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召开前半个月,护林队长宋昌华突然忙起来,手里的对讲机响个不停。越来越多人想了解这个宋昌华守了23年的地方——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这片自然保护区有360多公顷,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市中心福田区,周边均价10万元每平米的高楼林立。一片防护网和候鸟保护隔音墙,将汽车飞速驶过的公路和宋昌华每天行走的栈道隔开。
曾经,他工作的一部分,是劝阻那些为了看鸟起飞大喊大叫的游客。如今,来参观的小学生人手一个望远镜,静悄悄地观鸟,栈道旁的牌子上写着,“鸟儿也有耳朵,请保持安静”。
眼前的岁月静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快速填海修路、开发土地的时代,推土机连轴转,曾两个月填没了500多亩红树林;但就在1994年,作为特区东西向大动脉的滨海大道特地北移了200多米,只为避让这片红树林,深圳市政府还为此追加了一笔1亿元的投资,相当于那年全市财政收入的1.34%,留下了鸟儿们的栖息地——这是这座讲究效率的城市,第一笔昂贵的“鸟账”。
今年7月,红树林保护首次被纳入《2026年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它在万亿贸易的叙事之外补上了一笔:亚太共同繁荣,不能只算产业扩张的收益,也要算红树林消失带来的隐性代价。
深圳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区的中点,而距离APEC主会场约3公里的红树林保护区,是候鸟们生活的地方。退潮时,它们会飞到滩涂找食物,涨潮后,它们回到树上、鱼塘里休息。
几十米外,是早晚高峰滚滚的车流;几十米内,是十万只候鸟的潮汐作息。自然的节律与城市的野心,在这片城中央的滩涂迎面撞上。
在这个超级都市,人们到底如何算计着为一只小鸟腾挪空间?

二十多年前,曾在四川内江务农的宋昌华来到这片保护区,成了一名护林员,那时他对红树林、鸟类还一无所知。如今,他已经能讲出保护区里每棵树的品种、习性,也能报出一长串候鸟的名字、长相:“黑脸琵鹭最喜欢埋头苦干。黑翅长脚鹬腿很长,嘴巴是红的,翅膀是黑的,肚皮是白的。还有反嘴鹬,一身都是白的,有一小坨黑,很好看,别的鸟嘴巴是向下的,它是向上翘起来,找吃的,就这样划过去、划过来。”
有时专家们太忙来不及培训志愿者,会专门把他叫过去,让他来讲解。
不过,比起为这些单纯的长腿飞禽当“代言人”,宋昌华早年间花费心思更多的,其实是防着这片滩涂上更难缠的“两脚兽”。
那时,人们对“保护区”的意识还很淡漠,比起飞鸟和红树,渔民们更信奉“靠海吃海”。每天早上,宋昌华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海面上有没有被人连夜撒下的捕鱼笼、捕鸟网。他得踩着滑板下到滩涂,一段一段收鱼笼,叠起来,运到岸上。否则,为了吃鱼的鸟儿会钻进去,等到涨潮,海水变深,就会窒息而死。

◎ 宋昌华(左一)和同事们在滩涂踩滑板工作|受访者供图
陆地上的事也不消停。宋昌华会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劝退在树林里捡鱼捡虾的村民、或是开着三轮车跑到保护区倒生活垃圾的居民。
他记得有个五六十岁的“顽固分子”,有段时间,那人总钻进红树林里抓螃蟹,宋昌华巡逻时,会跟着新冒出的脚印走,走到尽头,就能抓到“嫌疑人”。
有次,宋昌华跟着跟着,脚印消失了,人也没看到,疑惑之间,他抬头一看,发现那人竟躲到了树上。“你跑得掉吗?你以为我们找不到你?”宋昌华说着,又把他抓了下来,扭送到派出所。直到那人厌倦了这场“猫鼠游戏”,不再出现。
提起这些往事时,宋昌华正走在保护区的栈道上。他抬手指向不远处的鱼塘说:“以前这里是村民养鱼养虾的,2016年修复了,还造了人工岛,鸟能在里面找吃的。”
如果说在护林员眼里,保护鸟儿是以二十多年为计,一点点理解眼前这片红树林,那么在红树林基金会保育主管戎灿中眼里,保护鸟儿也不是一片坦途,要不断地为一点资金、一片被占用的土地奔波,平衡人和鸟的需要。
在鸟儿们忙着繁衍生息的春天,地上一撮不起眼的干草,对戎灿中来说都是一条重要线索——这是鸟儿的痕迹,它准备在这附近筑巢。
2020年3月,一天清晨,戎灿中留意到一只大山雀,它叼着黄色的、干枯的台湾草,正往路灯灯柱的透气孔里钻。一分钟后,又钻了出来。那个灯柱有两米高,他立刻找来板凳、长长的自拍杆,把手机探进去,发现大山雀正在灯柱里筑巢。

