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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刘翔会被巡回考编苦求上岸的年轻人反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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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43岁的刘翔在退役11年后公开挑战上海体育局,事关他被体育局摊牌,要么买断要么当教练上班。

刘翔表示“买断”这词太古早,他不懂,当教练上班没经验,怕误人子弟。之后,针对上海体育局“依规安置”的说法,他又怼了一句“还依规?这是依的哪一条规?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体育局要“安置”刘翔,背景是全国的“吃空饷”“在编不在岗”专项排查。不过刘翔的情况有点特殊,他退役后一直挂名上海体育局团委副书记,但并非公务员,没有行政级别,也不用坐班,可以视为对功勋运动员的柔性和荣誉安排。所以有人说刘翔并未吃空饷,因为“吃空饷”的核心要素是“挂名未到岗+违规领取工资津贴”,刘翔只占了前一条,没有后一条。

不过没有行政级别、不是公务员,不等于不是体制内的人。刘翔一直是体制内运动员,一直有自己的编制。这次体育局提出的买断这一选择,就是放弃编制。

至于分广告费,倒也不是上海体育局的“土政策”,而是中国体育的体制化特色。相关规定要求体制内运动员的商业代言收入,要与管理部门、教练团队进行分成。刘翔当年未退役时,自己拿一半,教练团队、田管中心和地方体育局分剩下的一半。刘翔当年代言火爆,大家都分润不少。而在退役后,只要保留编制身份,就还要跟培养自己的地方体育局分成,刘翔退役后代言依然不少,更有耐克终身合同,每年保底1400万元收入,地方体育局同样能赚一笔。很多人正是因为这一点,认为体育局亏待了刘翔。

但我很难共情刘翔,虽然他说“不是我不想走,是不让我走”,可退役11年,他有太多机会选择自己的路。

如果希望获取体制内更进一步的身份,刘翔原本有不错的起点。奥运冠军的安置起点原本就高,不少人退役后官运亨通。我并不喜欢这类人,他们还是运动员时,就能看得出做官的“潜质”,对上听话处事圆滑会唱高调。不过刘翔虽有起点,但显然没有这种做官的能力(这也未必是坏事),别的不说,光是把体制内的那点事闹到网上公审,就是体制内的大忌讳,可以预想有多少公务员摇头叹息,说“刘翔不会做人”——“做人”,是体制内的关键词。

但即使如此,如果刘翔想寻求“安置”,也不是难事。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是从地方体育局的所属项目中心做起,从项目中心副主任到主任,再到体育局官员。哪怕升不上去,也有一个实际岗位。

刘翔之所以没有,很可能是因为他并不在乎。退役11年都没有“安置”,不会完全是地方体育局自己的问题。稍有中国社会经验的人都会想明白这一点:一个享誉世界的顶级运动员,主动要求进行实职岗位的安置,地方体育局不可能完全不配合。至于日后个人发展如何,那要看自己在体制内怎么混,谁也不敢担保,可在退役的当口,安置是理所当然。

所以,这事儿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一种台下默契:一方表示自己有大量广告代言,根本不缺钱,也不想有实质性工作,但要保留编制,另一方就尊重意愿,给予不需要在岗、没有实质工作也没有行政级别和工资奖金的荣誉性挂名岗位。然后,一拖就是11年,现在拖不下去了。

体育局分钱这事儿见仁见智,但确实有规可循,并非只针对刘翔一人。如果不想分钱,运动员并非没有选择:退役后放弃编制,所有广告代言就属于自己。

刘翔真的需要这个编制吗?1400万一年的保底收入,而且是终身合同,至于这个编制,除了可以忽略不计的退役运动员过渡安置津贴外,还有什么真正的收益吗?何况他退役11年来从无主动在体制内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愿望,不打算当官,更不打算风吹日晒雨淋当教练,只愿意挂名。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既要又要”吗?

