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画家朱乃正2013年离世后，遗留大批书画、手稿，引发跨度十余年的确权纠纷。
美籍学者曹星原长期照料朱乃正起居、全权打理其艺术事务，她持有朱乃正多份自书遗嘱，主张案涉全部藏品归自己所有。与之对簿公堂的是朱宁——朱乃正亲生儿子，系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以及朱乃正第二任妻子安玉英的一众亲属。双方纠纷先后诉至北京两级法院。
2025年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藏品属于附义务遗赠，将多数作品判归曹星原；2026年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仅认可曹星原享有作品整理、代管的事务性权利，驳回其确权诉求。
澎湃新闻注意到，两级法院均认可核心手写遗嘱形式合法，却在遗嘱解读逻辑、遗产法律关系定性层面存在根本性分歧。二审败诉后，曹星原近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
朱乃正，1935年生，浙江海盐县人，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青海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国国家画院顾问、院委、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藏品封存，前后两场遗产诉讼
朱乃正1985年与安玉英结婚，二人共创百余幅书画，安玉英2007年离世；2008年，朱乃正与安玉英之女安粟签订《备忘书》，分割安玉英个人财产，并约定安粟不再主张备忘书以外的遗产份额。
2013年朱乃正离世前，委托律所立下三份遗嘱，对房产、存款、书画手稿等遗产作出安排。同年，安粟两次前往朱乃正门头沟工作室取走藏品、手稿，双方报警协商后，将全部书画文稿统一封存于中央美术学院，确权纠纷由此产生。
2017年，曹星原率先提起遗产诉讼，案号为（2017）京0101 民初14715号。该案仅审理房产、存款、车辆、工作室使用权等财产，未涉及封存于中央美院的书画与文稿。东城法院2019年12月出具生效判决，确认2011年、2013年两份自书遗嘱合法，各方当庭约定：存放在中央美院的艺术品另行诉讼分割。朱宁不服判决上诉，因未按期缴纳上诉费，一审判决自动生效。
7年之后，2024年年初曹星原另行向东城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中央美院封存的全部书画、文字资料归自己所有。
2011年9月6日，朱乃正自书《我的遗嘱》，写明所有绘画、书法作品由曹星原整理后捐献给公立艺术机构。
一审：拆分遗嘱，认定附义务遗赠
案件受理后，东城法院赴中央美院现场清点封存藏品并制作清单，于2025年7月11日作出（2024）京0101民初11753号一审判决。
判决书认定，该文件中“从现在起，我把我存留的所有作品……全部遗赠曹星原”与“最终她会根据我的意愿，将作品归类妥存，有序地捐赠给国内外艺术与学术机构收藏”构成两层独立约定。法院据此将本案定性为附义务遗赠：遗赠是所有权转移的核心约定，捐赠是曹星原取得藏品所有权后需要履行的附加义务。
法院还结合2013年6月朱乃正签署的《声明书》进一步佐证，该文书明确排除一切法定继承人对案涉作品、文稿的继承权利。
同时，法院考虑安玉英多年辅助朱乃正创作、操持家事，酌定曹星原向安玉英全体继承人支付 40 万元补偿。财产划分方面，油画《高原秋谷》判归朱宁，安玉英私人摄影、友人赠画交由李一帛，其余封存书画、文稿均判由曹星原持有。
2013年6月29日，朱乃正签署《声明书》，写明各类作品、资料相关继承权排除其他法定继承人。
二审：定性为公益代管安排
朱宁不服一审结果提起上诉，提交病历、证人证言等材料，提出曹星原外籍身份或造成国内艺术文物流失，安玉英一众亲属均支持其上诉主张。
北京二中院于2026年6月30日作出（2025）京02民终13414号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曹星原索要书画的诉求。
澎湃新闻注意到，二审法院虽认可2011年及2013年2月的遗嘱文件形式合法有效，但认为其内容不构成将书画作品所有权转移给曹星原的遗赠。
二审判决认定，朱乃正订立多份文书的最终核心诉求，是将书画作品捐赠给公共艺术机构，而非将所有权完全移转给曹星原。法院将遗嘱中“遗赠曹星原”的内容视作阶段性管理安排，认定曹星原仅拥有整理、保管、研究作品的事务性权利，不享有书画物权。
针对落款日期2013年6月29日的《声明书》，法院依据民法典打印遗嘱相关规定认定无效：见证人未逐页签字、未全程参与文书制作，不满足法定生效要件。
对于手稿、个人生活用品，因封存清单无法清晰界定范围，本次诉讼不作处理，各方可另行起诉厘清。二审判决同时判令一、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均由曹星原负担。
2013年2月22日，朱乃正书写《申明》，写明所有作品赠与曹星原，约定整理研究后向国内外艺术机构捐赠。
遗嘱解读之争，当事人申请再审
一、二审法院对同一份遗嘱作出完全不同的法律定性，核心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遗嘱文本解读上，一审以原文标点为依据拆分两层独立约定，二审整合全文表意将捐赠作为遗嘱核心目的；法律关系定性上，一审适用附义务遗赠规则认可所有权先行转移，二审否定该定性，认定“遗赠”仅为代管；证据采信上，一审优先采信书面遗嘱，二审将证人关于朱乃正生前口头提及捐赠的陈述纳入综合判断。
这也意味着，两种认定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财产处置结果：若按附义务遗赠，曹星原完整持有作品物权，捐赠是需要履行的法定义务；若认定仅为代管，她仅有整理研究权限，艺术品最终归属公立机构。
二审判决下达后，曹星原于2026年7月14日向北京高院递交再审申请。据再审申请书，她提出四点异议：一是二审合并遗嘱两段独立语句、改动原文断句，同时未采信她对接美术馆洽谈捐赠的证人证言；二是审理未适用附义务遗赠相关法律，口头证人证言优先级高于经律师见证的书面遗嘱，证据采信标准不当；三是法院没有围绕“遗赠还是代管” 这一核心争议单独组织法庭辩论，侵害其辩论权利；四是一审已完整查清案件事实，二审无新证据直接改判，且全部诉讼费由她一人承担缺乏法律依据。据此，曹星原请求北京高院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全部判项，并要求其他当事人共同承担两审诉讼费用。
截至目前，北京高院尚未就再审申请作出立案决定。这场横跨十余年的艺术遗产纠纷仍未有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