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悼念現場，每年的「找不同」

去年六四，銅鑼灣下了一場雨。前去維園採訪的記者在樹下與市民一同避雨，公園的黃燈映照出空中不斷打落的水滴，每滴水在速度中線條凌亂。這樣的一場雨，改變了一些既有的佈局：人的動線，樹的擺動。

今年的銅鑼灣悶熱無雨。沒有風雨的打擾，佈局已定，但細微的變化仍在發生。

變化是以年計，甚至以十年、百年計的事。但僅一年的時間，我們能看見下雨與否之外的不同——儘管幽微，仍值得記錄。在這篇影像故事裡，幾位記者交出他們的現場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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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性」限制

撰文：陳書韻

6月4日晚上，天氣翳焗，無風無雨。維園足球場沒有燭光晚會，防暴警察與藍帽子看起來比去年減少，但銅鑼灣每個商場出入口也有兩三個便衣警站崗。

一個三月完成淋巴癌化療的老伯伯，與另一個四月割掉腎臟的社運老將，在銅鑼灣商場出入口拍照留念。與此同時，9名便衣警員站在對面街盯著兩老，大陸遊客站在同一條記利佐治街舉起右手，模仿着港產片中的黑社會古惑仔拍照。

你可以坐在維園的長椅上，但「遊人」擁著一式一樣的巨大熊玩偶霸佔座椅，地上還有一大袋全新的毛公仔。你仍然可以一個人坐在維園喝1664的啤酒畫畫，只是你身旁可能會有4名便衣警員坐在你的身旁，遠方穿着「security」上衣的保安會拍下照片，然後向上級匯報。

視覺上，維園的橙色封鎖線好像減少了，但橙帶化成無形的、細緻的、更無孔不入的形態。那是長椅上的熊公仔，那是便衣手上、地下同款的手搖飲品，那是你身旁的某個人對電話說：「跟着那兩個人。」

被圍封的噴水池旁的大電視，播放著的傑出公務員短片，家鄉嘉年華舞台播放着《喜歡你》。那是歌手鄧紫棋改編Beyond的2025年版本：「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

曾經在場的意義

撰文：柏言

這幾年要記住的數字變多了。例如以2026年為時間刻度，八九六四還是8964，是第37年；沒有維園集會的年份，是第7年；集會空間被家鄉市集佔據的年份，是第4年。每每到了六月，這些數字就自動從腦子裡冒出來，漂浮著，像梳打水裏的氣跑，奔湧而來，又消散而去。

在失去合法悼念集會的七年內，整個社會一直處於某種transition的狀態，或者應該說是全方面的transition。法律加碼，公民社會萎縮，社運創傷後遺，種種因素疊加起來，讓原本看似堅固的運作方式片刻傾倒。

在記憶裡，七年前的那些時候，在那些天色未暗的傍晚，銅鑼灣前往維園的路口和街道就已經人潮湧湧。舊有秩序打碎後，一些新的景象搭建了起來。例如，某一個被視為通往維園的主流路徑的路口（東角道），大家心裏有一個默契，在六四當日，一定會聚集大班穿制服的警察、不穿制服的便衣警察和記者。有時候警察加記者的人數甚至多過普通市民。

這個感覺在今年尤甚，整體人流並不多，這也顯得專門擺在路面上用來管制人流的障礙物很是突兀，配合在旁不斷循環的廣播「銅鑼灣人流擠迫⋯⋯」，顯得更是怪異和孤單。

維園不再是六四悼念的空間。近年維園被填塞了很多政治任務。幾位沒有體驗過合法集會的人，維園一帶給他們留下的記憶刻度是與警察打交道。其中一類，是在維園的長椅上靜坐時，被警察送到接近維園出口的位置。今年，站在當年被送走的位置，TA停下了步伐，前方一側是數十名中老年人，排隊等候坐上旅遊大巴，另一側是家鄉市集的入口，被數排鐵馬裝扮著。

記憶碎片在腦內閃回。有時候，我會想起限聚令在生效的那年，人們還能在維園的足球場上聚集，沒有大台和組織，市民的自發性顯得尤為珍貴。有時候，我會想起維園偏偏在六四前夕進入維修狀態的那年。在六四零點過後，工人把鐵馬撤走，足球場「恢復正常」，人們得以進入。在黑漆漆的夜晚，零星幾人坐在空蕩蕩的球場上聊天。

六四這天的時空總像是被扭曲了似的，每年都像在參與「找不同」的遊戲。比如，去年維園門口的噴水池還沒被限制，今年噴水池被鋥亮的鐵馬圍住。比如，先前會有市民坐著悼念的維園長椅上，今年一早就被一些人佔據，附近似乎還有人監視著。參與悼念的人心知肚明，阻止悼念的人也心知肚明。

