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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逆势连任,巴西何以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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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击败对手,成功连任,即将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然而,选举取胜并不意味着未来执政之路就一路畅通。虽然卢拉连任有望为巴西延续社会包容、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多边外交提供了政治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新一届政府能够顺利推进其执政议程。财政约束、国会中的保守派力量以及治安、生活成本和社会分化等问题,仍将制约卢拉的施政空间。

卢拉逆势连任,巴西何以有为?关键要看,卢拉能否在国内政治分歧与外部压力下,坚守巴西核心利益并实现治理目标。在国内,卢拉要协调左右翼政治力量,还要在社会福利支出、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投资之间寻求平衡。在国际层面,卢拉必须坚定维护巴西的外交自主性,更要将本国资源优势、国际经济联系与多边外交影响力转化为国家竞争力。从全球格局视角来看,卢拉第四任期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其执政承诺能否兑现,也将影响巴西在拉美地区、全球南方合作及国际秩序演变中能否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一、卢拉连任为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国际意义?

卢拉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击败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也称“小博索纳罗”),以51.79%的有效选票赢得第四个总统任期。卢拉由此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四次通过选举当选总统的人,同时也创造了巴西自1989年恢复总统直选以来的一项历史纪录:首次有候选人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排名第二,却最终在第二轮实现逆转并当选。

对于巴西左翼而言,这场胜利难能可贵。这不仅意味着左翼政府能够延续执政,更表明在右翼势力持续壮大、社会政治分化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左翼仍具备整合不同政治力量、争取跨阵营支持并赢得全国性选举的能力,为其延续社会包容与国家发展议程保留了重要的政治空间。

第一轮投票中,右翼候选人小博索纳罗以47.03%的有效选票领先于卢拉的45.16%,说明巴西政治极化仍然显著,右翼阵营拥有不可忽视的选民基础。进入第二轮后,两人的竞选竞争不断升级。《圣保罗页报》称,Meta旗下平台曾出现限制卢拉竞选内容传播、推荐小博索纳罗相关账号等情况;Meta则否认存在政治偏向,并将相关问题归因于技术故障。支持卢拉的“巴西准备更进一步”联盟随即提起诉讼,但巴西最高选举法院介入调查认为,尚无充分证据证明Meta存在有意的政治偏袒或算法违规倾斜。甚至在10月25日投票日当天,包括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在内的8个州出现公共交通服务受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低收入选民出行投票;卢拉阵营认为,公共交通服务受阻集中在第一轮支持率较高的地区,妨碍了选举公平。为回应选民对投票便利性与选举公平的关切,巴西联邦最高法院17时前后作出紧急决定,并最终规定全国仍处于开放状态的投票站可延长至19时。

面对第二轮的高强度竞选压力,卢拉通过整合不同政治力量、争取中间选民,并将社会福利、就业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置于竞选核心,巩固了东北部的传统支持基础。同时,卢拉竞选团队还借助更直接、日常化的短视频传播和即时通讯软件支持者网络,加强线上传播与基层动员。这些措施最终帮助卢拉实现逆转,说明尽管右翼候选人在第二轮仍获得48.21%的有效选票,但左翼依然能够通过扩大政治联盟、回应选民的现实关切和有效组织动员赢得多数选民支持。

第二轮结果公布后,小博索纳罗当即拒绝承认败选,并宣布将寻求废除选举结果。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在原定投票结束前后临时将投票延长两小时,造成部分投票站已经关闭、部分仍继续开放,破坏了不同地区选民之间的程序平等。不过,其本人阵营当天也曾要求在部分受恶劣天气影响地区延长投票。截至10月26日,尚无公开信息显示其废选申请已获最高选举法院或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受理。尽管最高选举法院承认临时延期给选举组织和计票带来额外困难,但还是完成了计票并正式宣布卢拉胜选。目前也没有司法决定认定这些程序问题足以使选举结果无效。因此,现阶段选举结果仍然有效,后续法律挑战并不会自动中止或推翻选举结果。

从全球格局视角看,卢拉成功连任不仅影响巴西国内的政治走向,也具有更广泛的地区与国际意义。近年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等拉美多国目前均为右翼和保守派政府执政。在此背景下,本次巴西总统选举早已成为观察西半球地区政治主导路线的重要风向标。实际上,中美关系、巴西的国家主权与国际定位,均成为卢拉在选举辩论上必须直面的重要议题。卢拉成功连任意味着巴西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路线。这至少表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唐罗主义”在巴西面临明显政治阻力,难以轻易重塑巴西既有的战略自主路线。对拉美各国而言,卢拉成功连任更彰显了本地区国家面对外部强权压力仍能坚守本国核心利益、维护独立外交地位的坚强意志。

二、卢拉如何突破右翼包围与执政约束?