编制是编制,商业是商业。如果刘翔真的不希望分钱给体育局,大可以退役时就不要这个体育局安置的岗位。不少国内运动员都有从小惯出来的体制病,荣誉要、广告代言要、编制也要。当然,这种功利心与举国体制的功利心可算是“双向奔赴”,有多少没拿到奥运冠军的运动员最终穷困潦倒(关于这一点,从当年的经典报道《举重冠军之死》到近年来的吴柳芳风波,都是实证),就有多少既要又要的贪婪。

刘翔的委屈,未来必然会招致舆论的两极分化。

支持他的人会以传统的“国家不能亏待有贡献的运动员”为出发点,不过“有贡献就优待”的说法在我眼中离文明还很远。这就好比许多人说起文革,就慨叹“那么多学者被折磨致死,真的太可惜了”,还有更极端的,会说“文科类的也就算了,那么多理工科的学者都死了,太可惜”,这都是反人类思维模式,文明人的观点应该是“任何人无辜受到权力戕害,都是不可容忍的”。再说了,国家不能亏待的人多了去了,多少人还不是只能拿每月一两百块钱退休金吗?

不支持刘翔甚至将之反噬的人也会很多,比如那些苦求上岸的年轻人。他们想编制都想疯了,你刘翔居然一直拿着编制不放,还挂名不干活(即使没拿机关单位工资奖金,但新一代小将会自动忽视这一点),这不是现成的阶级敌人吗?以这几年的舆论走向,刘翔的体制内身份,很可能成为年轻人们抨击的目标。因为越想上岸的人,就越会自然而然维护体制,维护编制的“神圣性”。一个退役运动员拿着高额代言却守着体制内身份还跟体制翻桌子,无疑破坏了这种神圣性。

news.ifeng.com 可访问媒体 GreatFire 检测记录 ↗ 2026-08-29 阅读原文 ↗

刘翔和中国体育,同时面临“二选一”

文/刘亚东

2026年8月26日,43岁的刘翔在微博上贴出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抛出一个看似个人的问题:“在线等,碰到个难题——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

刘翔微博发文(图源:网络)

刘翔微博发文(图源:网络)

当晚上海体育局回应:刘翔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8月26日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与他沟通,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刘翔不买账。深夜长文甩出来:“当教练或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全文三次写下“迷茫”,最后补了一刀:“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刘翔微博发文(图源:网络)

刘翔微博发文(图源:网络)

刘翔面对二选一。透过这扇个体命运的窗口,我们能够看见,整个中国体育也站在了二选一的路口。

刘翔的“二选一”是怎么来的

2015年4月刘翔退役后,人事关系保留在上海体育系统,挂任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兼职、不坐班、无行政级别。这一挂,就是十一年,是典型的“在编不在岗”。

2011年,刘翔刘翔被推举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图源:网络)

2011年,刘翔刘翔被推举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图源:网络)

十一年里,他在体制内是个特殊存在。体制也没闲着:商业代言收入分配时,上海体育局和相关方按规则参与分成;人事安置却一拖再拖。这种不对称,是刘翔愤怒的真正来源。

拖到2026年才有了动静,不是上海体育局忽然想起了这位功勋。近年来全国开展编制专项清理,上海体育系统被巡视点名,要求梳理在编不在岗人员。刘翔遇到的,不是针对他个人的“卸磨杀驴”,而是“吃空饷”和“在编不在岗”专项清理推进到收尾阶段,他恰好是上海体育系统最有名的那个“存量”。

中国体育的“二选一”:金牌政绩还是全民体质?

刘翔的个人困境,折射出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问题。

从2026年中央部门预算账本看,中央本级体育训练专项支出,高达群众体育公共支出的30倍以上。

这只是中央本级的盘子。加上地方财政配套、体育彩票公益金、企业赞助和各种隐性补贴,竞技体育的实际投入规模与群众体育的差距会更悬殊。1995年起,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拿出本级彩票公益金的40%用于奥运争光计划——也就是说,每一个买彩票的人,都在为夺金机器贡献子弹。

网上一度流传“一枚奥运金牌成本7亿”的说法。2008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亲自驳斥过,说这种说法“荒诞不经”。真伪姑且不论,中央本级体育训练经费是群众体育经费的30倍以上这个反差,比任何估算都来得硬。

