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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在国际数学家大会（ICM）上，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揭晓，王虹、邓煜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奖，为历史首次同一届诞生两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也实现了中国本土培养本科毕业生拿下菲尔兹奖的历史性零突破，二人为北京大学2007级数学本科同班同学。
有观点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本土数学家的成就，并打破了中国人擅长竞赛但不擅长创新的刻板印象。
打破“只会竞赛，不会创新”偏见
菲尔兹奖，面向40岁以下、在基础数学领域作出原创性突破的年轻学者，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5岁的王虹和37岁的邓煜双双获奖，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中国籍获奖者。此前的华人得主丘成桐（1982年）与陶哲轩（2006年），获奖时分别为美国籍与澳大利亚籍。
2007年，16岁的王虹考入北京大学，后转入数学科学学院，并在本科期间即展露出顶尖的学术潜质。此后她赴法、赴美深造，相继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及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她历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2025年2月，王虹与合作者成功攻克困扰学术界多年的“挂谷猜想”。因在空间几何与波形分析领域的系列突破，她荣获2026年菲尔兹奖。
另一位菲尔兹奖得主邓煜，则是早早成名的数学天才。他曾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金牌，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并于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历任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于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
邓煜获奖的核心成就，在于对“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历史性突破。他通过严密的数学证明，成功搭建起微观粒子碰撞与宏观流体力学之间的桥梁——解释了无数看不见的微观分子运动，是如何在宏观层面演变为水流或气流的规律，完成了物理学与数学交叉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
丘成桐在王虹、邓煜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我也希望我们求真书院优秀的年轻人以王虹、邓煜为榜样，期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我想这是我们中国数学界以及整个中国科学界最期望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事情。”
“到今天，有了王虹和邓煜的成就。他们在国外成名，有些在美国读本科，有些在美国读研究生，主要的训练和工作都在海外完成。”
从他们的学术经历和丘成桐的表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准确地说，他们的获奖，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基础科学人才，汲取全球学术体系养分，并最终获得成功。
但这的确打破了一种历史叙事：中国人擅长数学竞赛，但不擅长创新。
这种历史叙事，未必是一种偏见。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曾这样说:“中国学生很容易获得奥林匹克数学金牌，但却很难获得菲尔兹奖。”
“因为奥林匹克数学是一种竞技，目标明确且有标准答案，主要靠聪明和吃苦耐劳。但菲尔兹奖是探索性的，考验创造性，没有固定答案，这对我们就很有挑战。”
所以，他们的获奖，准确地说，不是打破了偏见，而是中国的基础科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由此，需要回答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基础科学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时势造人，人造时势
王虹、邓煜的成功，当然也和几代中国数学家的努力有关。正如丘成桐所说：“我1979年回国时，当时国内比较看重的是陈景润的工作，但在国际上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认同。
“然后，我们有了大批欧美留学生，他们开始成长，数学界的发展也比以前丰富多了。到了21世纪，一大批留学生成熟，做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新一批留学生更进一步地得到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好。”
邓煜在大二就跟刘和平老师做本科生科研，接触调和分析前沿问题。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说明北大乃至中国数学的基础培养，非常优秀。近十年来，我国数学等九大基础学科国际论文总被引次数稳居全球首位。
除此之外，这也和他们的个人选择有关。
知乎上有人问：读博士到底是比其他工作困难还是轻松？邓煜回答：“轻松啊。做数学本身钱就少，要是工作还不轻松的话我们早上街了好嘛。”这种调侃背后是心态的轻松。
我们都知道一个搞数学研究的人，可以很轻松地转向更能挣钱的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当然，做数学研究，挣钱肯定不如明星、企业家，但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其待遇还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
所以，这不是苦行僧式的奉献，也不是为了国家荣誉放弃个人选择，而是“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生活优裕，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样一种人生选择。
这种超越功利性的求知欲望，这种从全球学术共同体汲取养分的机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产物。
“求真书院”和丘成桐的烦恼
但客观地说，做出王虹、邓煜这样选择的人，还不足够多。中国目前有这种氛围，但还不足够。丘成桐的烦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近日，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表示，要清退清华“丘班”2026级预科班多名学生，引发热议。
丘成桐在伯克利师从陈省身，先后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及邵逸夫奖，囊括了数学界几乎所有顶级荣誉。
他认为，虽然中国在数学竞赛中表现优异，但国内数学应试教育、竞赛体制，过度侧重解题技巧与套路训练，缺乏独立提出猜想、构建新理论框架的能力。
学术体系急功近利，偏向论文数量、奖项等短期成果，导致学者难以潜心从事需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稀缺。中国应构建“坐冷板凳”的机制，鼓励原创的学术特区。
丘成桐一方面直言中国数学落后美国，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一个快速的办法，促进中国数学科研的整体进步。为此，丘成桐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求真书院，自己担任院长，实施“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及“数学英才班”培养工作。书院自主招生，面向初三至高三年级，每年规模不超过100人，选拔那些有数学天赋、有志于数学科研的学生。
但是，今年2月入学的2026级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预科班学生，在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两门课上大面积挂科，甚至有人只考了二三十分。学院又拿北京高考数学的真题来补考，结果这批顶着“免高考的数学天才”平均分只有110，远低于清华同期统招新生的平均水平。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在高考激烈的竞争中，有一个免高考的途径，学校和家长，就会趋之若鹜。各类针对求真书院人才选拔计划的培训班层出不穷，正如丘成桐说：“培训班就是猜题，有些学生才练了几个月，猜题猜准了就进来了。”
求真书院在去年8月甚至公开声明，从未与任何学校、培训机构合作。求真书院本是为了脱离应试的模式，培养那些立志数学、超越功利性的天才，结果还是落入了应试、功利性上名校的老路。
一方面，是丘成桐的苦恼、“张雪峰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足够支持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追求自己的兴趣。而中国的开放，则让这些年轻人可以进入到全球学术体系中，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获得全球学术体系的助力，进而获得全球顶尖的成功。
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迅速改变，但正如丘成桐还有烦恼，很多事情，还不能急于求成，还需要不断地积累，水到渠成。
经济发展、开放的时代是每个人的伯乐
其实，天才的大脑，源于基因，源于概率，中国人聪明，数量又多，天才的降生从来不是问题。按照概率，王虹、邓煜、郑钦文、周冠宇这样的人才，是平均分布在历史中的，为什么他们出现在2026，而不是1966？因为一个1966年的年轻人，可能想的只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
韩愈的《马说》是这样开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从这个角度，时代就是他们的伯乐。
顺着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更远、更高层次看，抽离科学家，甚至抽离学科，从社会、经济、技术的层面去看，还会得到更深的认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随时都能脱口而出。我们深信科学技术可以生产出物质财富，带来国富民强。但科学技术如何产生财富呢？又是什么产生科学技术呢？是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产生了技术，技术再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只要中国保持市场经济，保持改革开放，王虹、邓煜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