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欣：从更高的维度来看，这并非一次突袭式发难，而是过去十余年欧盟内部经济积弊，叠加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下滑压力下酝酿的一场“阳谋”。
欧盟的不安全感这些年正在明显增强。
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6年度盟情咨文中，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定义为一个“临界点”（tipping point）。她指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每天10亿欧元”，所谓“第二次中国冲击已然发生”。随后她更明确表示，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中欧贸易重新平衡，并强调“光说不够，行动更重要”。
欧盟对华贸易冷热战似乎正在蓄势待发。
从更高的维度来看，这并非一次突袭式发难，而是过去十余年欧盟内部经济积弊，叠加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下滑压力下酝酿的一场“阳谋”。
笔者曾经在2019年的文章《欧盟对华日趋强硬的背后》中明确指出：“无论中美谈判走向如何，无论中国的对欧对美政策如何平衡，欧盟对华战略的‘强硬化’是不可逆转的。”
反观今日，欧盟面临的是一个比七年前预想更加复杂的挑战：随着AI崛起、跨大西洋关系松动以及俄乌局势持续恶化，可以说内外不断扩大，摩擦力也在不断积蓄。对此，欧洲社会却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逻辑闭环：对内，责任更多被归结为201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在移民、能源、福利等问题上的错误选择或者不作为；对外，则归咎于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带来的贸易和产业竞争压力。
如果说过去四年欧洲政策的主要外部发力点集中在俄罗斯，那么从2025年以来，一系列针对中国贸易、产业与经济安全的政策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但，这是否意味着中欧贸易战将会一触即发？欧洲市场是否会对中国企业就此关闭？欧洲政治右转对于中国企业出海究竟有多大影响？面对一个正在重新定义“开放”的欧洲，中国企业又该做何种预判？
本文试图基于笔者十五年来对欧洲市场的近距离观察，重新梳理这一轮欧盟对华政策变化背后的底层逻辑，并为出海和投资欧洲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些战略思考。
欧盟看中国的方式正在改变
理解今天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首先需要看到两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欧洲看到的“中国”变了，欧洲企业在中欧产业关系中的角色也变了。
过去，中国对于欧洲企业而言，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和低成本制造基地。欧洲企业掌握研发、技术、品牌和标准，中国则更多承担生产和供应链角色。
如今，这种关系正在被改写。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逐渐变成全球重要的科研、工程和自主创新中心。与此同时，欧洲企业在越来越多产业中的位置，也从过去的主导者变成参与者，再变成直接竞争者；在部分产业中，甚至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这才是今天欧洲焦虑的真正来源。
2025年，欧盟对华出口约1996亿欧元，自中国进口约5594亿欧元，贸易逆差接近3600亿欧元。冯德莱恩所谓每天10亿欧元的对华贸易逆差，表面上说的是贸易失衡，背后真正反映的却是中欧产业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个转变，是欧洲解释中国竞争力的底层逻辑变了。
过去欧洲对于中国制造崛起有一套相对自洽的解释：中国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纺织、日用品等欧洲主动退出的低附加值产业，背后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制造。这种分工甚至符合欧洲利益——欧洲掌握研发、技术、品牌和高附加值环节，中国提供低成本生产。
但当中国企业开始进入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机器人等过去由欧洲占据优势的产业时，这套解释失效了。欧洲给出的新解释越来越集中于两个词：补贴和不公平竞争。
问题在于，如果今天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产业集群、快速迭代和规模效应，那么把竞争力主要归因于补贴，就可能导致另一个误判：
对竞争对手的错误诊断，最终会变成对自己的错误药方。
