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APEC峰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美两国正在重新认识彼此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带着比以往更大的谈判空间来到深圳。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来自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一个在过去几轮经贸摩擦中逐渐显现、甚至令一些观察者感到意外的事实: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制约能力远比原先想象的更加双向。
美国拥有先进半导体、关键软件和金融体系等领域的重要优势,中国则在稀土加工、先进制造和工业供应链中占据关键位置。双方的优势并不对称,却都可能对对方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在所有领域实现实力对等。更准确地说,两国正在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掌握着对方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技术、产品或产业能力。
这种变化,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一种新的稳定基础。
回顾过去三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战略接触,两国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不断深化经济联系,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共同收益。随后是战略竞争,技术优势、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今,第三个阶段或许正在出现:战略稳定。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开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彼此不仅能够从合作中获益,也有能力使对方付出代价。
这一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逻辑。
经济依赖不等于经济脆弱性。真正决定一国谈判能力的,是对方寻找替代品的难度和成本。
美国在先进芯片设计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优势,使中国企业面临一定的技术调整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加工和关键工业材料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也意味着美国企业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找到替代来源。
两种依赖的性质不同,调整的时间和成本也不同,但它们共同改变了双方的谈判条件。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美国在技术和金融领域的优势。近年来的经贸摩擦则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制造业体系和产业链能力所具有的经济影响力。双方逐渐认识到,限制措施不仅可能影响对方,也会产生自身成本,并推动对方加快寻找替代方案。
这正是相互制衡的特殊之处:它既可能增加摩擦,也可能创造谈判的动力。
当双方都拥有重要的经济筹码时,单方面施加限制的收益未必像预期那样大,而通过对等协商降低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价值则随之上升。
近期中美经贸磋商所形成的安排,体现了这种务实趋势。双方建立了新的贸易磋商机制,讨论部分商品的对等关税调整,并就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开展对话。这些进展仍然有限,部分措施尚待落实,但它们显示出双方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寻找可行的合作空间。
从中国的角度看,未来中美关系需要三个原则:相互尊重、对等互惠和务实理性。
相互尊重,是承认双方的发展道路、核心关切和合理利益。对等互惠,是合作应当带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收益,而不是单方面让步。务实理性,则是承认竞争和分歧将长期存在,不把解决所有问题作为开展合作的前提。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未必需要追求一份包罗万象的宏大协议。
事实上,双方在技术发展、产业政策和经济安全上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试图一次性解决这些分歧,反而可能使谈判更加困难。更现实的选择,是从共同利益明确、风险可以识别的领域入手,建立有限而有效的合作机制。
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中美都希望保持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也都不愿接受可能限制其长期发展的全面性约束。因此,双方在短期内很难就人工智能的整体治理框架达成一致。
但在降低共同风险方面,合作空间仍然存在。例如,建立重大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渠道,交流部分技术安全经验,或就可能引发误判的突发事件保持沟通。这些安排不需要双方放弃竞争,也不要求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却可以降低意外事件升级的风险。
双方已经同意推动人工智能对话及相关事件沟通机制,关键在于能否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实际运作的安排。
经贸领域也遵循同样的逻辑。透明的贸易程序、具体的关税调整、定期磋商机制,可能比追求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更容易取得持久成果。
当然,相互制衡并不必然带来稳定。双方仍会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供应链多元化,现有的经济依赖也会随之改变。今天的谈判筹码,未必永远具有同样的价值。
因此,稳定不能仅仅依靠相互制约,还需要可预期的规则和持续的沟通。
深圳APEC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变化的窗口。中美关系正在从强调相互依存带来的共同收益,转向同时认识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双向约束。
相互制衡改变了谈判的条件,却不能自动保证合作。它使双方更有理由通过协商管理分歧,也使务实、有限的协议比宏大的全面安排更具现实意义。
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走向战略稳定的起点。
(本文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