◎ 大山雀在路灯里筑巢|受访者供图
筑巢是为了繁育。然而对大山雀而言,住进路灯要付一笔沉重的“房债”。灯柱是中空的,想凭空搭出一个能承载鸟孩子们重量的巢,“像精卫填海”。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维修工发现,很多路灯会在春天时短路,维修时,能掏出很多植物——那是山雀们一点点运进去的巢材。
它们会找来干草、苔藓和木棉树的棉絮,和路灯里的电线编织在一起。一只大山雀的体重约13克,在有树洞托底时,巢的平均重量约33克,但戎灿中和志愿者们收集的12个巢材,平均是215克,最重的甚至有500克。
即便如此,小鸟们还是有可能掉下去。2020-2021年,有27对山雀夫妻在灯柱里筑巢生娃,平均每窝5个,但有11窝没能活下来。有次,戎灿中在灯柱底部发现了白色头骨——那是一只掉落的小山雀。
为了能让山雀们更顺利地生娃,戎灿中申请了一笔经费另建了巢箱,想给它们换个房子住。但连续两年,没有一对大山雀夫妻愿意搬进巢箱,反而入住了一窝蜜蜂、一条蛇、几对鹊鸲。

◎ 2021年,一对鹊鸲在巢箱里生了4个蛋|受访者供图
戎灿中有些挫败,他想,既然大山雀这么喜欢路灯,那就改造路灯好了。他设计了一个新的金属巢箱,和路灯一体,左右两边各有6个通风口,下面9个漏水口,还加了像刘海一样的挡雨板。
此外,戎灿中还优化了路灯设计。因为传统灯光漫射的光线会影响夜空环境,他把新路灯的光照范围收窄,并压低了亮度。2023年冬天,20盏改造的新路灯立在了生态公园。

◎ 改造后的新路灯|受访者供图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微观的“人鸟博弈”。想保护鸟,就没法只和鸟打交道,也得跟人打交道:要讲好一个故事让资方掏钱,要找更多志愿者来帮忙,还要在一根灯柱上,平衡一只鸟和行人的需要。
还有灯究竟要调多暗?为了照顾夜间散步的老人,灯泡从最初设计的8瓦又升到了12瓦。
而与这座生态公园相邻的深圳湾公园,真的有市民发帖投诉公园太暗,要求多几盏路灯。所幸管理中心顶住了压力,认为增亮会破坏生态平衡,尤其会干扰候鸟,最终站在了小鸟这一边。
在今年APEC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宏大议题中,如何在高密度、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生,是整个亚太地区的共同考题。而戎灿中和红树林基金会正在做的,恰恰是一个拿得出手的“微观样本”。他们修补的不仅是深圳的一根路灯,而是试图在万亿GDP的城市腹地,造出一个能向整个亚太地区输出的共生方案。
2025年4月的一天清晨,山雀终于发现了路灯里的新房子。它站在新路灯的洞口,向里探进了头,上下左右仔细地看,还用嘴敲了敲,然后飞走了。2026年2月,也是一天清晨,一只山雀终于钻了进去,转着圈考察了一下,然后离开。5天后,一对山雀夫妻进来看了看房。3月,它们信任了这个新住处,在这里筑巢,诞下了一窝小鸟。

