，认定大国之间只有战争，最终可能真的只剩下战争。
真正可持续的路径，是将实力、价值观和智慧三者结合。拥有实力不是为了击败他人，而是为了更有能力追求和平这一价值，而这需要智慧。
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会呈现阶梯式递进的态势。目前至少已出现一些积极条件：中国自身具备相应基础，美国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大国，中国推动构建新的国际关系范式，既是为了自身发展，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应有之义。
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但确实有可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在现实基础上建立稳定机制，能否将竞争控制在可管理范围内，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对话整理 | 冯箫凝 王希圣 伍子尧
排版 | 伍子尧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