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邀請，擔任ＡＩ推動實務種子人才研習班專家。研習班的公務人員深諳政府單位的實際運作，也逐漸理解：政策不再只靠政令或口號推動，而可以化為數據模型、社群共識與推薦機制。他們已能有效運用社群媒體，將認可折算為數字，讓平台排序決定哪些聲音值得被看見。這樣的改變令人振奮，但也帶出更根本的問題：當工具愈來愈聰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還保有獨立判斷的能力？
利用ＡＩ降低政府運作成本、提升效率，是毋庸置疑的進步。然而，公務員在擁抱效率時，仍須守住自身的專業判斷。個體的判斷力不會突然消失，而是在便利、從眾與習慣性自我修正中被悄悄削弱。人與ＡＩ的互動，正是這種削弱的隱蔽現場，這是每個人在生活與職場中都須正視的共通問題。答案，或許要從前人的智慧中尋找。
安．蘭德（Ayn Rand）的「客觀主義」，以客觀現實、理性、理性自利、個人權利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為核心。她親歷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父親經營的藥局被政權沒收，成為她反對集體主義的原始動力。在《源泉》中，她透過建築師霍華德．洛克，塑造出一種不肯向群眾品味屈服的創造者人格。「理性」不是計算他人期待的工具，而是個體判斷行動是否正當的準繩。
這一洞見在ＡＩ時代尤其切身。ＡＩ系統常給出流暢、有禮、易於接受的回答，使用者容易在便利中停止追問。久而久之，人們不再問「我如何判斷」，而是問「ＡＩ怎麼說」。
蘭德堅持，真正的創造力無法誕生於迎合，只能源於對自我價值的忠誠。移至人與ＡＩ的關係，這同樣清楚。與ＡＩ互動的目的，不應是取得答案，而應是深化問題、磨練判斷。提問、質疑、反駁、要求重新論證，才是主體性的展現；被動收下一份精緻輸出，不是思考，只是效率的幻覺。
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蘭德描繪一個懲罰創造者、合理化依賴與索取的社會，文明在道德倒置中逐步崩解。這個寓言在ＡＩ時代獲得新的意義。當思考可以外包，判斷可由演算法代勞，真正的危險是ＡＩ變得更聰明，而人悄然放棄對自身判斷的責任。依賴一旦失去警覺，便不再是效率，而是安靜的自我棄守。
蘭德所捍衛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核心不只是市場制度，更是對人類理性的深層信念：人有能力判斷自身利益，並為選擇承擔責任。她雖不以康德的義務論立論，卻同樣抗拒將個人化約為他人、制度或抽象道德的犧牲品。康德提出「將人視為目的，而非僅僅作為手段」的人性公式，與蘭德走的是不同的哲學路徑，但兩者結論一致：人不應受制於工具，無論那工具是制度、他人，還是演算法。
蘭德留給當代最尖銳的遺產，是她對個體心靈主權近乎嚴酷的捍衛。面對ＡＩ這個前所未有的對話者，這份遺產更顯重要。ＡＩ可提供資訊、模擬論證、生成內容，卻不能替一個人承擔立場。真正的立場，須經由使用者自己的思考形成，也須由使用者自己捍衛。
世界不會替個人完成判斷，個人也不該以迎合世界作為存在理由。人在有限生命中無可推卸的使命，是運用理性，完成不被他人定義、也不向平庸妥協的自我。在ＡＩ無所不在的時代，這句話還需要補上最後一層警醒：也不向演算法讓渡。
（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