今天的人为了红树林,算计的是几十块钱的鱼笼、几瓦的路灯、几万块的经费。但三十年前,深圳人为了这片红树林,算过一笔50亿的巨账。
这笔帐,始于三十多年前深圳快速建设的“大工地”时代。那时的深圳,正处在第二次建设浪潮的开端。
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王勇军后来回忆,1991年后,市里全力开发福田。在施工现场,推土机来来往往十几台,成片的红树林就在他的眼前倒下。
当时,保护区向市里上报,市里回应说“会协调”,但迟迟不见动作。填海速度很快,“连日带夜连轴转地填,没过两个月,保护区东部100多公顷面积,其中500多亩红树林就这样填没了”。
1992年,深圳滨海大道的建设提上日程。方案显示,大道要从保护区穿过,把红树林一分为二,还要占400多亩地建污水处理厂。王勇军等人反复写报告,要求市里调整规划。双方一直吵到了1994年。
那年1月,市委副书记带队来到保护区,把地图摊开,讨论滨海大道到底怎么走。保护区要求大道往北移,国土规划局则坚持这样离深南大道太近,北移不行。
到1994年10月,施工队采取行动,开始砍伐红树林。时任保护区主任黄乔兰眼看拦不住,紧急报告到市里,得到的还是上面一句“会协调”,但不见任何动作。他又赶紧给市人大、省林业厅写了紧急报告,终于引起了关注。
电视上开始播放红树林的新闻,王勇军记得,那年11月中旬到12月,“几乎每天深圳的报纸都有关于保护深圳红树林的报道、评论”。市人大出台了保护福田红树林的决议,环保局写了内参,而深圳的中学老师自发写了联名倡议书。
这场风波虽然以滨海大道北移200多米告终,但也惹来很大争议。王勇军后来回忆,有一位干部说:“你红树林不让动,深圳至少损失50个亿。”
滨海大道北移,靠的是一群人的坚持。但保护一片红树林,保护这群候鸟,不能永远只靠少数人,也没法只靠政府买单。三十年后,它慢慢变成了更多人的事。
2026年10月31日,深圳湾公园的市集上,游人如织。近50个摊位从全国各地赶来,文创、互动游戏、科普讲解,手法各不相同,却指向同一件事:鸟类保护。
守摊位的面孔有小学生、大学生,也有头发花白的中老年,很多都是志愿者。一位科普志愿者告诉凤凰网,她常跟孩子们讲,地球有千千万万个物种,人类只是其中万分之一。那天还有6场讲座,平均每场20分钟,太阳很晒,台下还是坐了很多孩子和家长,大家自发把椅子拉到荫凉处,开始听鸟类保护的故事。
很多坐在树荫下的深圳市民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此刻正在参与一场洲际生态接力。
每年,数以十万计的候鸟往返于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之间。深圳湾,恰好落在这条漫长线路的中继点上。作为亚太生态链上极为脆弱又关键的一环,深圳每多退让出一米红树林,或者多培养出一个懂得“不打扰”的观鸟少年,都在真切扇动着整个半球生态的蝴蝶翅膀。
而他们脚下的深圳湾公园,正是当年滨海大道北移后,本准备做路基的地方改建的。倘若不是1994年那场价值“50亿”的红树林保卫战,如今这片土地,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作为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宣教员,叶嘉敏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以前她外出科普,曾有人对着野生动物标本感叹,“这个我吃过,那个我吃过”;如今,叶嘉敏切身感受到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变化,2025年全年,中心接听过4909通市民电话,很多是人们发现动物受伤、幼鸟掉落后,打来的求助电话。
叶嘉敏发现,每年的3-6月,中心每天接到的电话会从平时的二三十通,飙升到五六十通。这段时间,深圳的幼鸟们开始离巢、学习飞行,会在地面停留,发现它的人们以为小鸟找不到妈妈,着急帮忙。这些电话还在一年年递增。
但有时热心市民也会不小心干了“坏事”:看到在花鸟市场被售卖的巴西龟,有人会把它买下来,随便找水域放生,但它却可能快速占领这片水域,破坏本地物种的生态;有人会把林鸟带到空旷的地方放飞,但“下一秒很可能被猛禽吃掉,因为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叶嘉敏会在科普时强调,如果发现野生动物受伤,可以打救护电话;现在情况变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但却因为不知道是否需要救助而贸然行动,她开始提醒人们:不要投喂野生动物,也不要靠得太近,如果不需要人救护,将它们还给大自然就好。
她认为,生态保护开始从“政府的事”,变成了“每个人的事”。一位从2015年起就在红树林基金会做志愿者的61岁退休老人告诉凤凰网,以前,深圳长期做志愿者的人她都会眼熟,但这两年,新面孔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野生动物救护的工作里。中心负责深圳陆生野生动物的救护——接收受伤、落单、生病的动物,救治、康复后,经评估达到放归标准后,再野外放归。
作为全市陆生野生动物救护承接单位,中心的日常救助接收量大、人力紧张,经过培训的志愿者也会参与进来。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曾来救护中心参观过的家长、有大学老师,也有观鸟爱好者。
前不久,还有一群小学生来到了救助中心。叶嘉敏带他们研学、科普,让他们写下动物的特点、看到它们的感受。还有些时候,叶嘉敏会走进校园,带去标本,给他们讲解中心救助过的野生动物。“孩子的心还没固定,这件事会住进他们心里。”她说。
这些孩子,是深圳自然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2024年秋天,深圳全市开始试点“每周半天计划”——每周抽出半天时间,组织学生们深入大自然,而红树林是标杆性的自然教育学习点之一。据深圳晚报,截至今年9月,有458所学校、约487万人次的学生参加了半日课堂。