卢拉连任为巴西社会政策、产业转型与环境治理提供了政策延续性。左翼政府能够在第三任期既有项目和制度基础上,继续推进以社会再分配、国家发展和绿色转型为核心的执政路线。减贫、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与产业升级仍将是卢拉政府的重要议程。这些既有政策的延续有助于维持低收入群体对巴西左翼的支持,也为落实基础设施、能源转型等长期产业投资规划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策预期。

然而,既有政策方向的延续并不意味着执政能力的同步增强。卢拉亟待将既有规划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成果,但却困难重重。卢拉能否在有限的财政空间内兑现发展承诺?能否在分散的国会权力结构中维持执政联盟?能否在右翼仍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背景下巩固政治支持?这些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约束,将左右卢拉第四任期的施政空间与政策成效。

第一,右翼力量的存在与扩大使卢拉必须耗费更多资源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当前,右翼博索纳罗主义已扩展为家族、政党、国会的组织化力量。虽然老博索纳罗本人因司法判决无法参选,小博索纳罗本次败选,但老博索纳罗第三任妻子米歇尔•博索纳罗已当选联邦区参议员,二儿子卡洛斯•博索纳罗当选圣卡塔琳娜州参议员,四儿子雅伊尔•雷南•博索纳罗当选圣卡塔琳娜州联邦众议员,老博索纳罗弟弟雷纳托•博索纳罗在圣保罗州当选联邦众议员。右翼的自由党在本轮选举中取得众议院121席,参议院席位由15席增至28席,成为新一届两院最大的单一政党。在联邦区和圣卡塔琳娜等地,自由党甚至同时拿下两个参议员改选席位。这说明,右翼阵营仍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组织网络。在明年正式就任前,卢拉仍需关注右翼围绕选举结果持续开展法律挑战和政治动员,增加新政府启动前的政治不确定性。

第二,财政约束将直接影响卢拉能否兑现其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承诺。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产业升级和加快能源转型,都需要稳定而持续的财政投入。然而,根据巴西中央银行数据,一般政府总债务对GDP比率在2026年8月已达到82.9%,较2025年底累计上升4.2个百分点。再加上较高的利率水平以及预算支出的刚性,这些因素严重压缩了政府可灵活调配的财政空间,使卢拉在兼顾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面临更大挑战。若过度强调财政紧缩,政府可能不得不削减公共投资或限制社会项目的扩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其执政路线的社会基础。若在缺乏稳定财源和可持续融资安排的情况下持续扩大支出,则会加重债务压力,并增加宏观经济治理的难度。实际上,在卢拉胜选后,巴西股市在10月26日出现剧烈下跌,甚至触发熔断,雷亚尔同步大幅贬值,长期利率和主权风险溢价上升,说明卢拉连任后,市场迅速重新定价巴西资产及其财政政策风险。因此,卢拉第四任期的财政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兑现竞选承诺,更在于如何确定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并在回应短期民生需求的同时,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等长期发展目标提供持续支持。

第三,国会中的力量分布将限制政府推动改革的能力。卢拉赢得总统选举后,仍需面对国会中保守派和中右翼力量的制衡。右翼的自由党及其他保守派和中右翼力量仍具有重要影响力,博索纳罗阵营的政治网络也延伸至多个州和地方机构。这表明,即使未能赢得总统职位,博索纳罗阵营仍拥有国会层面的政治代表和组织基础。卢拉因此必须持续争取中间派议员、地方政治集团及其他政党的支持,才能推动立法和落实政策。预算分配、政府职位安排与具体政策谈判将成为维持执政联盟的重要手段,但也可能增加协商成本,限制改革的速度与力度。如何在必要的政治妥协与核心政策目标之间保持平衡,将直接影响政府在社会政策、财政改革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施政空间。