汽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24年欧盟对中国纯电动车（BEV）加征反补贴关税，但并未覆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到2026年3月，PHEV已经占中国品牌欧洲销量约30%，较一年前约15%几乎翻倍。从而导致9月16日欧盟主动发文要求中国主动限制混动对欧出口。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原委，确实很难把这一增长简单归因于关税，但BEV关税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PHEV在欧洲市场的相对吸引力。这恰恰说明，在技术路线快速变化的产业中，政策往往在解决昨天的问题，而企业和市场已经开始回答明天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认知偏差正在影响欧洲自己的产业政策。由于欧盟认为中国企业的优势主要来自补贴，所以给出的药房也是增加补贴。
Northvolt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作为欧洲打造本土电池产业链的旗舰项目，这家公司成立后累计获得的股权和债务融资一度达到约150亿欧元，背后既有大众、宝马、高盛等产业和金融资本，也有欧洲投资银行、德国KfW等公共金融力量。但在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本之后，Northvolt仍未能解决量产爬坡、良率和成本等核心制造问题。2024年11月申请美国破产保护时，公司申报债务约58亿美元，账上现金却只剩约3000万美元，最终于2025年在瑞典申请破产。
这个案例真正值得欧洲反思的，并不是“该不该补贴”，而是：资本可以买来厂房和设备，却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买来供应链、工程经验、良率和规模制造能力。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光伏领域。西班牙正在以约2亿欧元非可偿还补贴支持Sunwafe建设大型硅片产能。问题并不是欧洲应不应该发展自己的光伏产业，而是有限的公共资源究竟应该用于重新复制亚洲已经形成巨大规模优势的成熟产业链，还是更多押注可能决定下一轮竞争格局的新技术？
当下欧盟面对的挑战，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
时间紧，是因为欧洲正在追赶；任务重，是因为国防、能源、AI和传统工业同时需要投入；资源有限，则意味着欧洲已经没有太多空间在产业战略上反复试错。
所以，今天欧洲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许并不是如何消除每天10亿欧元的对华贸易逆差，而是为什么欧洲自身的产业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贸易逆差是“果”，市场份额下降也是“果”。因此，笔者认为，真正走到“临界点”的，是欧盟自身的治理模式、经济发展范式以及科创路线。
毕竟，监管能力不等于科技战略能力，补贴能力也不等于产业竞争力。
极右翼上台，会让欧洲对华政策“翻篇”吗？
欧洲政治正在快速右转。
2026年9月，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获得约44%的选票，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并逼近单独过半。与此同时，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只剩半年多时间，勒庞在近期多项第一轮民调测试中获得约三分之一的支持率，明显高于传统建制派候选人。
这也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开始关心一个问题：如果极右翼进一步进入欧洲核心国家的执政中心，过去几年不断收紧的欧盟对华政策会不会因此“翻篇”？欧洲的宏观商业环境是否会发生根本改变？
毕竟，欧洲右翼政党并不天然意味着“对华更强硬”。在俄乌战争、能源政策、绿色转型、产业保护以及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部分右翼民粹政党与当前布鲁塞尔的主流政策存在明显分歧。因此，从表面上看，欧洲政治版图改变，似乎也可能带来对华政策的重新调整。但这个问题不能只看“谁上台”。理解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笔者一直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汉堡模型”（如下图）。
布鲁塞尔是上面一层面包，地方、州或者大区是下面一层面包，中间那块肉饼才是国家政府。选举最容易换掉的，往往是中间那块“肉饼”；但真正决定一家企业经营环境的，却是整个汉堡。
今天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决定；贸易、竞争、数字监管以及大量市场准入规则已经高度欧洲化；税收和大部分公共支出仍然掌握在成员国手中，但财政政策受到欧盟共同规则约束；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又在土地、基础设施、就业、产业集群和具体投资落地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形成了欧洲一个非常特殊的现实：选举越来越国家化，但经济治理却越来越多层化。所以，极右翼上台当然可能带来变化：最先改变的通常是政治语言，其次可能是移民、福利、能源、气候和产业保护政策；但要进一步改变统一市场、竞争政策、贸易规则、欧元体系以及大量已经欧洲化的监管制度，则要困难得多。