◎ 红树林保护区内,小学生们在观察鱼塘里的鸟儿|凤凰网摄
戎灿中希望,除了让保护意识住进孩子心里,另一种意识也能在孩子们心中发芽,他称之为“鸟儿不被看到的权利”——当鸟躲起来,你不能砍掉树枝,把它找出来。
“这种克制的前提是,你要学会尊重一只小鸟,”他对凤凰网说,“这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如何面对一群比自己弱小的群体,说到底,是尊重、自由和平等。”

把“克制”落在实处,是一场违背人类亲近本能的修行。
2024年3月下旬,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接收了一只极度消瘦的黑脸琵鹭A53。作为全球仅有七千多只的珍稀候鸟,它此时蜷缩在角落,胸肌凹陷,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再过半个月,候鸟大部队就要向北迁徙两千公里,留给兽医肖莉春的时间极其紧迫。
在最初的几天里,肖莉春不得不每天给它填喂食物。但只要填喂结束,她就立刻离开,绝不过多停留。在救护中心,她最反对的就是市民想要亲近野生鸟类的愿望:“你觉得这只鸟可爱,眼睛瞪得大大的,其实是它害怕。”
干预最小化,是肖莉春的一道铁律。她想尽办法模拟野外滩涂的环境,让它重新学会自己捕食,目的只有一个:绝对不能让它变得“亲人”。一只习惯了人类投喂的野鸟,就会失去野性,不会自我觅食。
几天后,监控里的黑脸琵鹭终于主动觅食,并在随后的驯飞笼里展现出了强烈的飞行欲望。“它真的飞得很好。”说这话时,肖莉春眼里亮晶晶。她知道,它想离开了。
但放飞前,救护中心还要考虑最后一件事:要不要给它背上GPS追踪器?
戴上GPS,意味着救护中心能随时定位到它的迁徙路线,方便后续研究,也能确认它的安全。但另一只黑脸琵鹭K46的故事,是横在眼前的警示。那只仍处于生长期的亚成鸟,曾被某国科研人员装上了小背包一样的GPS,因为预留的生长空间不够,绑带一点点陷进了翅膀的肉里。它最终死于伤口反复感染。
最终,救护中心决定不给这只准备北飞的黑脸琵鹭戴GPS。“野生动物救护有两个原则,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的,还要干预最小化,能不打扰,就尽量不打扰。”叶嘉敏告诉凤凰网。
那年3月28日,他们把它带到了深圳湾的滩涂。A53从木箱里走出,试探着一步步走向水塘。然后,它展开翅膀,飞起来。有人惊呼了一声。它飞过水塘,越过树木,消失在视线中。

◎ A53在水边停下|受访者供图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A53消失在肖莉春的视线里。
但在台湾保育学会建立的民间数据库里,东亚的观鸟人用镜头接力拼凑出了它的轨迹:它在香港米埔停歇,又在韩国出现,还两次飞回了深圳湾。2025年4月,肖莉春偶然刷到一条深圳观鸟人拍的短视频。两只黑脸琵鹭在嬉戏打闹,她猛地发现,其中一只腿上戴着绿底白字A53的环。她这才知道,A53真的做到了。
“现在是候鸟大部队迁徙回深圳的季节,希望今年,能再在深圳湾看到A53。”叶嘉敏说。
也许今年冬天,等A53再次随大部队南迁,掠过深圳湾的滩涂时,距离它约3公里外的APEC主会场里,正激荡着关于万亿级贸易与亚太未来的宏大叙事。而在防波堤的这一头,一只曾命悬一线的飞鸟,正从容地收拢翅膀,踩进泥泞的浅滩。
这本跨越了30年的“鸟账”,最终化为这座超级都市真正的底气:它不再以征服多少土地来衡量胜利,而是在一个效率和财富至上的世界里,心甘情愿地克制欲望,只为把一小片滩涂,彻底还给自然。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