第四,与此同时,治安、腐败与生活成本等议题,也将持续考验卢拉的执政表现。社会福利与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助于巩固其传统支持群体,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还取决于犯罪治理、就业机会和日常生活成本等更直接的民生问题。本次总统选举期间,公共安全、腐败和生活成本均是选民关切的重要议题。右翼力量可以围绕治安问题主张更强硬的执法政策,并将犯罪治理中的不足归咎于左翼政府;腐败争议也可能继续成为右翼展开政治竞争和选民动员的有力抓手。在此背景下,卢拉不仅需要维持传统支持群体的认同,还必须通过可感知的治理成效回应更广泛的社会关切。政策承诺能否转化为公共安全的改善、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家庭购买力的提升,将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并进一步影响其后续施政所需的政治支持。

最后,巴西左翼能否实现领导层代际更新,将影响“后卢拉时代”的政治格局。卢拉的个人号召力仍是巴西左翼最重要的政治资产之一,但这也凸显了左翼的工人党在领导层更新与代际接续方面面临的挑战。随着卢拉进入新的任期,工人党迫切需要吸引年轻选民、培养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生代政治人物。如果工人党无法将传统的社会平等主张转化为回应新一代需求的具体政策,左翼的长期群众基础就可能受到侵蚀。因此,未来四年不仅是卢拉证明执政能力的时期,也是巴西左翼新世代为后卢拉时代积累政治资本的关键窗口。

三、卢拉如何提升巴西的地缘竞争力?

在拉美范围内,卢拉连任为巴西继续巩固地区影响力、推动区域合作提供了政治领导基础。但是,卢拉能否将个人外交影响力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领导力,仍存在不确定性。南美各国的意识形态分化与国家利益差异,使区域一体化长期面临政治协调不足、贸易壁垒和制度机制薄弱等障碍。卢拉第三任期推动南美国家领导人会议、重启区域对话,并试图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区域机制,但相关努力尚未根本扭转地区合作的碎片化局面。同时,部分右翼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灵活的对外经贸政策,或优先深化与美国的关系,这也增加了巴西协调地区立场的难度。因此,卢拉第四任期的关键不仅在于重申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目标,更在于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合作、贸易便利化和气候治理等具体议程,寻找不同政治立场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只有推动区域合作形成可衡量的实际成果,巴西才能逐步将外交影响力转化为更稳定的地区领导力。

在对美关系上,卢拉连任为巴西继续在“唐罗主义”压力下坚强维护外交自主提供了政治博弈基础。卢拉在竞选期间强调,巴西不应成为任何国家的“后院”,体现了其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决策权的坚定立场。不过,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巴西能够不计代价地与美国对抗。特朗普政府是否再次利用关税及其他经济工具施压,将直接影响巴西的政策空间,贸易、关键矿产、科技供应链和对华关系都可能成为双方博弈的领域。一旦贸易摩擦升级,卢拉就必须在维护主权立场与保护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作出权衡。为此,卢拉需要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维持对美合作,同时深化与欧洲、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通过多元化伙伴关系降低对单一大国的依赖,拓展巴西的外交和经济选择空间。

在全球南方合作方面,卢拉连任为巴西继续推进多边外交提供了政治协同基础。巴西可借助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平台,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开发性融资和气候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代表性。新开发银行的开发融资能力以及金砖框架下的投资合作,也能够为巴西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转型提供更多融资选择。在对华关系上,巴西一方面将继续从大豆、原油、铁矿石和牛肉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将更加重视吸引中国投资和技术,以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当然,经济互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产业升级,双边合作成效仍取决于巴西能否推动投资本地化、技术转化和产业链整合,并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可预期的长期投资环境。若中巴双方能够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电力设备、先进制造、跨境支付、航天和跨洋物流等领域形成更深入、更具韧性的合作,中巴命运共同体有望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更具示范意义的发展实践。

(注:李昱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研究院巴西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兼职研究员。石烁,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平安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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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逆袭、武契奇失利,美国因素有多重?