德国尤其如此。德国经济早已深度嵌入欧盟统一市场和中东欧供应链。德国超过一半的商品出口流向其他欧盟成员国，汽车、机械、化工等核心产业更是横跨多个成员国布局。因此，即使德国国内出现更加强调国家主权，甚至质疑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力量上台，但要想真正重新切割现有经济体系的成本依然非常高，也是一个执政党很难去承担的。所谓换一块肉饼容易，重新做一个汉堡很难。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中国企业没有必要因为欧洲一次选举结果，就重新制定一次欧洲战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政治变化最终会停留在哪一层？
如果只是竞选喊口号，影响可能有限；如果进入成员国的税收、能源、移民和产业政策，企业就需要调整经营策略；而如果最终通过成员国博弈进入布鲁塞尔，并转化成欧盟层面的公共采购、投资审查、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规则，影响才可能真正覆盖整个欧洲市场。
换句话说，欧洲政治右转值得重视，但“政府换届”和“政策翻篇”是两回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与其不断猜测欧洲下一届政府是谁，不如先弄清楚：谁真正制定规则，谁掌握资源，谁决定项目落地，以及哪些利益关系不会随着一次选举而消失。
这也引出了下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如果政治没有让欧洲突然“关门”，那么过去几年越来越密集的贸易、采购、补贴和投资限制，又意味着什么？欧洲市场究竟是在关闭，还是在重新定义开放的条件？
欧洲市场正在关闭吗？
欧洲市场的门没有关，也不会管，但“门票”正在变。
过去很长时间，欧盟对于“欧洲制造”虽然存在政策偏好，但更多隐藏在环保标准、产业补贴和公共采购的具体规则之中。只要企业满足欧盟共同标准，无论来自哪里，原则上都可以进入统一市场参与竞争。如今，这种隐晦正在逐渐消失，“Made in Europe”正在从潜台词走向台前。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政策所覆盖的产业边界正在迅速扩大。2025年，欧盟首次正式动用国际采购工具（IPI），将中国医疗器械作为公共采购限制的对象；到了2026年，《工业加速器法案》（IAA）进一步把钢铁、铝、水泥、汽车以及电池、储能、光伏、风电等净零技术纳入“Made in EU”及低碳要求的政策框架，而且未来还可能扩展到化工等更多能源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欧盟又通过钢铁和金属行动计划，以及电池、光伏、清洁氢、关键原材料、半导体、核能和海事制造等一系列产业联盟，将公共资金、采购、供应链、技术研发和本土制造逐渐串联起来。
如果把这些政策放在一起看，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欧洲产业生态圈”正在形成。过去欧盟对于本土制造的支持更多是藏在环保标准、补贴政策和公共采购规则中的隐性偏好；现在，“Made in Europe”正在从潜台词走向台前。2026年9月欧委会提出的新《公共采购法案》甚至明确引入“欧盟制造优先标准“（European preference criteria）。换句话说，欧洲政策正在从保护某几个受到冲击的产业，转向更系统地回答一个问题：欧洲的公共资金、公共采购和统一市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优先服务于欧洲自己的产业链？
事实上，早在2019年，笔者就曾判断，欧洲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将是“不点名、不明确针对”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审查不断加强，并围绕本土企业和战略核心产业制定更多防御性政策。七年以后，这种变化已经从当年的政策趋势，逐渐变成一套制度化工具箱，欧洲的产业政策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过去更多是在问“你的产品是否符合欧洲规则”，现在则越来越多地问“你为欧洲留下了多少价值”；过去管理的是“产品从哪里来”，未来越来越可能管理“产业链在哪里”。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错位：欧洲目前最有力的政策杠杆仍然集中在公共资金和公共采购，而新一代中国全球化企业却越来越多直接面对消费者、工业客户、企业客户、经销商和企业车队，对政府订单和公共补贴的依赖相对有限。因此，限制公共采购当然会对医疗设备、铁路、基础设施等高度依赖政府订单的行业产生直接影响，却很难依靠这一道政策闸门关闭整个欧洲市场。
真正值得中国企业警惕的，是这种“欧洲优先”的逻辑会不会进一步从公共市场向私人市场溢出。一旦“Made in Europe”、本地化要求和供应链安全标准进一步影响银行融资、保险、大企业采购乃至私人供应链，其影响就会远远超过今天的一项关税或者一场公共采购。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市场今天真正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开放”或者“关闭”，而是从“你能不能卖到欧洲”，转向“你以什么身份留在欧洲”。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用市场准入，换产业链落地；用欧洲市场，换欧洲价值。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的产品能不能卖进去”；今天则必须再问一句：“我的到来，究竟能给当地留下什么？”欧洲市场没有消失，但那个只需要把产品卖进欧洲，就可以完成“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悄然谢幕。
中国企业需要从“门户国家”转向“利益生态”共荣
