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AI發展迅猛，對全球、國家、社會與個人等各層面涉入日深，可謂無遠弗屆、無所不在。但有一個發展趨勢值得注意，即在AI倫理、AI治理與認知科學等領域，對中國哲學和佛教思想的興趣正在明顯增加。尤其是當西方傳統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與競爭論等不足以處理AI的關係性、整體性與長期風險時，東方思想開始被當作一種補充與緩和的資源。
這裡有幾個很值得注意的方向。第一是《易經》與AI的關係，《易經》強調的不是靜止的實體，而是「變、關係、情境」。這恰好與現代AI愈來愈重視的動態系統、複雜系統、概率判斷有某種結構上的呼應。2021年Springer出版的《Intelligence and Wisd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ets Chinese Philosophers》就已經開了風氣之先，該書專門收入了《易經》宇宙論與AI的討論，同時也討論儒家、道家和佛教如何重新思考人與AI的關係。
第二是道家特別受到關注。因為《道德經》講「無為」「自然」「知止」「不爭」，與當前AI追求無限擴張、無限優化、無限控制形成很有意思的反差。2026年《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甚至專門討論AI與道家哲學，提出「無為」「自然」「和諧」「節制」可以成為AI倫理的一種替代性框架。這其實非常重要，因為至今的AI思維往往強調如何強化AI的能力，而道家的內涵卻是要將AI從「能力」轉向「節制」。這對於未來AGI的治理非常有價值。
第三是佛教。佛教近年來在AI倫理討論中受到相當關注，尤其是「緣起」「無我」「慈悲」「正念」這些概念。2026年已有研究直接討論如何把佛教的心性論作為AI倫理架構的一部分；另有研究將佛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一起用於比較AI治理模式，尤其「緣起性空」與AI的關係其實非常接近。
例如AI本身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獨立存在」：AI能力 = 資料 × 演算法 × 算力 × 人類回饋 × 社會環境。少了其中任何一個條件，它都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AI，比如佛家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確實可以提供一種理解AI的關係論視角。
第四，儒家可能對未來AI倫理更加實用。西方AI倫理經常從「個人權利」出發，例如隱私、自主、自由、公平；儒家則更強調「關係」—父子、師生、官民和社會等。因此有人開始研究仁、禮、信、恕等概念如何用於AI教育與AI治理。2026年的研究就已經把儒家「修身」與大型語言模型（LLM）的教育倫理聯繫起來。
綜上所述，若逐漸增加上述東方元素，來導引人、AI、社會與自然，形成一種和諧共存的關係，可以日益優化當前歐美如何強化與控制AI的模式。如果把筆者正在推動的「臺北寰宇AI倫理學會」的核心宗旨「儒釋道與AI倫理」進一步理論化，甚至可形成一個四層框架：
易經—變： AI如何理解動態世界。儒家—仁： AI應該服務什麼樣的人際社會。道家—止： AI什麼時候應該克制、不作為。佛家—空： AI如何避免把模型、概念和自我視為固定實體。
這其實已經可以形成一套相當有特色的「中華文化AI倫理模型」，這並不是憑空提出的概念，而是正可引導當前國際AI學術研究並與之對接的利基。