2026年10月,巴西总统大选与塞尔维亚国会选举接连出现引人关注的结果。巴西总统卢拉在首轮投票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成功连任;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领导的政治阵营则在国会选举中失利。与此同时,法国等欧洲国家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经济压力与社会矛盾持续冲击欧洲传统政治格局。

卢拉为何能够逆转选情,武契奇阵营又为何遭遇败选?美国因素在两国政治变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面对经济困境与民粹主义兴起,欧洲政治版图是否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本期《两岸圆桌派》邀请到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与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共同解读巴西、塞尔维亚及欧洲近期政治局势的变化,探讨选举结果背后的国内矛盾、外部影响及其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潜在影响。

苏恒:首先想请教湘龙哥一个最新消息。据巴西媒体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现任总统卢拉击败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成功连任。

这次选举相当值得关注。第一轮投票时,卢拉一度落后,但短短一段时间后就逆转了选情。您认为,卢拉究竟靠什么实现了逆转?目前,弗拉维奥仍拒绝承认败选,这是否会让巴西接下来出现更大的政治动荡?

另外,这次巴西大选也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特朗普重新执政后,我们看到拉丁美洲右翼势力整体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拉仍能成功连任,对拉美政治局势意味着什么?

2025年7月7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卢拉在第17届金砖国家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讲话(资料图)。视觉中国/观察者网刊载

2025年7月7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卢拉在第17届金砖国家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讲话(资料图)。视觉中国

唐湘龙: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最令关注国际事务的人感到意外的消息之一。不过,如果持续关注了巴西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卢拉的表现,这个结果也不能算完全出乎意料。

卢拉已经80岁,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经历过工伤,也坐过牢,是一位左翼色彩非常鲜明的政治人物。而巴西的福音派力量和社会保守势力都相当强大,左翼要在巴西长期执政并不容易。

因此,卢拉从第一轮落后到第二轮翻盘,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第一轮投票结束时,包括我在内,不少人都认为卢拉凶多吉少。原因是除了排名第二的卢拉,第三、第四、第五名候选人大体属于保守派阵营。按照通常的选票流向推算,这些人的支持者在第二轮可能转向弗拉维奥,使他进一步拉开与卢拉的差距,最终获得过半选票。

但卢拉没有把重点放在所谓的选举技术操作上,而是回到基本面,面向工人、工薪阶层等基础选民作出更坚定的政策承诺,包括每周双休等与民生相关的议题。这些回应把原本情绪消极的左翼选民重新动员了起来。

第一轮投票时,两位主要候选人的差距只有一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当时出现了大约3000万张废票。这在我看来很不寻常,反映出一部分选民对左翼路线有所失望,但又不愿意支持右翼。卢拉针对这部分人下了很大功夫。到了第二轮,废票明显减少,而卢拉的得票增加了1000多万。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通过阶级和民生议题突破传统的左右对立,以及巴西以福音派力量为代表的社会政治格局。

从更大的拉美背景看,我的观察是,自2023年以来,拉丁美洲多场选举总体呈现向右转的趋势。这种趋势不能完全归因于特朗普,因为在他2025年重新执政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特朗普上台后,确实更积极地介入拉美地区的政治与选举。他曾对巴西施加高额关税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在拉美事务中表现得非常强势。

在我看来,这次美国对巴西选举的介入尤其明显。包括Meta等平台上的信息传播,也被一些英美媒体指责对卢拉不利。尽管如此,卢拉还是赢得了选举。按照我看到的开票进展,卢拉的得票率一度达到51.76%;随着计票接近完成,双方维持了三个多百分点的差距,结果已难以逆转。

不过,如果把总统选举与同期国会参众两院选举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左翼阵营在两院仍处于弱势,保守派反而有所斩获。为什么国会选举呈现右转趋势,总统选举却能够被卢拉扳回一城?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卢拉个人的政治魅力。他能够在两轮投票之间完成这样的逆转,在民选政治中并不常见。

苏恒:我们在看卢拉的演讲时,也能感受到他的感染力。他的表达非常有个人风格,给人一种真性情的感觉。

接下来想请教信强教授。近年来,拉美不少国家出现政治右转,特朗普政府又把战略注意力重新放回西半球,外界甚至用“唐罗主义”来形容这一政策取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卢拉成功连任,是否可能带动拉美左翼力量回温,甚至改变当前的政治趋势?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巴西一直希望保持战略自主,不完全倒向中美任何一方。但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巴西究竟还有多大的战略自主空间?未来卢拉又将如何处理对华、对美关系,推动巴西的对外经贸合作?