如果欧洲正在重新定义开放的条件，那么中国企业的欧洲战略也需要随之改变。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经常寻找所谓的“门户国家”：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曾经承担过这样的角色；近年来，匈牙利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企业进入欧洲的重要落脚点，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吸引中国制造业投资。这套策略过去非常有效：找到一个政治关系稳定、投资政策友好的国家，以此作为进入欧洲统一市场的支点。
但今天，这个逻辑已经不够了。原因很简单：政府会换，但企业不能每四年重新出海一次。今天欢迎你的政府，几年以后可能已经不在台上；今天给予的政策承诺，下一届政府也可能重新评估。尤其是在欧洲政治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把一项长期投资过度绑定在某个政党、某届政府甚至某位政治人物身上，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所以，中国企业欧洲战略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从寻找“门户国家”转向建立“利益生态”。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中欧产业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谁依赖谁”。一方面，汽车、传统机械正在经历国产替代，欧洲对华出口下降；另一方面，在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少数领域，中国仍存在关键节点依赖。但，笔者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两种关系：一是创新药、智能汽车、电池正在出现反向创新，中国研发和技术开始进入欧洲企业的全球产业链；二是在机器人、工业AI、自动化等领域，则已经进一步走向了深度融合——中国技术与欧洲的工业场景、品牌、渠道和工程能力的重新整合。
尤其是智能驾驶、AI和机器人，它们与传统商品不同，很难简单地把一个“中国版本”搬到欧洲。智能驾驶需要适应欧洲道路、数据和监管体系，工业AI必须进入欧洲企业真实的生产流程，机器人也必须与当地工厂、医院、物流和养老场景结合。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技术越智能，反而越需要理解本地。未来中国企业真正输出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而是一种集合各方优势的能力以及引领科技风潮的领导力；真正的本地化，也不只是“Made in Europe”，而是逐渐做到 Innovated with Europe。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至少需要完成三个转变：
首先，从“投资落地”走向“利益绑定”。建厂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当地员工、供应商、大学、研发机构、银行、物流企业和行业协会逐渐进入企业的利益网络。中国企业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我在欧洲投资了多少钱”，而是“有多少当地经济活动因为我的存在而产生”。本地价值创造得越多，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利益绑定就越深，抵御政治周期的能力自然也越强；
第二，从“政府关系”走向“社会融入”。欧洲真正影响企业长期经营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远不止政府。地方议会、工会、行业协会、媒体、大学、社区和客户，都可能影响一家企业的社会接受度。因此，本地化不能只有本地生产（local production），还应该有本地参与（local participation）。中国企业不仅要“在欧洲经营”，还要学会“参与欧洲”——理解当地社会关心什么，参与当地公共议题，与员工、社区和产业伙伴建立跨越选举周期的关系；
第三，坚持“科技领导力+人文关怀”两条腿走路。随着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储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渐进入技术前沿，欧洲市场当然需要看到中企的科技实力，但我们企业也需要避免把全球化变成单纯的技术“秀肌肉”。真正能够建立长期影响力的科技领导者，不仅要回答“我的技术有多先进”，还要回答“我的技术最终为谁服务”。这意味着，在展示技术、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同时，也要更加主动地关注技术进步背后的“人”：能否降低普通家庭的能源和出行成本，能否改善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能否让自动化和AI带来的效率红利更广泛地进入社会。科技领导力决定一家企业能够走多快，人文关怀则决定它能够走多远。对于真正希望扎根欧洲的中国企业而言，二者缺一不可。
归根结底，本地化越深入，企业面对政治周期的抗周期能力越强。说到底，流水的是选举政府，铁打的是利益生态。想要深耕欧洲市场，不仅是要被接受，更是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