图源:国家体育总局2026年部门预算

图源:国家体育总局2026年部门预算

巨大的资源倾斜,换来了奥运赛场上的奖牌满堂,却没能同步兑现全民体育的民生红利。一组数字对比刺眼且真实:据相关研究,美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约16平方米,日本高达19平方米;而中国截至2024年12月31日,刚刚突破3.0平方米——二十多年扩容近5倍,但差距依然显著。

如果把更多的体育支出用到增进全民体质上,岂不更好?普通百姓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很少想到,国家花的这些钱,本来可以给他的孩子修操场、给社区建球场、给基层中小学配齐体育老师。

金牌代表了一些东西,但代表不了那么多

中国人对金牌的追捧,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从“东亚病夫”的屈辱到许海峰的第一枪,从洛杉矶奥运的崭露头角到北京奥运的金牌巅峰,金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是国家崛起的刻度、民族自信的燃料。这种情感真实而珍贵,不应该被轻率否定。

但问题是,金牌从“证明”变成“执念”,从“目标”变成“拜物教”,边际效益就在递减。

不难看到,许多群众基础薄弱、百姓参与度极低的小众项目,我们的运动员依托举国体制的资源堆砌,依然能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摘金夺银。

金牌能代表竞技水平,代表不了国民健康;能代表国家在某项运动上的投入强度,代表不了这项运动的群众基础;能代表一时的荣耀,代表不了可持续的体育生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观念该转变了。

东德的镜子和日本的转身

前苏联和东德的运动员拿了很多奖牌。结果怎么样?

东德,1600万人口,1968至1988年间以东德国家奥委会名义独立参加夏季奥运会,共斩获519枚奥运奖牌,其中192枚金牌。按人口平均计算,是美国的13倍。

两德统一后解密的文件显示,国家通过代号“国家计划14.25”的计划,系统性地让约1万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许多人毫不知情;直接涉案600多人,间接涉案3000多人,许多运动员退役后罹患癌症、肝病变、不孕以及一系列心理疾病。

东德女子铅球运动员海蒂·克里格因被迫服用过量激素,最终选择接受变性手术(图源:南方都市报)

东德女子铅球运动员海蒂·克里格因被迫服用过量激素,最终选择接受变性手术(图源:南方都市报)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37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二;翌年,柏林墙倒了。金牌辉煌与体制崩塌,在时间上如此贴近,不能不引人深思。

当然,一个国家的兴衰不能用体育单一归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东德在举国体制下的金牌辉煌,是建立在压制民生、扭曲资源分配、甚至践踏运动员健康的基础上的。它是那个“无视个体”逻辑在体育领域的映射,而不是值得艳羡的范本。

日本走过另一条路。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斩获16金5银8铜,是其奥运史上最佳战绩;此后日本将战略重心从竞技体育转向大众体育,足球、排球、羽毛球、篮球等国民联赛相继建立,体育深度融入国民生活。代价是竞技成绩有所回落,但换来的是国民体育人口的大幅提升。

德国统一后,竞技体育成绩也下滑了,但全国有9万多个体育俱乐部、2700万活跃会员。体育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培育老百姓的身体,而不是培育国家的颜面。

改革已经在路上

2026年7月,《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后正式发布,提出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畅通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有序开放办队权、办赛权、参赛权。国家体育总局进一步明确: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动竞技体育向多元共治的开放生态转型。

这些举措不是取消竞技体育,而是重构投入的优先级,让金牌的产生机制与国民体质的提升机制同向而行。

中国体育的新型举国体制,应该找到自己的第三条路:政府定标准、保基本、抓备战、管公平,同时打破封闭备战模式,用央地协同与市场化资源配置,为职业体育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基石。

两个“二选一”

刘翔的二选一,关乎一个功勋运动员的余生体面。

中国体育的二选一,关乎14亿人能不能有地方跑步、有场地打球、有机会享受体育本身的快乐。

前者是一道迟到了十一年的行政选择题,后者是一道关乎体育强国真正底色的时代必答题。《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经给出了方向——人均体育场地4平方米、经常锻炼人口40%、国民体质优良率31.1%。

这些数字,不会出现在奥运金牌榜上。但它们比任何金牌,都更接近体育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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