信强:我认为,卢拉能够逆转胜选,除了湘龙兄刚才谈到的原因,第一轮失利所激发的危机感也非常关键。

此前有分析指出,卢拉的一些基本盘选民可能认为他稳操胜券,因此第一轮没有积极投票。但支持率并不必然转化为实际得票,这是很多国家选举中都可能出现的现象。

第一轮的结果给左翼阵营带来了很大的焦虑,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与此同时,卢拉调整了竞选策略。原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支持者,在第二轮开始积极投票。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本来就非常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有一两个百分点的投票率变化,也足以左右最终结果。

至于卢拉胜选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左右翼之间的路线竞争,我认为不宜期待过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政策选择逻辑。拉美政治经常出现所谓的“钟摆效应”:左翼执政一段时间后,选民转而支持右翼;右翼执政几年表现不佳,政治潮流又可能重新摆回左翼。

当然,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其政治走向具有指标意义。在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向右转的背景下,巴西能够保持左翼执政的连续性,至少会给地区左翼阵营打一剂强心针。这也表明,左翼的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在拉美仍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再看中美竞争的背景。特朗普重新强调门罗主义,有人将其称作“唐罗主义”。在美国进行有选择的全球战略收缩时,西半球正受到更多关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看到中国、俄罗斯等域外国家在当地扩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而且,经过上百年的经营,美国的政治、资本、媒体等力量已经深度嵌入拉美国家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卢拉作为左翼领袖,肯定不会像博索纳罗那样采取过度亲美的政策,但作为一个理性的领导人,他也不会愿意与美国进行无谓对抗。巴西乃至其他拉美国家,都难以承受这种对抗的代价。两人在对美政策的亲疏远近上会有差别,但巴西的现实约束仍然存在。

我的判断是,巴西未来有可能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中立,至少不会彻底倒向美国。在追求战略自主、发展中巴经贸关系、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等方面,中巴仍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

不过,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对巴西政局施加影响。如何应对外部压力与干预,将是卢拉及巴西左翼阵营持续面临的严峻挑战。

苏恒:也就是说,卢拉这次胜选并不意味着拉美整体右转的趋势已经终结,后续仍值得观察。

接下来想请教湘龙哥另一个选举结果。很多人原本以为卢拉可能败选、塞尔维亚的武契奇阵营则有望获胜,结果恰恰相反。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已经承认,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亚历山大·武契奇——团结的塞尔维亚”选举联盟在国会选举中失利。

您认为,武契奇阵营为什么会输?这究竟是塞尔维亚国内政治、经济问题造成的,还是受到国际局势影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塞尔维亚一直试图维持不选边站的立场。这次选举失利是否会改变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合作、对俄关系,以及在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选择?

唐湘龙:在谈塞尔维亚之前,我想再补充一点卢拉胜选的原因。除了动员原本不愿投票的左翼选民,我认为卢拉也有效运用了反对美国干预的政治诉求。

这些年来,卢拉一直在思考巴西的发展道路,也很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同为金砖国家成员,巴西过去的经济基础并不差,但如今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拉开明显差距。这给巴西左翼带来了很强的思考动力。所以,卢拉在经贸、政治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等方面,都积极推动巴西与中国走近。

在选举期间,他又把博索纳罗父子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作为政治议题,呼吁巴西民众不要支持一个过度依附美国的候选人。我认为,这种诉求在选民中发挥了动员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拉的胜利也是一种反特朗普情绪的体现。

不过,卢拉接下来仍面临国会两院缺乏足够支持的困境。而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次结果对特朗普在拉美推行的政策同样是一次挫折,也可能影响美国接下来的选举政治气氛。

回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处境其实非常艰难。历史上的南斯拉夫曾是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后国家分崩离析,塞尔维亚失去了出海口,科索沃问题又使其承受很大的外部压力。

2024年11月3日,塞尔维亚反对派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抗议集会(资料图)。视觉中国/观察者网刊载