在心知肚明的疲憊中，總有一些令人精神的片刻。進入市集後，另一位也曾在某年六四和警察打交道的市民問，以前的六四集會是什麼樣的？為什麼大台是面對這個方向？TA的眼睛亮晶晶，似乎可以穿透歷史。

我不知道如何與這位市民解釋，喧囂和寂靜同時在我心中搏鬥。我覺得窒息，但感謝TA的提問，讓我覺得曾經的在場並非沒有意義。

誠實地天真

撰文：石菖蒲

回想起來，我每年都會做六四專題，不過去維園採訪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所以到了現場總是最樸素地回到一個普通市民的身分。那也是最初的身分，兩袖空空，只一顆蠟燭，安靜悼念。

一切還正常時，六四的新聞節奏是從415開始的，那是胡耀邦的忌辰。所以到64的時候，其實已經是發稿的尾聲，該發的預發的都在公司後台了，我可以只是渡過那個時刻而已。同事們還在香港時，到了點就一起去維園，不用刻意約，結束後再一起去散步、吃糖水，最後回家，其實是難得的集體生活。

後來我總是一個人去，因為維園已經成了新聞「戰場」，同事也少了一些，每個人都有非常緊急的現場任務。剛開始的兩年，行政權、警權的每分每毫「過界」，都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哪個方向被封起來了，哪個方向有比較多蠟燭，哪條路上有人在做些什麼特別的動作，哪個路口有軍裝或防暴，大家都會在即時現場群組中報消息。

我雖然不肩負現場，但也會報告自己看到的。然後我一圈一圈地走，那時也還有很多公眾，我身處其中並不覺得危險。而且總會碰到認識的人，是行家就交換一下消息，有什麼聲響就立刻say bye，是朋友就一起陪伴著走一段，有時人越走越多，有時換換人。步行範圍是整個銅鑼灣，可以走上一萬多步。

後來步行路徑縮小，就算是繞著維園一圈一圈地走，我也感受到警察和便衣警員的壓迫感。有一年我看到落單的人也會被截停看身分證，情侶也會，兩三個朋友一起走的也會，黑衣當然。還有一年我和行家們一起站在記利佐治街，那年經常有人做行為藝術，然後被警察帶上車。那年從早到晚都有事情在發生，藝術家做些舉動、警察來把人帶走、傳媒拍照問名字，後來竟有些制式了。

起初恐懼的體感是存在的，現在更多是在踏入那個地區前，深呼吸幾口就好。家鄉市集喪事變喜事，在市集外氣壓低、緊張，市集內就要被迫與場內熱鬧情緒共存。不可能融進去。

人是可以從自己的小劇場中解放的，人的勇氣是超出自己認知的，人是可以冷靜應對突變的，人是在的。到現在，我們行家之間也不再問「今晚出不出」、「出來是工作嗎」之類的問題。因為一定會見到大家，市民已經在變少，行家也在變少。

今年警方的策略似乎有些變化，他們有意讓行為藝術現身，至少都開了個頭再帶走，今年也沒有人被起訴，最顯眼的變化是多了凳子戰術。便衣和大熊公仔三三兩兩坐滿維園長凳，夾著在默默紀念的市民。許多人暗暗猜測大熊公仔也是佔座黨。和人在烏克蘭的朋友分享，她傳來一張照片，烏克蘭人獻花紀念戰爭中死去的小朋友時，也獻很多毛公仔。

我今年帶了一本小丸子作者櫻桃子寫的自傳式散文，覺得今年尤其符合這個氣氛。小丸子最寶貴的品質就是誠實，誠實地傻氣，誠實地天真，誠實地嫌棄，誠實地平凡。這時代許多人成不了小丸子。

減輕的窒息感

撰文：中夏

我來香港讀書的那個秋天，維園的六四燭光已熄滅四年。身邊不曾有人提起2019年發生的事，只是偶爾在特定日子，校園裡會出現塗鴉，提示我曾經發生過什麼。

來到香港以後，政治環境仍在一步步收緊。教授離職，書店執笠，活動被取消。去年六四夜晚，我第一次到維園散步。一路上看到警察、記者，還有不知是前來悼念還是恰好路過的市民。草木皆兵的氛圍讓我感到不安。行過一圈後，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什麼，便回家了。

今年作為實習生，以報導為目的再次走進維園，我開始用好奇心觀察市集如何建構香港與內地各省「一家親」的敘事，又如何用監控和戒備將試圖掩蓋的歷史展露無遺。找到能動性（agency）後，那種被抽象權力符號壓住的窒息感，好像也減輕了許多。

有人曾和我說，真正的香港已經消失了。那麼，我所在的，是一座假的城市嗎？我不願這麼想。同一座城裡，有「愛國主義教育」的家鄉市集，也有在長椅上靜坐的人；有權力機器，也有試圖鬆動它的人。對我來說，一切都同樣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