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國際足協世界杯進入淘汰賽階段,此前日本隊6月26日以1比1戰平瑞典,晉級32強,但在周一(6月29日)同巴西的比賽中,在最後一分鐘巴西進球,從而無緣晉級16強。

不過,在鄰國韓國,比日本輸球引發更大反彈的是,日本球迷6月21日對突尼西亞的小組賽中,看台上有人揮舞旭日旗。該事件讓延燒十餘年的旭日旗爭論再次衝到風口浪尖。

在足球賽事中,只要日本球迷在看台展示旭日旗,無論對手是哪個國家,韓媒與民間團體往往會提出批評,這已成為近年日韓體育外交爭議中的常見模式。2021年東京奧運前,韓方也曾向國際奧委會提出訴求,禁止在奧運場館內展示旭日旗。

亞洲足球總會(AFC)過去也曾就旭日旗問題作出處分。2017年4月,亞冠聯賽韓國水原三星藍翼對日本川崎前鋒的比賽中,川崎球迷在看台展示旭日旗。AFC認定此舉屬於「歧視及挑釁其他國家」的行為,最終對川崎前鋒作出紀律處分。此後,旭日旗在亞洲足球賽事中一直是高度敏感議題。

另一方面,中國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以安全因素為由,限制觀眾將旭日旗帶入比賽場地,但相較於韓國,並未持續、積極地就旭日旗問題發聲。而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社會上對旭日旗的反應則非常有限。

曾任韓國《KBS》電視台制作人的資深政治評論員韓政錫向德國之聲表示,「問題不在於旭日旗本身,而是因為它被視為『日本的東西』,才成為問題。」

日本政界人士、現任日韓親善協會中央會顧問的河村建一則告訴德國之聲,日本社會其實很少有人會特意以旭日旗作為足球應援工具。

「我很驚訝竟然有人會拿旭日旗去支持日本隊」,河村表示,「對現在的年輕世代而言,正式國旗是日章旗即太陽旗。大部分日本人甚至不知道旭日旗曾是舊日本軍旗,更不認為它適合作為體育應援旗幟。即使看到『旭日旗遭抗議』的新聞,多數日本人的反應恐怕只是:『那是什麼?』」

日本:旭日旗早於戰前已存在

實際上,旭日旗並非二戰才出現。旭日旗自明治時代起被日本陸軍作為聯隊旗、日本海軍作為軍艦旗使用,戰後則由陸上自衛隊及海上自衛隊沿用不同版本作為隊旗。此外,旭日圖案在日本更早以前已廣泛用於漁業、慶典及節慶活動,象征旭日東升、吉祥及繁榮,亦常見於大漁旗等民俗文化。

此外,旭日圖案也長期被應用於日本商業與民間設計之中,例如日媒《朝日新聞》的社旗、朝日(Asahi)啤酒,以及國譽(Kokuyo)文具、曙光(Akebono)食品等企業,在不同時期的企業識別或產品設計中,都曾採用帶有旭日放射線的視覺元素。

2011年以前,旭日旗並非日韓爭議焦點

在2011年以前,旭日旗很少成為韓國社會的重要公共議題。一般認為,爭議轉折點出現在2011年1月亞洲杯日韓戰。當時韓國球員奇誠庸因進球後模仿猴子動作遭日本批評,事後他辯稱,「是因看見觀眾席上的旭日旗而憤怒」,旭日旗問題自此迅速受到韓國社會高度關注,並逐漸延伸至國際足球賽事。

除旭日旗問題外,韓國也曾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主張國際社會應將「日本海」改稱或並稱為韓國所稱的「東海」,並持續提出「慰安婦」問題。這些議題的共同特徵是,雖然它們都是歷史背景一部分,但上升到國際輿論與外交要求的高度,主要是在1990年代以後逐步升溫的,在2000年代後則更加突出。

韓政錫進一步表示,韓國部分政治勢力持續強調旭日旗問題,與近二十多年來的民族主義及安全戰略討論有關。他認為,日本自2000年代起推動「正常國家化」、討論修憲並提升自衛隊的軍事角色後,韓國社會對旭日旗的敏感度開始提高,而相關議題也受到韓國民族主義及東北亞地緣政治因素影響。

另一方面,在韓國廣為人知、長期推動反旭日旗運動的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教授徐垧德則持不同看法。他對德國之聲表示,「我們韓國人一直知道旭日旗曾被作為大漁旗使用,也知道它會讓人聯想到二戰傷痛。不過,當時沒有預料到日本社會會持續在國際場合使用該旗幟。正因如此,韓國人才開始在國際上公開批評,要求停止使用旭日旗。」

徐垧德表示,他於6月23日與26日兩度致函國際足聯,要求禁止球迷在世界杯賽場展示旭日旗。其後,在26日日本隊小組賽對瑞典一役中,賽場內未再出現旭日旗。徐指出,2022年卡達世界杯期間,工作人員曾阻止日本球迷展示旭日旗,因此認為FIFA此次未采取相同行動並不恰當。

他認為,「希望FIFA能重新認識旭日旗的歷史背景,明確禁止其在國際賽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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