2024年11月3日,塞尔维亚反对派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抗议集会。视觉中国

武契奇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政治人物。面对塞尔维亚如今的地缘环境,他多年来通过与周边及主要大国保持关系,努力维持国内政治稳定,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成绩。但执政时间一长,选民对领导人的不满、对腐败问题的质疑,也会逐渐积累。

我倾向于把这次选举看作一场通过投票完成的政治变动。武契奇在败选后的讲话中,将结果与西方干预联系起来。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他的判断,认为其中存在“颜色革命”的因素。但另一方面,长期执政带来的政治疲劳,以及年轻人对腐败等问题的不满,也不能忽视。

尤其是此前的火车站坍塌事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情绪。武契奇执政多年,社会积累的不满最终还是需要由他的政治阵营来承受。

武契奇此前还试图通过总统与总理职务之间的转换,继续维持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但对于选民来说,他已经在权力中心待了太久。即使他在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努力维持平衡,并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成绩也未必能够完全抵消国内的政治压力。

不过,我认为武契奇未来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为新的政治力量即使能够赢得选举,未必就具备足够的执政经验。塞尔维亚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科索沃问题、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欧盟的政策要求、俄乌冲突以及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每一项都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

武契奇

武契奇 彭博社

武契奇过去在对外关系中不断降低姿态、维持平衡,是有现实原因的。我怀疑新的学生阵营及其支持的政治力量能否承担同样的责任,特别是在处理对华、对俄关系时。

政治变革可能很快发生,但变革后的治理远比赢得选举困难。我担心塞尔维亚在复杂的巴尔干地缘环境中,可能陷入类似乌克兰所经历的严重动荡。这样的风险不能完全排除。

苏恒:按照湘龙哥的判断,塞尔维亚这次选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通过投票完成的政治变动,甚至有“颜色革命”的意味。武契奇本人也认为,败选背后存在欧美干预,获胜者不过是在替外部力量办事。

除了塞尔维亚,欧洲接下来还有多个国家将面临选举。与此同时,欧洲各国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据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法国有约41万人走上街头。其背后涉及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财政压力以及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等长期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治势力都试图利用这股民怨扩大支持基础。法国右翼政治人物勒庞已宣布参选2027年总统大选,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面临各自的选举压力。

因此想请教信强教授:这波社会抗议是否可能进一步动摇欧洲传统政党的执政基础,改变既有政治格局?在民粹主义抬头、左右对立加剧、反建制力量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欧洲未来的政治版图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信强:如果法国等国的社会动荡、抗议活动继续向其他国家扩散,势必对欧洲传统政党格局和民意结构形成冲击。但我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突然发生,更像是火山在长期积蓄能量之后的一次集中喷发。表面上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

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越来越多的欧洲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难以继续提供稳定的就业收入和高福利。与此同时,欧洲还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承受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压力,并应对移民、能源等政策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多种压力叠加,使得原本可以被暂时掩盖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所以,法国并不是个案。近年来,欧洲一些右翼政治力量快速崛起。建制派精英之间虽然仍存在阻止这些力量掌权的共识,但随着民意变化,过去建立的政治“防火墙”已经受到明显冲击。

这些防火墙还能维持多久,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不过,如果欧洲政客继续忽视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愤怒,以及背后希望改变现状的政治诉求,那么未来更多欧洲国家出现政党轮替,甚至由那些右翼力量上台,并非没有可能。

过去几年,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典等国都出现了相关政治力量扩大影响、进入执政体系的情况。当然,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不宜简单等同。

而且,我认为,一些被贴上右翼标签的政策诉求,并不一定都那么激进。某些主张从国家利益和政策可行性的角度看,也有其现实考量。随着普通民众发现钱包越来越瘪、生活水平下降、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他们会更加质疑现有政策是否还能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走上街头,有些人转而支持提出替代性方案的政党。但提出方案和真正执政是两回事。一个政党即使获得选民支持,把政治口号变成政府政策,并有效执行、实现预期效果,仍然面临巨大困难。

治理经济社会、处理外交关系,都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和行政能力。因此,那些提出激进改革口号的新兴政党,上台后未必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治理不佳,几年后建制派或左翼也可能重新获得支持。这与拉美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钟摆效应”有相似之处。

归根结底,对欧洲各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弄清楚本国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用理性、有效的政策去维护和促进这些利益。这才是它们未来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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