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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峰会:中美从更加均衡走向战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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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APEC峰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美两国正在重新认识彼此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带着比以往更大的谈判空间来到深圳。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来自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一个在过去几轮经贸摩擦中逐渐显现、甚至令一些观察者感到意外的事实: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制约能力远比原先想象的更加双向。

美国拥有先进半导体、关键软件和金融体系等领域的重要优势,中国则在稀土加工、先进制造和工业供应链中占据关键位置。双方的优势并不对称,却都可能对对方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在所有领域实现实力对等。更准确地说,两国正在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掌握着对方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技术、产品或产业能力。

这种变化,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一种新的稳定基础。

回顾过去三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战略接触,两国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不断深化经济联系,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共同收益。随后是战略竞争,技术优势、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今,第三个阶段或许正在出现:战略稳定。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开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彼此不仅能够从合作中获益,也有能力使对方付出代价。

这一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逻辑。

经济依赖不等于经济脆弱性。真正决定一国谈判能力的,是对方寻找替代品的难度和成本。

美国在先进芯片设计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优势,使中国企业面临一定的技术调整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加工和关键工业材料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也意味着美国企业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找到替代来源。

两种依赖的性质不同,调整的时间和成本也不同,但它们共同改变了双方的谈判条件。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美国在技术和金融领域的优势。近年来的经贸摩擦则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制造业体系和产业链能力所具有的经济影响力。双方逐渐认识到,限制措施不仅可能影响对方,也会产生自身成本,并推动对方加快寻找替代方案。

这正是相互制衡的特殊之处:它既可能增加摩擦,也可能创造谈判的动力。

当双方都拥有重要的经济筹码时,单方面施加限制的收益未必像预期那样大,而通过对等协商降低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价值则随之上升。

近期中美经贸磋商所形成的安排,体现了这种务实趋势。双方建立了新的贸易磋商机制,讨论部分商品的对等关税调整,并就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开展对话。这些进展仍然有限,部分措施尚待落实,但它们显示出双方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寻找可行的合作空间。

从中国的角度看,未来中美关系需要三个原则:相互尊重、对等互惠和务实理性。

相互尊重,是承认双方的发展道路、核心关切和合理利益。对等互惠,是合作应当带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收益,而不是单方面让步。务实理性,则是承认竞争和分歧将长期存在,不把解决所有问题作为开展合作的前提。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未必需要追求一份包罗万象的宏大协议。

事实上,双方在技术发展、产业政策和经济安全上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试图一次性解决这些分歧,反而可能使谈判更加困难。更现实的选择,是从共同利益明确、风险可以识别的领域入手,建立有限而有效的合作机制。

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中美都希望保持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也都不愿接受可能限制其长期发展的全面性约束。因此,双方在短期内很难就人工智能的整体治理框架达成一致。

但在降低共同风险方面,合作空间仍然存在。例如,建立重大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渠道,交流部分技术安全经验,或就可能引发误判的突发事件保持沟通。这些安排不需要双方放弃竞争,也不要求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却可以降低意外事件升级的风险。

双方已经同意推动人工智能对话及相关事件沟通机制,关键在于能否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实际运作的安排。

经贸领域也遵循同样的逻辑。透明的贸易程序、具体的关税调整、定期磋商机制,可能比追求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更容易取得持久成果。

当然,相互制衡并不必然带来稳定。双方仍会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供应链多元化,现有的经济依赖也会随之改变。今天的谈判筹码,未必永远具有同样的价值。

因此,稳定不能仅仅依靠相互制约,还需要可预期的规则和持续的沟通。

深圳APEC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变化的窗口。中美关系正在从强调相互依存带来的共同收益,转向同时认识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双向约束。

相互制衡改变了谈判的条件,却不能自动保证合作。它使双方更有理由通过协商管理分歧,也使务实、有限的协议比宏大的全面安排更具现实意义。

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走向战略稳定的起点。

(本文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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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锐评丨从深圳出发,亚太共同体迈入实质性推进新阶段

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深圳。

一致通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达成富有雄心、务实全面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深圳展望》,在贸易、联通、创新领域发布3项成果文件……一系列丰硕成果,见证亚太经济合作铸就了一座新高峰。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受到与会领导人积极呼应,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

“习主席的讲话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注入动力”“中方倡导开放而不排他的合作格局”“中国的倡议有望为更多区域和全球合作铺路”……各方普遍认为,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各经济体领导人共绘亚太共同体路线图、共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续写“亚太奇迹”新篇章指明方向。

30多年前,APEC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应运而生,亚太共同体的构想也在APEC进程中培育形成。30多年来,亚太地区面貌日新月异,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奇迹”。2020年,APEC制定了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2040年建成亚太共同体的目标。如今,距离这一目标只有十多年,亚太地区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阴云不散;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方兴未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清洁能源等前沿技术给全球产业带来深刻变革。

面对新形势,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共同体?怎么建设亚太共同体?如何续写“亚太奇迹”新篇章?需要亚太大家庭形成新的共识、作出鲜明回答。

亚太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先行者。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推动建设和衷共济、开放融通、开拓创新、包容发展的亚太共同体,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搭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并深刻阐释其丰富内涵。“四梁”就是经贸、联通、创新、发展;“八柱”就是亚太自贸区、设施硬联通、规制软联通、人民心联通,以及数字经济、新兴技术、能力建设、可持续增长。这些板块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支撑起亚太共同体的整体架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震宇对《国际锐评》分析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APEC历史上首次系统性为亚太共同体赋予内涵,明确了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的路线图与抓手,这在布特拉加亚愿景基础上更进一步,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国际经济关系学院院长谢列兹尼奥夫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为地区各经济体的经贸发展和人民福祉勾勒了具体框架,描绘出光明愿景。

开放合作是亚太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此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开放合作领域有两个关键词备受关注:一是“亚太自由贸易区”,二是“互联互通”。今年是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2014年,北京雁栖湖畔,亚太自贸区进程启航,《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获批;2026年,深圳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APEC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获得通过、APEC互联互通蓝图升级版达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坚实支撑。

推动亚太开放合作,中方不仅有倡议主张,也有务实行动。此次会议期间,中方宣布了支持亚太合作的最新举措,包括将提供资助开展APEC务实合作、将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在数字技术、数据跨境流动、清洁能源、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设立合作机构。韩国《先驱经济报》等国际媒体认为,这些举措释放出中方强化区域一体化、技术创新与绿色增长的明确信号。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成为创新增长的引擎。此次会议期间,中方强调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在中方的推动下,此次会议达成《APEC关于亚太地区新兴技术促进就业和繁荣的声明》,体现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新加坡贸工部前首席经济学家陈光炎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开放立场并采取切实措施,能够帮助东盟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国家在相关领域获得发展。

亚太经济体多样性突出,发展诉求各异,包容发展是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题中之义。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要因势利导推进合作,让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增加民众获得感,照顾各方舒适度,为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积累有利条件。同时,中方充分考虑亚太地区差异性,推出一批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举措。这契合各方发展需要,将有力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表示,APEC各经济体的合作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世界要发展,关键看亚太。而“亚太奇迹”的取得,关键靠开放合作。经济全球化不时有回头浪,但亚太合作不能走回头路。此次会议达成《深圳展望》表明,各方愿意克服分歧,共同维护APEC的初心,推动亚太共同体迈入实质性推进的新阶段。以深圳为新起点,中国愿同各成员经济体一道,向着亚太共同体目标坚定前行,在时代浪潮中续写“亚太奇迹”新篇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锐评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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